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问题研究
湖南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但全省耕地面积只有395.3万hm2，仅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3.04%，人均耕地面积只有560?，占全国平均水平的60%，并逼近了联合国确定的人均533.36?耕地的警戒线。2007年末全省乡村人口为4052.79万，占总人口的 59.55%，其中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2564.83万人，农村从业人员 2347.52万人，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 91.5%，按每个劳动力可承担 0.33hm2田地计算，需要农村劳动力1176.48万人，据此推算，剩余劳动力可达1171.04万人，半数的农村劳动力处于失业和隐形失业状况。因此，将我省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二、三产业不仅可以有效解决我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同时又为我省城市的发展提供所需的劳动力，进而加快城市化进程。这从根本上解决了湖南“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同时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城市化水平是我省目前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1]。近几年随着湖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农业就业人员的比例不断减少，如何有效地引导剩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长期转移，从而使湖南的城市化水平得到不断提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湖南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发展现状分析
（一）湖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
1、总体规模大
20年来，全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出现过两次转移高峰，第一次是1984年至1988年，由于广东沿海地区政策开放，大量外资企业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迫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一期间，全省农村劳动力平均每年净增转移约为46.7万人，以年均16.6%的速度增长。“民工潮”现象由此发端。第二次是1992年以后，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别扩大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出现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转移就业，净转移规模由1993年的157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655万人，加之政策改革，出现了大量下岗失业人员，这部分人也加入到转移就业的大潮中。
2、行业分布特征明显
全省劳务输出大致分布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如近年来湘菜餐饮在北京得到迅速发展，则对服务人员与管理人员的需求增大。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电子、机械、制造、纺织行业需要大量务工人员。但这些行业多半设立在成片的保税区、工业制造园，员工吃、住、工作都在单位，三点一线，很少融入当地的城市生活。
3、“体力型”向“智能型”转化
不少农村转移就业人员在进城务工过程中，增长了见识，学到了技能，从底层的工作岗位走上了技术岗位、企业管理层甚至决策层。一些外出务工人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自主学习、完善自我，有很多原来是农民工的现在已经成为老板经理，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如嘉禾县打工族中老板经理有2100多人。
（二）湖南省城市化发展现状
进入21世纪，湖南城市化有了较大水平的提高。经过近50年的发展， 城市化率达40.45%，与全国的差距缩小到4.49个百分点。根据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提出的“诺瑟姆曲线”，城市化率在30%至70%阶段属于加速发展期。因此，湖南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湖南省目前拥有城市29座（省辖市12座，县级市17座），建制镇1001座，城镇人口1684万，其中人口在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有长沙市，人口在50-100万之间的大城市有3座，人口在20-50万之间的中等城市共8座，其余17座为城市人口均少于20万的小城市，城市规模以中小城市为主[2]。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系统是城市化合理发展的前提。虽然湖南城镇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水平的改善，但湖南城镇基础配套设施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城市道路建设跟不上车辆增长的速度，城市交通拥挤，城镇内部路网系统不通畅和城镇能源结构不合理，工业能源仍以煤炭为主，城镇居民生活煤气普及率不高，通讯通讯设施运营有待提高。
二、影响湖南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进程的因素分析
（一）城市规模偏小，城镇体系欠完善
湖南是人口和农业大省，人口总数列全国第7位。但在湖南14个市州中，目前仅有省会长沙市常住人口超200万。城镇平均人口规模只相当于全国的80%，首位城市人口聚集度仅为2.9%。其余13个地级市人口均不足100万，其中有6个地级市人口少于50万。总体说来，湖南城市规模偏小、集聚度偏低，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快，土地集约化程度低，城镇基础设施水平低，缺乏带动能力强的特大城市[3]，这些问题正制约着湖南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如果不改变这种现状，一方面农村人口无法消化接纳，另一方面也难以形成相应的企业集聚力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文明冲击力，更别谈实现区域城市化快速健康发展。
