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干将黄日葵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研究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3-0096-03
黄日葵是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员干将，也是广西籍的第一个共产党员，被称作“广西共产主义运动的启明星”，身份特殊，影响重大。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学术界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研究，往往偏向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李达等一批人，而对黄日葵的研究甚少。在已有的成果中，多是对黄日葵生平的一般介绍和强调他是广西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人方面，而对他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却缺乏研究。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既有利于丰富和完善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研究，也有利于深化对广西党史的研究。
一、黄日葵的生平简介
黄日葵，号“宗阳”，又名“黄野葵”、“黄一葵”，也曾化名“陈亦农”，1899年6月23日出生在广西桂平一个书香之家。黄日葵自幼聪慧且勤奋好学，1916年秋在桂平初中毕业后自费到日本留学。1918年5月，黄日葵为抗议段祺瑞政府欲与日本订立出卖中国主权的《中日共同防敌协定》而与一千余留日学生愤然罢学回国。1918年秋，黄日葵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五四运动期间，黄日葵是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积极走在运动前列。1919年7月，他加入李大钊等创建的少年中国学会，并利用这平台积极宣传革命思想。1920年3月，李大钊与黄日葵、邓中夏、高君宇等人秘密组织发起“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黄日葵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接着在1921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夏，黄日葵大学毕业后，留在北大英文系当助教一年半。1925年夏秋之际，南方革命蓬勃发展，黄日葵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到达广东工作，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秘书。1926年8月，黄日葵被派回广西，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政治部副主任，这时他在党内的身份是中共广东区委驻广西特派员，全面负责中共广西地下党的一切工作。在黄日葵的领导下，广西反帝反封建运动迅猛发展，桂系集团害怕他们的大本营被“赤化”，于是派遣黄日葵率领慰问队到北伐前线去慰问将士，将其“礼送出境”。1927年4月，黄日葵率领的慰问队到达安徽芜湖后被桂系集团以借口解散，黄日葵转赴上海，随后被派到武汉李品仙的第八军担任政治部主任。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黄日葵等多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右派通缉，黄日葵遂来到江西南昌。在南昌，黄日葵与周恩来、朱德、贺龙、刘伯承、叶挺等人组织发起“南昌起义”，打响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第一枪，起义后黄日葵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宣传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后来，起义军退出南昌转达广东汕头一带，10月间起义军遭受敌军的袭击被打散，黄日葵遂离开汕头经香港回到上海。在上海，黄日葵碰到当年他到四川讲演时认识的姑娘文质彬，两人相遇后开始恋爱，不久便在上海结婚。婚后不久，黄日葵被反动派逮捕入狱，党组织通过田汉同志将其保释出狱。出狱后，黄日葵于1928年秋离开了上海东渡日本，继续从事地下活动。1929年11月，黄日葵再次被日本政府逮捕入狱，在狱中他遭受电刑摧残，非人的折磨使他的身体情况每况愈下。1930年1月，狱中的黄日葵由于病危得到了保释。出狱后的黄日葵染上了胃病，在日本朋友的帮助下，他到医院医治了一个月，病情有所好转。不久，黄日葵便被日本政府勒令出境，又回到上海。回到上海后，黄日葵带病坚持工作，病情越来越重，后来发生胃溃疡病穿孔，在医院救治无效，于1930年12月20日病逝，终年31岁。
二、黄日葵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途径及方式
黄日葵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途径及方式具有多样性，主要的有以下几种：一是通过进步期刊及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在黄日葵的一生中，他参与创办的期刊有多种，例如《国民》《少年中国》《桂光》半月刊等。在领导广西党组织工作时，他又指导编辑出版了《士兵生活》周报以及《革命之花》等报刊，这些刊物都是宣传革命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而他本人也在各种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或写或翻译的介绍马克思主义或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某个重大问题的文章，例如1919年2月发表在《国民》上的《亚东永久和平之基础》，1919年3月发表的《西藏与中英》，1919年11月发表在的《新村之说明》及《妇女问题评论》，1920年4月在《少年中国》上发表的《最近英美的劳动运动》，1920年6月在《国民》发表的《四种妇女运动》，1920年8月在《少年世界》上发表的《各国妇女运动史》，1921年4月在《少年中国》上发表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小史》译文，1923年11月在《新民国》杂志第1卷第1号发表的《记晚近英国妇女的参政运动》，1922年6月与邓中夏、李大钊等共同署各发表在《少年中国》上的《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1924年8月在《政治生活》发表的马克思的《民主革命与工人》译作等等，这些文章为介绍社会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是通过演讲或政治报告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3月，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下，黄日葵、邓中夏、许德晰等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这个演讲团多次下到平民间开展反帝反封建、民主自治、普及科学知识等方面的演讲，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1921年7月，黄日葵、邓中夏被邀请到四川重庆持续做了一个多月的演讲，演讲过程中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黄日葵到广东、广西工作后，也做了多场演讲及政治报告，黄日葵利用这些机会宣传革命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例如1926年4月到7月间，他就到宣传速成班做过演讲。 