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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伪满时期东北税收负担研究述评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9-03-14

近十年来伪满时期东北税收负担研究述评

  自古以来税收就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九?一八”事变之后,作为东北重要财政支撑的税收自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关注的对象。伪满洲国建立以来税收就成为了日本对东北人民进行疯狂掠夺和压迫的工具,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更是不断的增加税种、税率,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从近十年史学界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中国东北在伪满时期的税收负担一直受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接下来将对近十年来伪满时期东北税收负担的研究成果进行简单述评,并对研究趋势以及研究特点进行总结。

  一、研究进展与成果概观

  首先,从伪满时期税收性质的研究上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伪满时期的税收体系是完全服务于日本侵略战争的需要,是一种畸形的殖民地税收制度。谢学诗就曾在《伪满洲国史新编》一书中指出,“伪满财政自始自终便呈现出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服务的殖民财政的性质。即使对某些税进行减免,也只不过是收揽人心、故作姿态。”[1]王承礼也在《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一书中通过对日伪加强经济搜刮,支撑法西斯侵略战争以及疯狂掠夺战争资源,不断增加税收的论述中指出“不断增加税收是日伪政府盘剥搜刮民财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伪满的财力枯竭,通过增税以图挽救财政的拮据,支撑罪恶的战争。”[2]在学术论文方面,敖汀认为“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拼凑的为其侵略扩张服务的伪政权,这就决定了伪满赋税的最大特征是具有浓厚的殖民性质。”[3]

  其次,对于伪满时期税收体系、税收构成的研究。伪满洲国建立以前东北一直受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的统治,为了军阀战争的需要,就曾不断地扩大税收,增加税种、税率,伪满洲国建立以后更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扩充税收体系,形成了庞大的苛捐杂税,对东北农民进行肆意的掠夺。对于沦陷时期东北的税收体系,在邱丹丹的《伪满洲国赋税制度述评》中就有介绍,“伪满洲国赋税的划分方法有两种,一种按税负能否转嫁可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另一种更为直观的划分方法为国税和地方税。”[1]也就是说,日伪统治时期东北的税收由国税和地方税构成,同时提出国税分为内国税和关税,内国税又分为流通税、消费税和收得税这一观点。而李红娟又曾在文章中把盐税划分到国税中,认为“在伪满财政中地位仅次于关税的是盐税。”[2]税收在称呼上也有所区别,在《东北沦陷时期日本的税收掠夺政策》一文中指出,“伪满赋税的名称,省级以上收取的称为税、市县旗收取的称为捐、街村收取的称为费。”[3]这样庞杂的税收几乎渗透到东北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可谓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再加上一些地方税的重复征税,使人们的生活愈加疲惫不堪。

  第三,从税收体系的渊源以及战时税收变化的研究来看。面对不断扩大的战事,日伪政府面临着严重的收支不平衡的窘状。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保证最大的税收收入,对税收体系进行了整理。王广军曾在文章中提到,“伪满政府是仿照日本的税收制度建立起来的所谓的现代税收制度。”[4]于一贫在《伪满时期的税收掠夺》一文中也指出,“从1932年到1945年伪满政府共进行了四次税制整理,使伪满殖民税收体制得以确立。”[5]可见伪满时期的税收是建立在日本税收制度之上并随着战争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具体如何变化的,在刘信君、霍燎原主编的《中国东北史》一书中就有记载,书中通过对东北人民的残酷奴役和疯狂掠夺的叙述,重点说明了战时增税的状况,指出“主要以消费税为重点增收对象,到1943年伪满洲国的国税税种已达到39项,此外地方税26项,可谓五花八门,名目繁多。”[6]东北人民的税收负担可见一斑。

  第四,对伪满时期赋税特征的研究。伪满时期的赋税呈现着税收体系庞大混乱,并且导致税收机构重叠的现象。邱丹丹在文章中就指出“伪满洲国内国税达到34种,其中消费税就达到十一种,地方税更是五花八门,许多税种都是国家、地方重重征收。”[7]王广军也在文章中提到日伪通过四次税制调整建立起“以国地税为基础,以收益税、消费税和流通税三大体系的复税制为主体,以经济部和各级税务监督署、税捐局三位一体为主要监督方式的殖民税收体制。”[8]看似完整的税收体制和监督体制,在执行起来却暴露了各级组织机构严密,职员众多的缺点。如此庞大的税收体系以及重叠的税收机构只不过为了最大限度的搜刮百姓,满足战争的需要。税制随战争的变化而变化也是其特点之一,王承礼在书中就叙述道,“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连续三次实施‘战时增税’,税收总额增加了一倍。”“1943同1937年比相比,国内税竟增长了近7倍。”[1]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随着战事紧张,税收的榨取也加重,始终是伴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的变化而变化的。

