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创作中“人鬼交融”的艺术设置
在鲁迅的故乡浙东地区，人民对于巫神鬼魂的信仰十分深厚。鲁迅自小受到这种浓厚的鬼神文化氛围的陶染，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鬼神观。而这种鬼神观也在自觉不自觉间影响并渗透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
一、“人鬼交融”艺术设置
关于“鬼”，中国古代曾有多种解释，《说文》中说“鬼，人所归为鬼”，《礼记》中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韩诗外传》中说“人死曰鬼，鬼者归也，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地”，中国古人认为人死后形体埋入地下，而同时存在脱离形体的灵魂归于尘世之外的幽冥之境。古人的这些关于“鬼”的阐释归根结底是一种迷信的说法，“鬼”自身是一个想象存在，它没有实际的生命力，鬼的存在是古老先民对于人死后主观意识消逝不复存在这一现象所产生的复杂情绪的一种寄托，他们认为人死后肉体失去生命力的同时还有灵魂之光在顽强的跃动。
鲁迅在具有纪实性质的回忆性散文中写道“绍兴有两种特色的鬼”[1]（P138），一种是在《且介亭杂文末编》中提到的女性吊死鬼形象“女吊”，另一种便是《朝花夕拾》中与民众最为亲密稔熟的“无常”。“女吊”出现于民众戏目连戏中：“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慢慢的唱到：‘奴奴本是杨家女，呵呀，苦呀，天哪！……’。”[1]（P141-142）钱理群先生在《心灵的探寻》一书中指出：“在浙东这片土地上不乏因反抗而致死的满怀冤屈的反抗复仇之士，充斥着‘带有血迹和地方传统色彩的爱国主义精神’，‘女吊’的形象、神态、动作都表现出一种衔冤悲泣、渴望复仇，却分明感到复仇渺茫的历史悲凉主义精神。” [2]（P252） “鬼的‘人情化’，早已是中国传统中鬼的形象演变的一个重要趋向” [2]（P252-253），“无常”便是这样一个“人情化”的鬼。“身上穿的是斩衰凶服，腰间束的是草绳，脚穿草鞋，项挂纸锭；手上是破芭蕉扇，铁索，算盘，肩膀是耸起的，头发却披下来；眉眼的外梢都向下，像一个‘八’字” [3]（P30），这样的一种形象姿态，他的样貌穿着与普通民众无异，这是一个完全平民化的形象，反映的是下层民众的审美愿望与志趣。民间特有的诙谐幽默趣味在无常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与表现，显示出了民间力量的勃勃生机。
然而，无论是体现出现实复仇精神的“女吊”形象，还是蕴含着民间诙谐刚健力量的“无常”形象，最终都是作为没有实际行动力的“鬼魂”而存在的，鬼魂终究只存在于人的想象中，是一种虚无的本体。鲁迅极力在他所欣赏的鬼怪形象中挖掘与现实人生相关联的自尊坚毅与反抗血性，并将心目中的国民美好品格和力量倾注和寄托于这些鬼怪形象之中的同时，鬼魂本体的想象特质也决定了这种艺术设置的最终的虚无归属。也就是说，鲁迅在“女吊”“无常”形象本体中找到了国民性改造的希望和曙光的同时，也将这种希望引向了绝望。
那么以“女吊”“无常”为代表的鬼魂形象所渗透的那种复杂反抗精神和刚健诙谐力量以及最终的虚无归属又是怎样渗透交融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的呢？
小说《孤独者》塑造了“梦醒了无路可走”的主人公魏连殳形象。魏连殳是当时中国最早的一批觉醒者，而觉醒者在社会上的命运却是被当成一个异类被残酷的放逐于社会边缘。小说的开头第一句很特别：“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回想起来倒也别致，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4]（P222）这是一种暗示，“死亡的轮回”的沉重阴影将笼罩小说人物的命运，这使得魏连殳尚未真正出场，便笼罩上了一层阴森的鬼气。这是一个鬼一般的异端形象，他不属于世俗人群，独立于尘世之外。然而社会终究容不得这样一个异端的存在，在种种流言蜚语的影响下，魏连殳被校长解聘丢了饭碗，这是社会多数对一个异端反抗者的残酷驱逐。在发出“我还得活几天”的绝望求助之后，走投无路的魏连殳选择放弃自己所信奉的理想和信念，做了杜师长的顾问，这正是之前自己所鄙夷和憎恨的：“快乐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4]（P237）一切都沦为了虚无和绝望，他的生命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怜惜和留恋的了，这是一个为精神、价值和理想而活的鬼的悲剧。
二、人鬼设置中的错位归属
尽管女吊的“讨替代”带有某种反抗上的局限性，但丝毫不能阻挡鲁迅对于“女吊”形象中所蕴含的复仇反抗精神的极力张扬，这种精神正是当时在处于世界民族之林弱势地位的中国人民所极度缺乏的，鲁迅渴望在孱弱病态的中国国民性格中注入血性和力量。对于鲁迅来说，当时中国人民对于国家黑暗处境和自身生存状态表现出的那种自私冷酷、麻木不仁的国民劣根性是急需改造的。
鲁迅对于“无常”、“女吊”等鬼魅形象的肯定态度不可避免的体现在他的部分文学创作中，呈现为一种“人鬼交融”的艺术设置特点。无论是《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子君，还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这些鲁迅笔下的冲出封建体制牢笼的反抗者形象身上都交融着一种鬼魅般的气质，透露出浓浓的鬼气。鲁迅正是将反封建的反抗力量悉数倾注于这些带有鬼气的人物身上，借这些鬼样的人物来实现自己暴露旧社会黑暗、寻找人民大众出路的文学命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肯定赞美了“女吊”与“无常”，塑造了带有“女吊”“无常”气质特征的反抗者形象，但这并不能够代表鲁迅在鬼魅形象这里找到了归属感，而否定了人的价值和意义。鬼魅的本体作为一种想象性的精神本体，并没有实际的行动力量，将反抗力量寄托于鬼魅，得到的结果也必将是虚无的。鲁迅笔下这些鬼样的反抗力量，尽管积极，却也并没有真正的生命力。鬼魂本体的先天不足决定了鲁迅的人鬼设置只能是一种错位归属，无论是鬼还是人，都无法传递给鲁迅真正的归属感，结果终将是无边无尽的虚无。
由这种错位归属所传达出来的虚无感可以归因于鲁迅怀疑主义的否定精神，在交织着希望与绝望的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鲁迅式的人生哲学：“绝望的抗战”。“所谓绝望，实质上就是走出麻木境界，丢掉一切自欺欺人的假面，直面人生，一面正视现实的黑暗与人生的痛苦，一面正视自我主观能动作用的局限，在现实世界中支配自我命运的有限性。”鲁迅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他深知鬼魂本体抗争的虚无特质，却又采取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直面这种虚无，可以说是越看透现实的黑暗与自我局限，越要以更大的精神去与黑暗捣乱，战胜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