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及世界政治的向右倾斜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2
【内容提要】1973年西方资本主义战后黄金时代结束，80年代初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崛起，从此包括西欧在内的世界政治开始了向右转折的发展进程。新科技产业革命、经济全球化导致的社会结构变化、阶级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是政治右转的深层原因。而世界政治私有化的发展趋势进一步说明，作为世界经济活动主体的西方跨国公司正在逐步演变为当今世界政治的重要活动主体，进一步推动了世界政治右倾化的发展趋势。
【摘 要 题】世界政治
【关 键 词】西欧政治/世界政治/向右转/世界政治私有化
【 正 文】
最近谈论西欧政治、世界政治向右转，或者说，右倾化、向右倾斜，似乎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前几年人们还在谈论“粉红色的欧洲”，谈论民主社会主义的复兴。现在，社会民主党“第三条道路”似乎很快走到尽头，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代表的中左力量在西欧各国新一轮竞选中纷纷落马，从执政党再次转变为在野党。而中间偏右的政治力量，新保守主义政党纷纷再度上台执政。西欧政治钟摆似乎再次向右倾斜。有人说，这是一种周期性变化，不足为虑。但是，西欧极右势力在崛起，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各国竞选斗争中获得高额选票，在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的首领居然能够参加总统竞选的最后一轮角逐，在不少西欧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全国范围内上台参与执政，或者在一些地方性选举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大获全胜，成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执政党。与此同时，包括暗杀活动在内的新法西斯主义暴力活动日益猖獗，在反对非法移民的口号下，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日益抬头。在今天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作为全球化的反弹，或者说，作为全球化的悖论，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胜者通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全面渗透的背景下，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种族歧视、排外主义以及民族霸权或种族霸权主义甚嚣尘上，这无论如何不能不令人深为忧虑。这种向右倾斜，或者说向右转，是从总体上、战略上的判断结论。
左与右的概念解释
什么是左?什么是右?这个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政治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今天似乎应该有新的解释。今年5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一次小型讨论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对于当今世界的政治光谱做出如下解释：“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维护西方主导、亲资本的就是右；主张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经济危机，对垄断加以限制，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西方侵蚀的抵御，就至少可以称作中间偏左。”(注：这次讨论会于2002年5月10日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举行，参见《世界知识》2002年第11期，第34页。)我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但是，还是要做一点补充。
从传统的意义上说，左与右“这两个词起源于1789年革命中法国国民议会在巴黎召开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赞成革命的成员坐在讲演台的左边，而不大拥护革命的成员坐在右边。1815年法国君主制复辟后，‘左派’表示支持革命，而‘右派’表示反对革命。左派认为主权在民，赞成共和制，反对教士政策；而右派则推崇‘王权与祭坛’，即推崇以教会的价值观为基础以及维护教会价值观的专制和君主制政权。”(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2页。)
在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议会多党民主制在西欧已经稳定确立，中世纪的古老封建制度基本瓦解，在这个时候，对于什么是右，需要做出新的定义。王缉思在清华大学讨论会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在讨论右翼思潮时，首先应该对左与右有个概念分析。把法国的勒庞、美国的小布什、日本的小泉都称作右，我都没有什么疑义，但是还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他以美国为例解释说：“‘9•11’事件以后，美国为对付恐怖主义而在国内采取许多措施，大大加强了政府对整个社会的干预。从这个角度讲，人们说小布什是‘右’，但不是传统的‘右’，因为传统的‘右’正好相反，是政府减少对社会及经济的干预，就是放手。所以，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注：《世界知识》2002年第11期，第34页。)
