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时代化要求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2-0073-0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是历史时代产物，它们在不同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历史时代一旦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及其后来向和平与发展时代的转变，特别是如今快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内容、形式、方式、手段等。历史时代及其嬗变不但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鲜明时代性，而且还推动它们不断地实现自身的时代化。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时代性及时代化要求，对于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践有重要意义。
一、内容的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受时代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20世纪特别是后半期以来，时代主题发生历史性转换，与此相适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实践、人民群众，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共同要素和基本内容因时代语境嬗变而不断地与时俱进。
（一）马克思主义从“当年”向“当代”转换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了解决他们自己所处时代的问题所创立的思想体系，是对19世纪资本主义时代历史课题的回应和解答。特定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特殊的历史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旦超出这一特定的“时代”，就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从“当年”到“当代”的历史转换。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1]533，“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P534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近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通过民族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转换。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主题的历史转换，邓小平强调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2]291，“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2]292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通过民族化再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转换。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不断地实现从“当年”向“当代”转换，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马克思主义”再也不可能是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不断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当前，在新的历史起点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同样需要不断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从“当年”向“当代”转换。
（二）革命主题向建设主题的转换
列宁指出：“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3]近代中国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从时代根源分析，是由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大环境决定的。20世纪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从而完全改变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和方向，迫使中国人民走上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因此，从根本上而言，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爆发与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与帝国主义入侵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总根源。新中国建立之后，伴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社会实践主题开始从革命向建设转换。不过，剑拔弩张的国际形势和日益恶化的周边环境，使毛泽东高估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在毛泽东看来，关于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抑制战争，二是战争引起革命。他认为，怕也打，不怕也打，干脆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早日打出一个社会主义新世界。”[4]不合时宜地对“革命”主题的固守，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2]127，从而给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和损失。后来，邓小平敏锐发现时代局势的变化并作出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新判断。据此，中国共产党果断地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最终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实践主题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转换。
（三）旧大众向新大众的转变
人民群众是个历史范畴，在人类社会不同的时代它有着不同的组成和需求。随着时代的变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主体――人民群众，不断地从“旧”大众向“新”大众转变。首先，人民群众的构成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地改变。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群众通常指要求实现自身解放的被剥削与被压迫的阶级或阶层。毛泽东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1]674这些阶级和阶层构成人民群众的主体，在一定历史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也可以算作人民群众。新中国建立以后，民族资本家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整体已经不复存在，人民群众的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大量涌现，人民群众已经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等组成的最广泛的联盟。其次，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思想也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改变。改革开放前，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往往是单一的生存性问题，即进行革命以求生存，进行建设以求温饱。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化、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化，人民群众变成复杂的群体。同时，传统的、革命的理想信念逐步消退而归于平凡生活，人民群众围绕日常幸福而孜孜以求，其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如“唯书、唯上”向“唯实”转变、“革命”思维向“改革”转变、“封闭”意识向“开放”意识转变、“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转变等。 二、表现形式的转变
毛泽东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534。在这里，“每一表现”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现形式，“中国的特性”既指民族性，也指时代性。只有实现本土化，赋予民族性，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长期立足。但是，如果脱离时代性单纯强调民族性，民族性就会因孤立封闭而僵化。因此，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表现形式会因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改变，表现出不同时代特有的形式。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样式和理论形态的转变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样式和理论形态因时代和实践的变化发展而不断改变。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在中国的具体表现，救亡图存与民族振兴成为近代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样式主要表现为反帝反封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思考中国社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将其用于实践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如根据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反帝反封的革命纲领，领导人民开展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工人阶级革命的联合战线问题的指示，制定了与国民党联合的统一战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特别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逐步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飞跃。新中国建立以后，时代主题和世界形势逐渐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样态由“革命”逐步转向“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民族宗教、国防外交、党的建设等方面系列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与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样态相一致，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经验进行总结和提升，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的转变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逐步实现从“革命”向“建设”的话语转变。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话语。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通过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夜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协会、办报办刊、撰写文章等多种形式向人民群众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号召其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认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5]“革命”这一时代主题深深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以至于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依然主张不断革命论，强调革命就是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如此一来，充斥“革命”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日益变革的时代主题渐行渐远，最终滑向庸俗化的泥潭。如“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被简化为毛主席语录，背诵语录、跳忠字舞、唱“红太阳”等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形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已经变得庸俗不堪。“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首先强调了破除迷信、思想解放，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破除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毛泽东思想教条式的理解，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此为基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思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实践和理论话语。“改革”、“发展”、“和谐”、“民生”等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中心话语和核心词汇。与之相适应，其言说方式也从单向度的“教化”逐步转变为主体际的“商谈”。