三是通过授课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1926年4月到7月间，在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部的讲习所，黄日葵被聘请讲授《帝国主义》和《国际社会运动史》等课程。在“青年训育员养成所”，他也担任了《国际社会运动史》的讲授任务。1926年7月12日到9月4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利用暑假举办“青年夏令讲学班”，黄日葵被聘请讲授《什么是党》的课程。在领导广西党组织工作时，黄日葵经常到广西工人运动讲习所和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去讲课，也多次被请到国民党左派俞作柏任校长的南宁军校去讲课，在这过程中黄日葵也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四是通过交谈宣传马克思主义。黄日葵善于抓住各种机会，宣传革命思想。在与别人交谈的过程中，有机会他就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他经常深入到工人中去、深入到士兵当中去，深入到学生当中去，然后以交谈的方式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宣传党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政治主张。黄日葵拿党的政策教育、影响、感化他们，努力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甚至在回桂平探亲时，黄日葵也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他的表妹蔡碧珩就是在她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日渐觉醒的蔡碧珩积极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和学生运动，为桂平革命运动的发展做了贡献。
三、传播的主要内容
一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介绍与宣传。在《亚东永久和平之基础》（1919）一文中，黄日葵对俄国十月革命给予高度肯定，认为俄国十月革命致使君主政治届入最后一刹那，十月革命胜利后实行的社会主义是一种超越民主主义的制度，将来会长治久安。除了关注俄国十月革命外，黄日葵对欧美日等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给予关注，并做了较多的阐述。在《日本之劳动运动》（1920）一文中，作者描述了日本工人在过去一段时间的罢工运动情况，特别描述了妇女为缩短工时所做的斗争，作者对日本妇女的逐渐觉醒给予极大的赞赏。在《日本青年文化同盟之成立及其宣言》（译作，1920）中，作者提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阐述了社会发展的大致规律。文中描述了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在北欧爆发的社会主义运动情形，“今由马克思之殉教的精神所激起的社会民主主义，也乘资本主义组织最后的卡他土托的大战的机会，掀翻了北欧的天地，而攻击他的资本主义国家”[1]59。在《最近英美的劳动运动》（1920）一文中，黄日葵介绍了英国工人阶级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的情景，“他们所要求的，已经不是赁银的问题，和劳动条件消极的要求了。他们正在提出更根本的要求，向政府资本家为最后的挑战……总想以自己的手段，决定自己的命运。”[1]77并指出英国工人阶级所取的态度和行动，对整个社会世界都将产生重大影响。1921年4月，他在《少年中国》上发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小史》的译文，这篇译文介绍了日本社会主义的各个党派团体以及他们的基本主张以及开展的一些行动，文中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此外，黄日葵还在多篇文章中论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些文章中，黄日葵对工人阶级的逐步觉醒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给予充分肯定。
二是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以及对国家未来发展道路的探讨。对于中国国情的分析，黄日葵在多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现实状况就是内为军阀统治，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1919年2月，黄日葵发表《亚东永久和平之基础》，在文中，黄日葵列举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行径，强烈批判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1922年6月，黄日葵与李大钊、邓中夏等联合署名在《少年中国》上发表《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在文章中黄日葵等人强烈批判了中国军阀政治的腐败黑暗以及帝国主义的罪恶侵略行径，并对中国未来该走的路做了科学分析。文中这样描述中国的现实状况：“我们内受军阀的滋扰，外遭国际帝国主义的胁迫，我们的经济日渐枯竭，生活程度日渐增高，于是人民的生活状况也沦落无已……道德、知识两俱缺乏，这便是今日惰性的中国，也就是今日麻木不仁死气沉沉的社会了。”[1]149面对这种现实，解决的办法何在呢？作者指出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我们唯一解决苦厄的方法实行的方法，是只有引导被压迫民众为目的的政治斗争”[1]150，文中还具体提到政治斗争就是“起来引导民众，打倒军阀和国际资本主义啊！”[1]31此外，文中还提出了在斗争中要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指出“客观的考察中国的实际情形，应该在此时共同认定一定的联合战线unitedfront，用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主义”[1]151。在这些阐述中，作者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宣传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并且阐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广大民众进行革命指明了道路和策略方法。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黄日葵从世界大势出发指出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终达到大同社会，在《亚东永久和平之基础》一文中，黄日葵指出“今后世界之趋势，由民主主义而进为社会主义，更由社会主义再经若干之阶段以抵于大同，固势所必然……今日世界进步之出发点，已远出民主主义旗帜之下，而近在社会主义之峰亦。民主主义今日已有不适文明进化人类生活之嫌”[1]17。在这里他批判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指出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走向社会主义。
