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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小说《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的叙述艺术分析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9-03-27

余华小说《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的叙述艺术分析

  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学思潮、文学著作涌入中国,给中国的作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冲击。很多人开始了模仿西方的写作理论和写作技巧来进行文体实验,创作异于以往中国主流文学形式的小说,余华的《此文献给少女杨柳》正是体现这种形式的成果之一。

  一、叙述人称的转换

  80年代的余华在他的作品中既充当着作者的角色又充当着叙述者的角色,他认为自己笔下的人物只是自己的发言人,让他们说什么他们才能说什么,这些角色没有自己的声音。在《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中》中,余华依然是一个叙述上的侵略者而非聆听者,他在小说中分别安排了三个叙述者来讲故事。小说的第一节,“我”向读者介绍了自己居住在小城烟,“我”是一个拒绝与他人交往、厌恶世俗的人,直到1988年的5月8日我感觉到一个年轻女子走进我的生活,并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接下来的第二、三、四节,跳到了外乡人的叙述,他告诉了“我”十年前的1988年5月8日到1988年的9月3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第五节从逻辑上是紧接着第一节的,1988年5月8日“我”是在街上游荡的时候感觉到了一个年轻的女人,之后她对我的生活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第七节中“我”为了摆脱这种被打乱的生活,又一次出去游荡,在这次游荡中“我”遇到了一个穿黑夹克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向“我”讲述了他在十年前的1988年5月8日及之后发生的事情;第九节在逻辑上紧接着第六节,用第一人称讲述了1988年5月8日之后“我”感觉到了这个年轻女人之后的故事,包括后来的车祸、失明、接受角膜移植等等。小说在“我”的叙述中插入了外乡人和穿黑夹克的年轻人的叙述,从三个不同的视角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三个大致相同却又因细节问题错综复杂的故事。这三个叙述者用不同的叙述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经历,小说通过不断变换叙述人称讲述三个同中有异的故事,“罗生门”式的叙述方式使小说呈现出无穷的内在扩张力,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产生疑点、悬念,在真真假假中不断挖掘,直到理出让自己满意的逻辑结构。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这篇小说与博尔赫斯的作品《两个博尔赫斯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两个博尔赫斯的故事》中博尔赫斯安排了作家的不同年龄段的形象之间的对话。余华在《此文》中安排了1988年的“我”和两个1998年的“我”(外乡人及穿黑夹克的年轻人)之间的对话,将一个疯子的自我对话、心理历程分成几个不同时空中的人的叙述,让“人物自己来介绍自己” [3]p95,通过这些叙述人称的转换,不仅使故事的神秘感大增,也使小说的情节分明,结构井然有序,引导读者一步步将故事中的人物串联,猜想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未来的我和过去的我之间的交谈中整理出故事的发展脉络,最后得出这三个叙述者实际上是同一个人的结论。

  二、时间的魅力

  余华小说中的时间叙述体现出极大的魅力,为人津津乐道。一个文本中的时间样式有事件时间、写作时间、叙述时间。《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的写作时间是1989年。小说的第一节让我们知道了一个住在小城烟的拒绝与世俗发生联系的人的生活状态,直到1988年5月8日这个人感觉到一个年轻的女子向他走去;第二、三、四节中,“我”在1988年的5月8日之前遇到了一个外乡人,而这个外乡人对“我”讲述了他在1988年5月8日之后发生的事情,外乡人在8日之后发生了一个意外导致之后得了眼疾,被送进了上海的医院,9月3日重见光明前往小城烟,路上遇到了沈良;第五节继续第一节的内容扩充了“我”感觉到年轻女子之前和之后的心理状态;第七、八节中,穿黑夹克的年轻人告诉“我”他在1988年5月8日感觉到一个少女的目光之后发生的事以及他在9月3日出院之后遇到了沈良并听说了谭良的故事;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是第五、六节情节的延续,1988年5月8日之后我感觉到年轻女人的存在之后得了眼疾,出门时被卡车撞伤,送入医院,出院后找打角膜捐赠者杨柳的父亲,后来遇到穿黑夹克的年轻人,知道了定时炸弹的事情。这个就是小说的事件时间。小说把事件时间分成几个部分,并不断扩充每个时间段的内容,又不停地更换它们的顺序,给人一种时间上的错乱感。小说中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处在一九八八年,而外乡人和穿黑夹克的年轻人则是处在一九九八年,作者把三个处在不同时空里的人放在同一个空间平面上进行对话,每一个叙述者都对上一个叙述者的故事进行补充,在过去和未来两个时空里穿梭,瓦解了时间的线性存在,把时间碎片化,而“碎片又整理出一个又一个的事实”。[1]p151断裂、扭曲、重复的时间,错杂的场景变换,“打破叙述的圆” [2]p302画出一个叙述迷宫,成就了作者高超的叙述技巧。

  三、小说的情节

  “叙述线索实际上表现的是思维线索和话语线索。” [2]p292 “我在走入住宅区窄小的街道时,常常会感到如同走在肝炎病区的走廊上,我不能不小心翼翼”,“一想到他们的鞋有可能踏在我踩过的地方,我就无法阻挡内心涌上来的痛苦”,像这样的心理描写文中还有很多,作者通过这样的描写把一个人病态的心理一点点的剥开。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有关人物心理的描写,逐步为我们揭开“我”的神秘面纱,让我们看到一个沉溺于现实和幻想之中不可自拔的厌恶世俗的精神病患者。蒙田曾在自己的随笔中提到“强劲的想象产生现实”。基于这一点,笔者对《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的情节做出一个大胆的推测,文中的“我”从始至终都是一个精神病人,所以才会在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中幻想出一个出现在自己生活中的年轻女人。1988年5月8日的半个月之后,“我”上街给幻想出来的年轻女人买窗帘时被一辆解放牌卡车撞到,送入小城烟的医院,而在康复过程中,医生却发现“我”即将失明,于是把我送入上海一家医院;8月14日,一个名叫杨柳的患白血病死亡的少女把眼角膜捐献给了我;9月1日,“我”重见光明;9月3日,我坐上了回小城烟的长途汽车,途中我碰到了沈良,听到了关于谭良和他埋的炸弹的故事。于是接下来的十年里,“我”这个精神病患者将自己的经历和听到的故事完全的混在了一起,他幻想出“被解放牌卡车撞死的杨柳”、“死在家里从未去过上海却和自己有一样目光的杨柳”,并把谭良的故事和自己的经历交错在一起,将1998年的自己分裂成外乡人和穿黑夹克的年轻人,让他们和1988年的自己相遇、交谈,回忆出这样一个真假参半、虚实不清的故事。所以,笔者把这个故事大胆地概括为“一个精神病人十年内的错乱回忆”。

  余华曾经提到是卡夫卡真正教会他怎么样自由叙述。《此文献给少女杨柳》正是余华在自由创作过程中的一篇实验品,他运用如此复杂而又精巧、张扬并独特的叙述技术来表现自己对现实主义的反叛,这既是一种创新,一种抵抗,这种过分重视叙述技巧的行为也是他尚未从一个技术大师转变成一个艺术大师的表现。小说中,余华站在叙述圈之外,用独特的方式把想象和真实融合,将空间和时间打破,追求着叙述过程中带来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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