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小探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3-0030-02
胡锦涛同志曾经提出，全国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高度关心广大妇女、高度重视我国妇女事业，充分地认识妇女在全社会工作中的重大意义和妇女所起的重要作用，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通过扎实有力的工作，促进妇女事业的进一步全面发展，并坚决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为发挥广大妇女的重要作用、推动妇女事业的全面发展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的妇女工作所处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广大妇女同志一定要认清国家形势、胸怀全局、奋发图强、把握机遇，切实增强对国家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具体诠释
在远古时代人类两性曾是平等的，只是当人类社会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对立时，妇女才被剥夺了财产所有权，被排斥在社会劳动之外，并逐渐沦为家庭的奴隶和男人的附属物。当下，在分析研究妇女地位，推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尤其在社会转型、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站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下，充分地认识加强广大妇女工作的重要性，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男女平等的立场。
二、分工前提下“妇女”概念的唯物主义定位
这是马克思对于妇女在资本逻辑演绎形态的具体承载者――以生产力、分工为前提的具体历史展开――过程当中在文本当中的关键性定位：“分工最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的一系列分工。”[1]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诠释，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间接地以分工的方式从性的意义上把妇女（当然这是之后才会逐渐凸显的概念）的地位（在历史当中的地位）置于完全唯物的前提之下。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这样的一种唯物主义前提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在性因素，其中着重强调的“偶然”性，根据普列汉诺夫在人类早期的形成及生产方式选择的论断可知，这样的一种偶然性实际上带有历史本身的必然性因素于其中，并且发挥着对将来极为重要的历史性后续影响。不得不承认，将这一偶然性的在生产意义上对“性”的分工必然会深深地决定于资本逻辑演绎下人类历史当中“妇女”这一特殊参与者的境遇，而这就成为马克思关于改造社会的相应切入点而进入我们的视野。
接下来“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1]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妇女”在历史当中的自然的、带有必然因素的偶然的地位：由“生产――分配”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历程，当然由于在这一前提下自然处于不利地位的妇女而充满了不完善和亟待变革的可能，由此我们可以在这一特殊的层面上但就其唯物主义定位便可知马克思透过“妇女”概念向我们传达了怎样的信息：这就是由于自然的分工而导致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妇女地位的先天性低下，并且这样一种状况是同它的变革相伴而生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变革抑或是改进的可能，其基础和未来都可以从现实历史进程当中找到合理的依据，这就是马克思最初通过分工意义上的妇女观向我们传达的信息。
三、变革意义中“妇女”概念的唯物主义前景
马克思立足于现存制度的不完善性及其必然变革性，很自然地就会从历史规律的明证性出发，做出关于以上现状的历史性、前瞻性批判。“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而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资产者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的消失而消失，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1]在这里，马克思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未来的大前提，即资产阶级模式的覆灭及其所必然引发的原先家庭状态的变更，显然，在这里马克思从最现实的意义上就妇女的解放问题提出了一个隐性的话题：即伴随着原先家庭概念的更迭所引发的必然结果当然是妇女地位的现实性变更，而原先的状态，其崩解的深层次原因在随后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越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越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1]
在此马克思就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即在资本主义的大环境当中，所谓的妇女地位抑或是在资本主义时期的妇女观，无非是建立在单纯生产意义上的，并以工具性为尺度加以衡量的手段性存在。这是资本主义的必然，当然也是资本逻辑本身的必然。结合上述关于妇女观的唯物主义定位我们不难看出，在以“生产――分配”为逻辑起点的整个资本逻辑演进历程中，由于手段性的工具理性占支配地位，由此可见，在其中本来不占优势的妇女于“偶然”的分工之时则显得更为窘迫，加之生产本身对妇女的支配，二者就在历史的客观意义上对妇女本身形成了双重的枷锁。
在这里，马克思向我们揭示的关于妇女的前景，无非是建立在目前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前瞻性批判，正是在揭示以“生产――分配”为逻辑起点的整个资本逻辑演进历程和手段性的工具理性自身的矛盾性，故而才得以在真正唯物的意义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略。因为这不仅仅是关于妇女解放的一个层面的问题，在更为广阔的意义上，它是关乎整个人类未来如何选择制度的关键点之一，而这也同我们在开始时所论述的妇女观是整个人类观的一个侧面是互相吻合的。 四、现实实践上“妇女”概念的唯物主义达成
这是关乎马克思是否能在最为现实的意义上为其具体的理论指向找到完全可能的操作手段而做的必要论证。可以认为正是在以上提到的诸前提下所营造的现实条件（即最为现实的资本主义工业条件）是马克思整个妇女观的实践起点和必要的理论生长点，换言之，只有在这样一种充满矛盾的现实体制当中，马克思关于它的批判才能得以展开。因为在理论上马克思关于妇女抑或是以其为典型的整个人类的解放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来考量的，回到具体的环节，在生产和分配的大前提下，作为生产载体之一的妇女本身，其生产的具体境况当然就作为我们首先要考量的要素：“如果限制妇女劳动指的是工作日和工作休息等等，那么工作日的正常化就应当已经包括了这个问题；否则，限制妇女劳动只能意味着在那些对妇女身体特别有害或者对女性来说违反道德的劳动部门中禁止妇女劳动。”
这里，马克思非常具体地指出了以具体劳动为条件的妇女观定位，于此所指认的不仅仅是宏观意义上的历史走向，而是落实到具体层面上就妇女劳动的相关细节性的讨论。在文献中，马克思特别提到妇女劳动的时间限制，在他看来关于妇女劳动时间的确定，应当是一个深入到生产领域方方面面的广义性普适性方案，并且它是应该在具体的生产环节当中有强力的可操作性于其中的。这不仅意味着马克思关于这一设想的未来给予充分的可预想性（即理论上的），更在其现实的土壤当中获得批判现实的合理意义。因为我们上文提到这一方案是普适性的和广义的，所以在这里马克思对于现实的批判，当然就是具有普适性意义的一种可实践的理论，从而归根到底仍然是实践意义上的对于现实的变革。我们获得的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它在更为广阔的视野当中，反映的是一种新的更加合理的制度的构想，故而我们这样认为马克思在具体意义上的妇女观无非是其宏大社会变革的一个晴雨表，我们应当从中获取更为普遍的深层含义。
五、当下实现妇女解放的途径
经济独立是人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经济独立的重要途径。换言之，妇女既是家庭生活的供养者，又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人类一切隶属都源于经济的从属，人格的独立也首先源于经济独立，而要做到经济独立，参加社会劳动则是首要的途径。促进妇女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既需要妇女自身的努力，又需要社会的多方面支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强有力的支持，充分发挥妇女组织的特殊作用，是实现妇女的进一步解放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