三、实现方式的转变
时代及其变化不仅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理论主体，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与形式，而且还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实践主体，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实现方式和推进手段，要求它们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内容和方式的转变
一般认为，“结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与中国实践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决定的。因此，不论“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实际”如何改变，要实现“中国化”，必须将两者结合，这是确定不移的。不过，时代不一样，“结合”的内容和方式并不相同。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具体化、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语义和原初内涵。当时，救亡图存压倒一切，“革命”成为最大的最紧要的实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首当其冲地指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因此，毛泽东一度使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代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代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此时，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还需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充分借鉴世界各国发展有益的成果。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的内容与方式不仅需要考虑时代化要求，而且还需要实现民族化与时代化的互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加快的全球化进程深刻改变了人类全球实践结构与生存方式，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时空结构和言说语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内容和实现方式必须强力注入“时代化”的新元素。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方式和原则的转变
从表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方式和实施原则问题似乎是个主观选择问题，实际上，这种“选择”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客观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伴随着时代变化和实践变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方式和实施原则必须分别从“启蒙”向“商谈”、从“教化”向“人本”转变。
第一，“启蒙”方式向“商谈”方式的转变。“启蒙方式就是一种新颖的、权威的思想，以一种线性的模式传导于普通民众，并使普通民众的思维习惯、生活方式得以改变的方式。”“商谈方式，是指理论的传播不是知识精英以思想‘牵引’民众，而是基于民众素质普遍提高、理论反思能力普遍增强的前提下，通过给予民众利益以更多的理论关照，使民众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主动地、自觉地实践马克思主义。”[6]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究竟是采取“启蒙”方式还是“商谈”方式，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语境决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不仅人数不多，而且倍受欺压，生活艰难，地位低下。这使得他们根本无法接受良好教育，难以突破中华传统文化的羁绊和束缚，无法理解和识别现代西方文明，也就无法形成自己独特的阶级意识并创立反映自身要求和使命的科学的思想体系。相反，中国的知识分子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能够借助知识渠道最先获得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借助知识力量发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7]。20世纪初，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借助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火种”，通过创办刊物、开办学校等途径对广大民众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不过，长远来看，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不能简单地依靠外在的“启蒙”，从根本上而言，它取决于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获得实践成功的体验。人民群众只有从被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者成为主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者、实践者、受益者，才能真正理解和认同马克思主义。因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所处时代发生历史性转变，特别是人民群众自身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方式必然要求从“启蒙”向“商谈”转变。
第二，“教化”原则向“人本”原则转变。与“启蒙”要求相适应，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施原则往往执行教化原则。由于科学社会主义只能“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8]，中国无产阶级自身不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因此，教化就成为我国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合适的实施原则。所谓“教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宣教者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象化，使之通俗易懂，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群众宣讲，使人民群众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少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精英如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人民群众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接受者。这种主客两分的单线性的理论传播模式使少数社会精英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成为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从根本上而言，这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并不相适应。因此，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转而实行以人为本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利益相结合。因为，人民群众是现实的，具体的，他们对理论的选择或认同往往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看重的是理论带来的实践效果，而不是理论自身圆通或者理论宣讲者的空洞说教。因此，可以说，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要求。“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9]。在文化多元化与民众需求多样化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原则必须实现从“教化”到“人本”的转变。
四、技术手段的更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为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效传播不仅取决于自身内容是否独具魅力，而且还受传播媒介手段的影响和制约。因此，从时代化要求而言，时代的变革要求顺应传统媒介向现代媒介转换的革命性要求，及时更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技术手段，适应新媒体时代纸质与电子传媒融合、现实与网络兼顾的现代社会的理论传播要求。
（一）从纸质媒介主导到电子媒介流行的转变
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印刷类传播媒介担当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重任，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载体。中国人最早知道马克思的名字及其学说就是通过“广学会”主办的月刊《万国公报》。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开始被大量翻译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不断增多。据不完全统计，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全国新创办报刊达400多种，其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或具有宣传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有200多种，如《湘江评论》、《少年中国》、《觉悟》等进步刊物纷纷涌现。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除将《新青年》杂志作为党的理论出版物外，中国共产党还创办了《向导》、《前锋》、《中国共产党》等报刊。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活》、《党的建设》等刊物。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了《解放》、《群众》、《共产党人》等刊物。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日报》创刊，并迅速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党报党刊创办与发行更是风起云涌、如火如荼[10]。这些出版物和印刷品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载体，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宣传、教育及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逐步进入电子传媒时代。电子传媒以其独有的优势如快捷性、大容量、直观性、交互性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主要手段和方式。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大量运用广播、影视等电子媒介来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央和地方的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大量影视作品的播放，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推进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党继续利用传统媒介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如《红旗》杂志，因其影响力之大而被誉为“中华第一大刊”，早在创刊时的发行量就达到600多万份，创刊号就6个印本，它对宣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发挥极其重要的影响。
（二）互联网络发展与社会传播方式的革命 20世纪末，互联网络和移动通讯技术得到迅猛发展和广泛使用，促发了人类传播方式革命性飞跃，人类社会进入网络时代。据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2.1%；手机网民规模达4.20亿，手机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搜索引擎用户规模为4.51亿，其使用率稳居互联网第二应用之位，成为网民获取信息的重要工具；微博用户达到3.09亿，网民使用率为54.7%，博客和个人空间用户达3.72亿，网民使用率为66.1%。现代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互联网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同时，基于互联网的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媒体、移动电视等新媒体纷纷涌现，“使社会媒介环境出现了内容的多元化、形式的多样化、话语的平权化、组织的分散化、传播的途径复杂化、传受的个性化等新情况”[11]。“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12]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必须充分运用网上访谈、微博客、论坛、建设掌上学习平台以及短信、动漫等多种表现形式，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吸引力，实现网络社会的思想理论传播的有效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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