（二）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不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湖南城市化虽然得到了加速推进，但总体上仍然赶不上经济发展的水平。城市化制约着社会经济结构转换和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影响经济与社会、城镇与农村的和谐发展。工业化促进城市化的发展，反之城市化也可以作用于工业化。因此这样的城市化发展状况与工业化之间难以实现真正的良性互动。2009年湖南城市化率为40.45%，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0.9，远低于合理范围（1.4～2.5），这说明湖南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4]。湖南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缺乏协调性，导致大量人口集居在农村，不仅阻碍社会总体需求的扩大，而且固化和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严重制约湖南城市化发展的进程。 （三）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缓慢
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湖南城市环保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建筑扬尘、机动车尾气、餐饮业油烟、噪声污染比较严重，清洁能源的推广进展缓慢等。各类水污染物排放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部分江段水环境的质量已达不到区划标准。工业废水、生活废水排放分别占全省59.6%和62.5%。由于长株潭三市工业、企业较多，生活用煤量较大，加之地理位置处于罗霄山脉和雪峰山脉之间的谷地，来自贵州、江西两地的酸性物质也大都在该地区沉降，使当前三市酸雨率与酸雨浓度严重超标，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这些都制约着湖南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延缓了湖南城市化发展的步伐。
三、湖南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
在湖南现实的经济背景下，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农业作为传统产业，技术含量低，发展缓慢。工业是在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又服务于农业，技术含量要求较高，其收入待遇也比农业收入要高。正是由于这种差别的存在，低收入的农业人口就会产生向工业转移的冲动。从经济发展规律看，城市中由于产业欠发达，其吸纳劳动人员的能力比较强，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比较多。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工业化高度发展且城市化达到饱和，工业和城镇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就会产生农业剩余人口，此时，就要回到农业上寻找突破口解决农业人口剩余的问题。总的说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湖南农村人口的转移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城市化致力于扩大总需求，工业化致力于提高劳动生产力。湖南的工业化呈现出的低成本、技术含量低等特点恰好满足了农村劳动力实现自身的转移，并且不必付出多大成本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相对较高收入的期望；转移到工业方面的农村劳动力同时也满足了工业发展中需要降低成本这一需求。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湖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之间实现了一个共赢的局面。传统农业的惰性从客观上保证了长期持续供给城市化发展中的大量廉价农村劳动力需求。湖南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其劳动生产率也相应地从低到高，优化了劳动力资源配置，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也同时带动着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社会总体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进程协调发展的对策
分析表明，农村劳动力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间的转移受阻影响了我省城市化的进程[5]。由此我们提出关于科学发展第三产业，有效推动湖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对策。
1、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转移就业的速度，解放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要大力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业的生产率；改革约束性体制，建立城乡统筹发展制度，统一劳动力就业体制，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转移就业的速度。如消除城乡户籍制度、城乡就业歧视及对进城务工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等。
2、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第三产业的就业容量。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否合理、产业结构是否升级的基本标志就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同时第三产业还具有行业多、门类广、服务要求强、劳动密集等特点，其对劳动力就业的吸纳是任何别的产业无法替代的。从劳动力需求的实际情况看，第三产业中的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和社会服务业具有劳动密集程度高和市场化程度高的特点，已经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
3、通过第三产业的快速合理发展，促进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整体水平的提高。（1）通过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城市经济聚集效益的实现。第三产业通过为工业和城市提供服务和基础设施来增强城市的吸引力，为城市化提供动力。（2）第三产业越发达，城市经济的扩散范围越大，城市化进程越快。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通讯服务业的发展，金融及各种要素市场的发育，是生产从城市向边缘地带转移的前提。（3）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赋予了城市新的活力，使城市化进入到更高的层次，促进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整体水平的提高。随着社会的发展，要求城市提供诸如金融、保险、科技、通讯业等更多更好的配套性服务行业。再如商品流通要求有仓储、运输、批发、零售业的服务；市场营销要求有广告、咨询、新闻、出版业的服务。随着收人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追求更丰富多彩的物质消费和精神享受，由此促进城市文化教育、体育娱乐、医疗保健、旅游度假、法律诉讼等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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