  第五,从税收影响的研究上来看。不断扩大的税收体系,不断翻新的苛捐杂税,是农民生活贫困的直接原因。章有义曾对抗日战争前的农民负担做过粗略的估计,“选取1933年位代表年份,农业总产值,包括作物栽培11525246千元,动物饲养2214823千元,农家副业2326668千元。……田赋、其他税捐、临时摊派、以及地租概括起来,已超过农业总产值的40%。再扣除农业生产中的物质消耗的20%,则所剩不到40%。”[2]农民的生活负担可想而知。在张安俊对三十年代南满地区农民家庭收支的研究中也曾说道:“康德二年时四个阶层的农户都入不敷出、处于亏损状态,富农家庭亏损129.33元,中农家庭亏损12.57元,贫农家庭亏损8.20元,雇农家庭亏损2.90元。其中富农家庭的亏损额相当于其全年生活费用的一半,可见数额之巨。”[3]伪满时期对于农民生活的困苦情况,“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是最好解释。生活贫困、家庭收支的不平衡必然产生外债的现象,当时存在很多高利贷机构,例如对金融合作社、大兴公司等。李红娟曾文章指出“金融合作社是日本为了使农民专门为他们从事生产工作,想延长农民一口气,利用封建势力的“村公所”建立的贷款机关。在农民用贷急需时把钱贷给农民,到农民收获粮食时,就立即催贷款,农民被迫只能以低廉的价格把农产品卖出以偿还贷款。”[4]看似为了救济农民,实则是使农民再次陷入绝境的高利贷机构。农民常因还不起贷款变卖土地,从自耕农沦为雇农,雇农再次落魄沦为乞丐、流氓的现象屡见不鲜。可见,伪满时期的东北农民不仅要受到无良政府的税收盘剥,还要受到高利贷的双重压迫。   最后从宏观的研究来看,从赋税的某一角度出发,对伪满经济掠夺进行研究的成果也很多。其中,郑会欣在《步向全面侵华战争前的准备――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财政的破坏》这一文章中叙述了日本阴谋策划夺取中国海关的过程以及操纵东北经济命脉、利用海关对中国财政造成破坏的情况。同时郭冬梅从地方财政这一角度出发,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大项就是租税收入,从地方财政的角度论证了日伪对东北人民的疯狂奴役以及残酷的压榨。从而更深刻地揭示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北进行统治的侵略本质。综上可以看出近年来史学界对于伪满时期这一段历史日益关注,对伪满时期东北税收负担研究的广度深度也在不断增加。接下来就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简单的总结,分析其研究趋势以及特点。

  二、研究趋势与研究特点

  从以上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对日伪统治时期东北税收问题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也日趋客观。可以总结出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史学界对伪满时期税收性质的研究几乎保持一致的观点,都认为伪满洲国的税收体系是完全服务于日本侵略战争的需要,是一种畸形的殖民地税收制度;第二,针对税收问题进行的专题性研究成果相对薄弱,有关这一时期东北税收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也不是很多,很难对日伪统治时期税收的实质情况做出总体全面的评价,当前的研究现状与其在沦陷区经济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不成正比。

  三、结语

  研究史学的人都知道,史料是研究的基础,以上这些珍贵的成果资料对今后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以及对还原东北沦陷史的真实面貌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由于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资料多为日文,又较为分散,一些档案资料不易公开阅读,并且日伪统治时期在税收制度上多次进行调整,内容繁杂且混乱,不易于整理,才导致学术界针对税收问题的专题性研究成果相对薄弱这一特点的出现。虽说国内对伪满时期东北税收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回顾总结这段时间的研究发展状况对今后沦陷区经济史的研究不无助益。本文就此作述,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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