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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清廷外交政策的失败及其教训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9-03-14

甲午战争清廷外交政策的失败及其教训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完败而告终,除清廷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军事指挥无方等原因外,“以夷制夷”政策及其所导致的外交不作为、乱作为现象,也与战争失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清廷外交不力,助推战争爆发

  外交的失败不是导致战争的必然因素,却能在很大程度上加速战争的爆发。战前,清廷外交事务上一贯懦弱妥协,尤其是在朝鲜问题上,优柔寡断,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日本国力军力日盛,侵华野心膨胀,借机挑起甲午战争。

  1.坐井观天,既不知己又不知彼

  中国封建统治者长期自恃“天朝大国”,终日做着万邦来贺的美梦,一向视日本为蕞尔小国。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运日衰。少数先进分子惊叹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业已放眼看世界,学习西方以图自强,大办洋务以兴军事,庞大的北洋水师也应运而生。但是,“中体西用”的天然缺陷,注定清军与强敌仍不能战,逢战必溃而不自知。同时,包括清朝统治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轻视日本,忽略了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日本在明治维中成功地进行了全方位改革,一跃成为东方强国,制订了侵华的“大陆政策”,并且做好了包括日本皇室成员在内的全民战争动员、军队整备,立下了战则必胜、败则亡国的誓言。清廷盲目自大、闭目塞听且对敌认识不足,使中国面临空前的危险。

  2.弄巧成拙,落入日方外交陷阱

  日本侵华蓄谋已久,而苦于没有找到合适机会。朝鲜东学党起义,是日本的天赐良机。日本外交官杉村浚奉政府之命,怂恿朝鲜观察使袁世凯搬兵入朝,诱其上钩,以屯兵朝鲜,寻找战争借口(根据《天津条约》规定,朝鲜有事,中日两国可以同时出兵)。袁世凯为借机升迁,大力撺掇朝鲜国王李熙向清廷申请派兵。年轻的光绪皇帝顾及宗主国面子,同时试图在慈禧还政之初施展身手、有所作为,幻想像1881年成功平定朝鲜“壬午兵变”一样,展示国威,保全在朝鲜的权利和地位,这与野心家袁世凯一拍即合。殊不知,日本已经精心策划好了战争阴谋,设计好外交圈套只等清廷“入瓮”。李鸿章轻信了袁世凯,也相信了日本人“只出兵百人保护侨民”的谎言。日本随即水陆并进,大规模出兵朝鲜,不宣而战。

  3.战和不定,军事、外交双双被动

  中、日双方增兵朝鲜后,清廷抱有与日本“摩而不擦”的侥幸心理,期待通过外交斡旋避战保和。另一方面,清廷也缓慢向朝鲜增兵,试图“小战而屈人之兵”。可见,甲午战争前,清廷缺乏明确的安全战略,在朝鲜问题上和战不定,当权者思路不清晰,导致行动不得力。外交斡旋既没有成功,军事部署也未到位,双双落于日本之后。战火未燃,败局已然注定。

  二、战中,清廷外交、军事互相拆台

  外交与军事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清廷的外交与军事互相拆台,外交不力与军事落败互相交织、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

  1.清廷坐等列强调停,尽失战机

  中国原本在朝鲜有着一定的军事优势,但清廷试图依靠各国的外交斡旋,加之日本政府又释放烟雾弹,使清朝决策高层白白浪费了50多天的宝贵时间,其间,“倭人正乐蹈是隙以渡兵朝鲜,争我先着”。(《东方兵事纪略》)清政府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落于人后。“高升”号事件后,从李鸿章到军机处,中国决策层在被震撼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欣慰地”相信并坐等英国对日施压,甚至兴兵问罪,为此,已经起草好的对日宣战诏书又被延宕发布。黄海海战后,李鸿章仍未放弃借助俄、英,甚至美国的力量议和的努力,积极贯彻他的“以夷制夷”外交理念,试图用外交手腕打败日本人。但机关算尽,希望每每落空,战机尽失。

