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群众社会教育的实践特色和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3-0103-02
延安时期的群众社会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学习运动，以消灭文盲、改良卫生、移风易俗、劳动教育等为主要内容;以冬学、识字组、剧团等为主要组织形式。其规模之大、覆盖面之广、涉及内容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党在边区构建了一张各种社会教育组织遍及乡村，甚至渗透到田间地头、灶台饭桌的庞大社会教育网络，教育对象几乎涵盖了每一个年龄段、每一种行业、每一个阶层的社会成员，使得失学儿童和成年农民都能学认字、学算账，了解卫生常识、科学种田技术及党的方针政策。正如美国记者冈瑟?斯坦所言：“边区像个巨大的小学校，其中几乎每个人，老老小小都急切地要学习――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教别人。所有一切实际的、具体的、受人欢迎的民众教育办法，能对更多的人起作用，传播知识比学校更有效。”[1]正因为如此，通过社会教育彻底改变了落后现状，使边区呈现出“十个没有”的和谐局面：“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2]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与党在边区的实践创新有着密切关系。因此，考察延安时期社会教育的实践特色，总结经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延安时期社会教育的实践特色
（一）社会教育内容紧扣群众现实需要
任何一种教育形式，只有内容符合教育对象需求、教育方式适应现实环境，才能为群众所接受，才会有效果。边区的现状决定了社会教育必须面向广大劳动群众，必须密切联系实际，必须紧紧围绕群众生产生活，解决最紧迫的现实问题。因此，边区政府按照“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的方针，确定社会教育的内容包括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卫生宣传、移风易俗、劳动教育等。遵循“群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的原则，做到了文化课与社会课、生活课、生产课互相兼顾，文化课有识字、记账、写信、开路条和订生产计划等实用知识;自然课有科普常识等内容;社会课以传播进步思想、移风易俗、道德教育为主;生活常识课以卫生常识、妇婴保健知识、医药知识为主;生产课有施肥、病虫害防治、植棉纺织技术等内容。正因为这些内容与党的中心任务、边区建设和人民需要相结合，群众的学习热情很高，成效显著。
（二）社会教育组织形式符合边区实际
边区的“社会教育是不脱离生产给民众以教育，是一面生产一面学习，学习不妨碍生产的一种教育方式。“[3]其鲜明的实践特色是教育组织形式符合边区实际。基于教育任务繁重、战争形势严峻的现实，党探索创新出冬学、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半日校、民众教育馆、剧团、俱乐部等灵活多样的社会教育组织形式，适应了边区居住分散的环境和老百姓“照顾门户”的需要，而且简便易行、成本很低，学制灵活、形式活泼多样，适应了当时的生产生活方式，既能识字受教育，又不脱离生产，针对性强，发动组织群众容易，且容易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受到乡村民众的欢迎。以“民办公助”形式创办的大大小小的村学，教群众如何种菜、纺织、记账，深受群众欢迎。同时，木刻、戏剧、秧歌剧、社火等艺术形式都成为社会教育的好形式。
（三）教育、教学方法符合边区实际
延安时期的社会教育之所以能够取得成绩，除了组织形式、教育内容适应了边区实际外，还与实行正确的教学、教育方法有着密切关系。边区的教育也充分考虑了群众中文盲率很高的实际问题，确立了“不忙多学，小忙少学，大忙放学”的教学方针，采用了“小先生”、“民教民”、“丈夫教妻子”等方法。尤其是小先生制的推广，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绥德实验小学五年级女学生刘佩珍，先组织一个家庭识字组，教自己的二嫂和邻家的两个女娃，接着又和另一个同学办起了街头识字班，组织30多个娃娃识字。经两个月，其中8人已识500余字，其他娃娃也学会三四百字。在她的带动下，全市很快办起51个妇女儿童识字组，近1 000人参加[4]。由此，小先生制的教学方法在边区开始推广，这种教学方法既适用分散的农村，也适合小城镇，既可以集中组织，也可以在家庭中推行，因而激发了群众的学习热情，并在短期内取得了成效。
二、延安时期社会教育的经验启示
延安时期的群众社会教育活动丰富多彩，展现出了许多生动感人的学习场面，积累了厚实的经验，其中最突出的是将物质、政治、环境、教育、健康等多层面的民生建设内容都融入社会教育中，而且社会教育与其他层面的民生建设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一）社会教育与改善群众物质生活结合起来
延安时期开展社会教育的首要目的是促进生产发展、改善群众生活，破解最紧要的生存问题。因此，社会教育解决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的问题，是一条重要经验。党和边区政府提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社教原则，要求教育厅结合工作需要和各地群众实际编写了《庄稼杂字》《日用杂字》《卫生读本》等实用教材。在具体教育中，坚持学习内容与教育对象需要相结合，如给放牛娃教“放牛”，给卖面粉的教记账方法和“年月日”、“石、斗、斤、两”等重量单位的写法;通过编演如秧歌剧《麻子变工》《务棉》《夫妻开荒》《二流子转变》等，宣传党的富民政策、科学选种知识、精耕细作方法等，宣传变工互助的好处和二流子转变的意义，推广劳模的先进经验等。从而增强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自觉性，激发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引导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二）社会教育与提高群众健康状况结合起来