三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宣传。1924年8月24日，黄日葵在《政治生活》发表了翻译的马克思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民主革命与工人》，在记者按中他指出这是马克思指示工人们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如何奋斗的方法。译文目的是：“希望工人阶级明白了解对国民革命的责任，不要盲从中等阶级的主张;揭发中等阶级易与统治阶级妥协的性质，使中国平民注意监督民主主义者，不要背弃了他们的利益。”[1]228在这篇译文中，宣传了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提醒：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和斗争后都要防止中等阶级的妥协，在斗争胜利后要防止中等阶级夺取胜利果实，正确的做法就是夺取统治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指出这是工人阶级的责任。在具体的策略上，马克思提醒工人阶级应该抓住每一个机会向中等阶级提出自己的要求。中等阶级若要组织政府，工人阶级则要提出各种保障，为保障斗争胜利后争到统治权，工人阶级必须武装组织起来以保卫胜利果实。如果不能这样，就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警备队，同时迫使政府采用带几分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文章的最后指出工人阶级不能受中产阶级的迷惑而应该永久地和中等阶级战斗。 四是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宣传。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提到妇女解放问题，黄日葵对这个问题也做了诸多阐述。1919年9月，他在《国民》杂志发表《妇女问题评论》，文章驳斥了胡适的分步实施论，大力呼吁开放女禁，鼓励妇女为平等教育权利而斗争。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四期妇女专号上，他发表了《何故不许女子平等》，驳斥了反对男女平等、妇女运动的论调，指出还以三纲五常来论事的是一种死书读得太多了的陈人论调，同时用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等科学成果来证明男女平等的观点。在谈到妇女运动问题时，作者指出最要紧的是提倡妇女教育平等，认为教育可以为妇女提供进行斗争的武器和工具，可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在《记晚近英国妇女的参政运动》一文中，黄日葵对妇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妇女运动包含在国民革命运动之内。黄日葵指出“所以国民革命中，是包含各种阶级的运动――妇女参政运动，自然也是各种政治运动之一”[1]158。此外，他还撰写了《四种妇女运动》、《各国妇女运动史》等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多国妇女运动情况，同时指出了妇女解放、妇女运动的重大社会意义。
四、传播的效果
黄日葵短暂的一生中通过各种途径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介绍，还是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和对国家未来发展道路的探讨，抑或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及妇女解放运动的介绍宣传，对提高共产党员乃至广大民众的思想觉悟及马列理论水平做出了积极贡献，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广西革命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五四运动前夕，黄日葵利用《国民》杂志进行的反帝爱国宣传，另外黄日葵、邓中夏、许德晰等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民众间宣传反帝反封建，为五四运动的发起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氛围。1921年7月至8月，黄日葵、邓中夏到四川重庆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演讲，大力宣传革命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动了这个地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黄日葵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的一段时间里，主要从事宣传方面的工作，他经常为社青团团刊《先驱》撰稿并组织编译各种小册子宣传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还亲身到南京、上海、济南等地宣传革命思想，也为提高这些地区革命民众的思想觉悟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也是这期间，黄日葵通过《桂光》半月刊把马克思主义传进了广西，从此马克思主义开始照亮广西。1925年夏秋之际，黄日葵受党的委托到达广东工作，在广东他也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使众多革命同志的思想觉悟和马列理论水平有了提高，对推进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产生了积极影响。1926年8月，黄日葵被派回广西工作，黄日葵利用国共合作有利时机，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广西反帝反封建运动的迅猛发展。离开广西后，黄日葵仍然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样对革命工作的开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