  2.西方列强言行不一,各怀鬼胎

  西方列强态度暧昧,言行不一,甚至暗地支持日本的侵略。李鸿章曾经请俄国和英国驻华公使出面调停中日之争。但英国人此时正想拉日本制衡沙俄,不愿意趟这滩浑水。英国领事曾告诉李鸿章,英国政府请日本与中国共同退兵。但也仅此而已,别无下文。俄国公使喀西尼也告诉李鸿章,沙俄政府会不惜以逼迫的手段压制日本人。李鸿章信以为真,一心等待俄国人出面,但最终却不见动静。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亲历了晚清中国的许多外交事务,他总结各国对于中日纷争的态度时说:“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

  3.日本控制外交舆论,占尽主动

  日本侵略朝鲜乃至中国,都不是孤立的政治军事举措,更高层次的努力在于外交方面。日本动用强大的外交力量和专业的外交人才,误导舆论、颠倒黑白,将军事侵略行动包装成“十字军东征”般的圣战。青木、栗野等日本外交官,长袖善舞,经验老到,牢牢控制了欧洲舆论。“高升”号事件爆发后,日本外交系统紧急动员,紧紧抓住并利用了国际法的灰色地带,危机公关相当成功,降低了英国军事介入的可能性,一举扭转被动的局面。“旅顺大屠杀”招致的谴责也被日本巧妙化解。及至中国战败后,有些西方国家还不明就里,反而同情日本。

  4.军事上的节节败退,使清廷逐步丧失外交运作的资本

  战争爆发,清廷外交没有回旋余地,只能受制于人,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前线的战况。但前线一败涂地。7月25日,丰岛海战,首战告败。从10月24日金旅之战爆发开始,至11月22日旅顺陷落,加上日军的运动时间,辽东半岛的沦陷只用了不到一个月,号称“东亚第一要塞”、“固若金汤”的旅顺港只守了两天。清军如果在金州及旅顺附近能够有效抵抗住日军的进攻,至少保持胶着状态,必将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日军不能速胜,并感受到俄英等国的压力,甲午战争会有不同的结局,至少不会签署《马关条约》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前线退败的太快,列强“未曾料及事态发展如此之快,所以没有适当的对策而左右为难。”1895年2月17日,日军取得威海卫战役的胜利,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失去了与日本讨价还价的最后筹码。   三、战争惨败,清廷外交全面崩溃

  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标志着“以夷制夷”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清廷丧失反抗能力,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外交完全被动,陷入了任人宰割的境地。

  1.与日媾和,被迫签订《马关条约》

  战后谈判,为了寻求背后支持,李鸿章再次奔走于各国使馆,希望能得到列强的支持。只可惜此时各国要么已与日本沆瀣一气,要么暗中打着自己的算盘,准备中日议和开始后坐收渔翁之利。李鸿章的求助行动无果而终。日本抓住清廷畏战心理,施加压力,迫其签约。《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使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台澎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巨额赔款,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清政府为此大量举借外债,又致使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晚清外交再无底气。

  2.三国借干涉“还辽”之机大肆攫取利益

  《马关条约》生效后,俄、德、法为了各自利益,向日本施压。经一番利益回旋和交换,日本与三国商定:中国向日本交付赎金3000万两白银,然后日本从辽东半岛撤军。“三国干涉还辽”是日本始料未及之举,也是列强、尤其是俄国与日本在远东利害冲突的必然产物。其结果,从表面看,中国确实收回了东北门户辽东半岛,但实际上,却换来了严重的危机。时隔不久,俄国以干涉还辽有功为名强租旅大。日本为了从俄国人手中夺回辽东,卧薪尝胆,隐忍待发,竟于1904年在中国土地上发动了日俄战争,打败俄国,夺回辽东;德、法两国也以干涉还辽有功分别攫取了租借地和筑路、开矿、采伐等侵略权益。

  3.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狂潮

  经历了甲午战争,清廷已经完全走向反动,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遭受各帝国主义国家如狼似虎的掠夺瓜分。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允许日本在华投资办厂,其他列强引用“利益均沾”的条款,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开设工厂,竞相进行资本输入,榨干中国的经济血脉。随着战争赔款的加深,人民不堪重负,爆发义和团运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竟然无耻地喊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口号,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赔款白银4.5亿两,丧失多项主权。