尽快改善边区落后的卫生状况，改变群众的卫生习惯和推广新法接生，是边区社会教育的一项现实任务。边区政府成立后确立了“预防第一”的卫生工作方针，将卫生宣传纳入社会教育体系中，将学习内容直接和群众生活联系起来，借助遍及乡村的社会教育组织开展卫生宣传教育，号召群众自觉同各种不良卫生习惯做斗争，派大批干部下乡帮助群众树立卫生观念，养成科学卫生习惯。实践证明，针对群众卫生观念淡薄问题的社会卫生教育效果十分明显，它使群众认识到不良卫生习惯是威胁他们生命的罪魁祸首，因而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打井、修厕所、灭蝇灭虱、讲究个人卫生;改造圈棚，实行人畜分居，经常洒扫院落，开始注重环境卫生。同时，举办卫生冬学，利用民教管、卫生干部、妇女干部下乡等办法，宣传新法接生和妇婴保健知识等，也是边区的创新之举，为改变边区婴幼儿死亡严重、妇科病、各种慢性病、传染病严重的落后卫生现状，大大提升边区民众的健康状况。
（三）社会教育与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结合起来
延安时期开创了将教育内容融入群众文化活动中的社教方式，通过戏剧、秧歌、道情、版画、黑板报等群众文艺形式移风易俗、改造二流子、普及科学常识，既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又传播了新观念、新知识。实践证明，以群众文艺的形式开展社会教育，是文化生活匮乏的边区民众最欢迎的形式，在提高群众卫生观念和科学素养、移风易俗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足迹遍及乡村的秧歌队，在推广互助组、变工等有效生产方式，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提振精气神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戏剧也“是社教的最好工具，不论抗战动员、改良社会风俗、提倡教育，它都是有力的宣传武器”[5]。可见，以群众文艺的形式开展社会教育，达到改善群众健康状况，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双重目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
（四）社会教育与营造和谐民生环境结合起来
在延安时期社会教育的丰富实践中，党和边区政府创造了一种以乡规民约开展社教的新方式，将社会教育与乡村社会变革、营造和谐民生环境结合起来。以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的乡规民约，如：“不吸烟，不赌钱，人人务正，没个懒汉。不吵嘴，不撕斗，邻里和睦，互相亲善。识字班，好好办，不误生产，又把书念。好公约，要实现，谁不遵守，大家惩办。”[6]告诉老百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同时，通过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形式，如，社火《放脚》《读书识字》以及《买卖婚姻》《小姑贤》《算卦》《回娘家》等秧歌剧、戏剧来宣传移风易俗，让群众在享受文化娱乐生活的同时，接受深刻的社会教育，从而，自觉抵制封建迷信思想和各种陈规陋习，树立新观念，改变生活方式。此外，将社会教育与改造“二流子”等社会寄生群体结合起来，也是延安时期创造的社教经验。通过社会教育，督促和帮助二流子务正，迎合了群众对二流子深恶痛绝、渴望安宁社会环境的心理，因而广大群众纷纷加入其中。二流子改造成功，改变了他们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形象，既为边区增加了劳动力，又净化了社会空气。也正是在劳动教育推动下，使得劳动光荣的观念深入人心，热爱劳动、努力生产，成了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准则。
以社会教育的方式破解困扰人民生产、生活的一系列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举。延安时期创造的不拘一格、活泼多样的社会教育形式，完全打破了正规学制意义上的思想束缚，一切以民生需要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因而收到了显著的社会民生效应，不仅提升了民众的文化素质和健康状况，丰富了群众精神生活，铲除了封建迷信、缠足等陈规陋习，改变边区落后愚昧的社会风气，推动了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将党的执政理念和道德信仰传递给广大群众，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政策、对革命战争、对边区建设的理解和认同感，为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培育积极向上的社会新风尚，为延安时期人民生活改善奠定了良好人文基础，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移风易俗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因此，考察延安时期的社会教育实践，总结历史经验，对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