唐宋时期的商业思想与政策探析
中图分类号：F7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5）01-0083-03
一、文献综述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商业的高度繁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商业规模、经营品种、经营方式以及商人数量等较之于前代都有很大发展。林燕认为，“唐宋时期的商业，是我国商业发展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发展高峰。”[1]唐代文学家崔融曾将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国内水运情况如此描绘：“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唐朝史家杜佑也描绘了当时繁荣的陆路交通：“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夹路列肆待客，酒馔丰溢。……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发达的水运必然反映商业的兴盛。对此，杜甫在《忆昔》中也作了生动描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至两宋时期，商业较唐代亦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较先进的商业经营方法如预买与赊卖已相当普遍。《东京梦华录》及其他关于两宋京城经济生活的书籍很好地反映了当时商业的繁盛情况。
与繁荣兴盛的商业相适应，唐宋时期的商业思想与商业政策亦随之发生了变化。林燕、孟建伟认为，唐宋时期的朝廷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建立新的财政体制、制定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方略上，而这一时期的商业思想研究与商业实践相比，显得有些薄弱，不过他通过对北宋文学家苏轼的商业思想的挖掘和分析，阐释了苏轼反对国家过分抑制商业的思想。[2]吴慧在其著作中也重点分析了汉代以后为数不多的具有抑商思想的政治家之一――刘晏的商业思想，认为，刘晏“思想上属经济干涉主义的范围”，但又“并非单纯的重官商抑私商，而是主张在发展官营商业的同时，又注意发挥私营商业正当经营的积极性，以保持流通渠道的畅通”。[3]魏向远认为，虽然在唐代的贱商观念并没有彻底改变，但总的来看，政府对商业的态度与实行的政策还是较为开明的。[4]到了宋代，更是出现了一批为商人辩护的思想家。例如，南宋时期永嘉学派代表者陈亮认为，商人致富可为国家的经济后盾，若使“富人无五年之积，大商无巨万之藏”，则“国家日以困蹙”。[5]还有叶适，认为抑末“非正论”，抑兼并非善策，主张开阖敛散轻重之权，“富人大贾”应“分而有之”，他们是“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6]徐红总结了两宋时期的士大夫们在商业方面的思想和主张，认为当时的士大夫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商业发展与朝廷财政、甚至国家安危的关系，主张国家采取措施提高商业和商人的地位，并鼓励人们追求财富。[7]戴顺祥、邵兰从专卖榷利制度向经商转变、商税制度化。从扶商政策方面阐述了唐宋时期政府商业政策的变化，认为这一变化促进了国家社会经济的进步，为唐宋时代社会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8]
二、唐宋时期的商业思想
唐代著名的古文学家韩愈认为，人们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并不能由每个人自己生产而获得，而应由农、工、商各行各业的人各尽其力，“以有易无”，即其所谓的“相生相养之道”。[9]他说：“粟，稼而生者也。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10]韩愈肯定了社会分工的重要性，在肯定农业重要性的同时，认为“工以赡其器用”“贾以通其有无”。[11]另外，其还对对外贸易抱有积极态度，认为对外贸易不仅会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在政治上也可收安边、睦邻之效，可使“一边尽治，不相寇盗贼杀”。[12]这同之前的闭关主义显然是不同的。
同时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对当时的经济问题也作过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夫人之蚩蚩，唯利是务”，[13]又说，“苟利之所在，虽水火蹈焉，虽白刃冒焉”。[14]其在诗中亦写道：“日出尘埃飞，群动互营营。营营各何求？无非利与名。”如此看来，当时人们的逐利之心已是非常普遍，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商业的繁盛。白居易推崇《老子》的“我无为而人自化，我好静而人自正，我无事而人自富，我无欲而人自朴”。[15]反对为政者“驱天下之人，责其所无，强其所不能”的做法，强调圣人治国的关键在于“使各得其利”“各适其适”“各得其所”。[16]
至宋代，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已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商业空前繁荣。北宋时期杰出的经济思想家李?M此时就提出了自己的利欲论，认为人民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是自然的，财利是礼义产生的基础，“夫礼之初，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也”，[17]并公开否定了孟轲“何必曰利”的说教。李?M强调了工商业的必要性，但同时也指出了“虽有工贾，必不甚众”，认为从事工商业的人数不宜太多，他将商人划分为三个层次，[18]主张对“无事而食”者应“抑之”“去之”。[19]
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苏轼也较少受到传统重本抑末思想的影响，将农、工、商视为“养民”必须，“农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贾资焉而通之于天下”。[20]他反对官营工商、与民争利，反对抑制民间工商业发展的“困商之政”，并提出了许多护商、利商的措施和建议。[21]例如，他曾说：“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后期而取值。多方相济，委曲相通，信称之息，由此而得。”[22]另外，当时亦有抑商思想的王安石也主张“榷法不宜太多”，认为官家“若鼓铸铁器，则必与汉同弊”。 三、唐宋时期的商业政策
与繁荣兴盛的商品经济和重视商业的商业思想相适应，唐宋时期的商业政策亦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
首先是由政府专卖变为注重征商。专卖制度始于管仲在齐国推行的“官山海”政策，即实行盐铁官营。[23]至西汉时，盐、铁和酒都被列入了国家垄断的专卖范围。到唐代刘晏进行改革时，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强制干预变为经济管理，在榷盐工作中实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运营模式，从以商人为打击对象转变为在一定程度上把商人变成国家推行改革的助手。在宋代王安石变法中，亦对榷茶问题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主张官收茶税，“民自贩运”。另外，《市易法》也规定，市易务招募原来的行铺和牙人，充当市易务的行人和牙人，市易务的监官和勾当公事官，除了国家委派的官吏外，有一部分可由商人担任。[24]
其次，唐宋时期商业的繁荣还表现在政府对商税制度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唐代设置了专门课征商税的机构――商税场，这也表明了国家承认和保护私营商业的倾向，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至宋代，商税征收已成为一项国家经济政策。商税场务机构及其管理系统较唐代也进一步完善起来，“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一套完备、严密的税商机构。[25]
另外在对外贸易方面，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就在广州设有市舶使，鼓励对外贸易。韩愈曾描绘当时的场景为“外国之货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26]到北宋开宝四年，又设市舶司于广州，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等地设立市舶司，同时注重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来中国之外商人数史无前例，市舶收入已成为宋代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此可见当时政府对对外贸易、对商业发展的重视。
四、结语
综观唐宋时期的商业思想与商业政策，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一时期繁盛的商业催生了重视商业合理发展、保护商人合法权益的商业思想，这又引导政府制定一系列的商业政策，而这一系列支持商业发展的政策又反过来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达到了政府增加财政收入、解决社会矛盾之目的。如此看来，“商”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之一，在国民经济中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工、商三个经济部门都是社会所不可缺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