  四、血的教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当前日本披着“积极和平主义”的外衣,妄图军事扩张,中日关系降至冰点的情况下,我们应提高警惕,汲取清廷外交、军事双输的教训,占据先机,避免被动。

  1.提升国力,自古弱国无外交

  古今中外,外交均以国力为后盾。中国在甲午战争军事上的失败、外交上的屈辱源自国家实力的孱弱。自1840年以来,昔日辉煌的中华文明在世界的发展潮流中落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组织、创新能力在西方工业革命后新兴的资本主义体系面前落后了。清政府却未能在危机中奋起,真正借鉴西方体制、制度上的文明成果,厉行国内改革。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为保障,一味地倚仗外交斡旋、国际调停,是无法取得正义胜利的。清政府落入“外交陷阱”的历史教训足以警醒后人。新时期,我国外交立场坚定、卓有成效,其背后是综合国力的飞速提升,这从正面了验证这一道理。

  2.自主外交,“以夷制夷”不“靠谱”

  经济上的买办性质,决定了清廷的内政、外交无法独立自主,具有天然的“软骨症”,动辄妥协投降。清廷的外交政策是“以夷制夷”,意图是利用列强矛盾,纵横捭阖。事实上,如果不能独立自主,“以夷制夷”思想就成了空洞的口号,成为慈禧等保守主义统治者苟且偷安,维持其封建统治,对内蒙骗、对外卖国的遮羞布。在这种投机思想指导下的外交行动,更是危险的赌博行为,严重影响晚清甚至民国政府的外交。直至新中国成立,“另起炉灶”,坚持独立自主,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交才逐渐走上健康轨道。

  3.“礼”、“兵”双修,军事、外交不分家

  事实证明,没有足够的武力基础和明确的使用武力的决心,想寻求和平保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是做不到的。甲午战争中,日本这辆武装到牙齿的战车上,外交和军事互为“油门”和“刹车”,并非相互牵制,而是相互配合,从而取得了军事、外交的全面胜利。清廷则完全相反,军事、外交相互拆台,导致“双输”。对外军事行动本质上是外交的一种重要形式,将军事割裂出来的外交是无本之木。倘使清廷在力量处于劣势、战争处于下风时,仍然能以坚决的军事行动和死战的决心配合外交斗争,必能在谈判桌上增添一些筹码。

  4.“三战”并举,致人而不致于人

  除了钻国际法的空子打法律战、混淆视听打舆论战之外,日本还大打心理战。例如,在甲午战争前已成功破译了清政府的密码,中国使团与中枢往来的电文日本人一览无余,在清廷派员停战乞和之时成功予以施压。日本“三战”齐下,招招致命。反观清廷,战斗惨败,却接二连三地接到“牙山大捷”、“黄海大捷”等假报,国内媒体宣传的多是虚假新闻,在国际上引起普遍反感,有理难行。日本外交上积极活跃,清廷失去很多有利机会。例如,李鸿章赴日本谈判遇刺受伤,第二天,清政府给李鸿章来电,除慰问伤势之外,还指示应趁“彼正理曲之时,据礼与争,或不至终秘不与。”当时,如果李鸿章就势回国,借题发挥,斡旋列强进行干涉,《马关条约》的内容不会是后来的那样。

  5.精英外交,知人善任最关键

  中国外交部门在整个甲午战争前后的表现,大到外交战略、小到外交技巧,均无法与日本同行相比。客观上看,清廷外交部门地位低下,难有作为,在国家大事上并没有什么发言权。且在大清国主流社会,外交官向来遭受国人非议,地位低下、升迁无望,是被官场所不耻的“鬼使”,这就从体制上决定了当时的外交机构人才缺乏、庸人泛滥,对于外交事务多奉行鸵鸟政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勉强维持“洋务”,自然难以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重要意见。这与精通专业、经验老练的日本外交官(在日本,外交官被誉为“神差”)形成了极大反差。外交无小事,人才最关键。国家要高度重视外交事业,尤其是优秀外交人才的选拔、培养和历练。否则,在关键时刻,外交人员的一个失误,就可能就会误国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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