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布莱克维尔百科全书》，书中解释说，“政治上的右派，往往对能否通过政治机构而完善人性持怀疑态度，依恋现行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秩序，反对人民主权，看重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所带来的某些好处，并在态度上倾向民族主义。其意识形态，除了表现为理性以外，还常常表现为非理性的信仰和情感。此外，还肯定传统的家庭道德。”“经济上的右派，信仰经济领域内的选择自由，赞成自由市场经济和尽量减少国家干预，赞成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实行志愿性自助和个人保险体制，而不赞成由国家组织的社会保障制度。”(注：《世界知识》2002年第11期，第34页。)这个解释基本上是清楚的。仔细思考，我们发现在这里经济上的右派与政治上的右派之间有一点矛盾，或者说，右派的经济政策与政治政策之间有一点自相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曾经引起一些概念混乱。在经济上，右派主张减少国家干预，实行放松控制、私有化、自由化；而在政治上，右派强烈反对1968年造反的一代提出的民主化自由化要求，主张加强国家对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生活的干预，主张严刑竣法，甚至有某种极权主义的发展倾向。经济上的右派被称作新自由主义，而政治上的右派被称作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合二为一是当今中右势力、也就是所谓“新右派”的典型特点。这就是70年代末期、80年代中期开始在西方政治文化中占据主导位置的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为什么有的时候被称作新保守主义，有的时候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我在以前的文章，如2001年在《欧洲》发表的《进入21世纪的西欧政治思潮》中曾经提到，历史上，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对立的，保守主义代表封建主义势力，自由主义是代表资产阶级的，现在两者合二为一是资产阶级政治上向右转，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化的具体体现。
引起概念混乱的还有工人运动的问题。历史上，工人、工会运动属于左派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今天，我们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看到了一种右倾化的工人运动。在奥地利，45%的工人投票支持右翼民粹主义领袖海德尔，很多失业工人、青年人支持甚至参与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排外运动。自1989年苏东巨变以后，在西方社会，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宣传甚嚣尘上，由于对现实社会主义失望，很多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不满的工人不得不从右的方面寻找出路，转向支持极右势力，这是一个历史悲剧。“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是著名左派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最近在一篇文章中突出强调的一句话。他说：“工人运动，如同阶级意识一样，是在社会生产发展的某一阶段，一个雇佣劳动者阶级逻辑上必然产生的、实践中无法避免的自身特征的体现。社会主义是一种方案，这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努力要推翻资本主义，用一个新的经济制度和一个新的社会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意图和尝试。虽然这个方案从一开始就和工人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两者毕竟不是完全等同的一回事。我们在所有存在工人阶级的社会里都会发现工人运动，除了由于强制和恐怖镇压使工人运动受到阻碍的地方以外。在美国历史上，工人运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与作为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点，100年来经常引起人们的注意。”霍布斯鲍姆认为，历史上“不仅有非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还有反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例如波兰的团结工会，还有具有很强民族主义色彩，或者宗教色彩的工人运动，没有意识形态、或者与其他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工人运动。”他还说：“没有理由认为，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人运动的世纪”，收入布鲁诺•格洛伯等人主编：《工人运动，一个失败的现代主义方案?》，维也纳：科学出版社2000年德文版，第14、16页。)
现在我们在西欧看到了一个与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工人运动，工人与工人运动的向右转，这是在具有悠久社会主义传统的西欧，政治上向右倾斜的一个突出表现。
世界政治的向右转折
西欧以及世界范围内政治向右转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登上政治舞台，占据绝对优势统治地位的那一时刻开始的，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走向。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这部书中生动地描述了二战后半个世纪中这个意义重大的历史分界，他把70年代(准确地说是1973年)分界线以前的历史时期称为黄金时代。于尔根•哈贝马斯在近年出版的《后民族时代的形势》一书中，对于这个黄金时代做了更为具体的描述：“在幸福和平的西欧民主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发展起混合经济，这使他们能够不断扩大公民权利，第一次有效地实现社会基本权利。在50年代至70年代前期这一阶段，世界经济爆炸式地增长，工业生产成倍翻番，工业产品的世界贸易数十倍地增长，这些都使得世界的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而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各国政府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经验中获益匪浅，这个组织在20年内占据了世界生产产值的四分之三，世界工业产品贸易的五分之四，他们推行的明智的、注意国内稳定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增长比例相对比较高的情况下，建立并且扩大了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福利国家群众民主的形象中，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经济形式第一次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被驯服，或多或少地同一个民主的法制国家规范的自我认识相一致。”(注：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时代的形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77、78页。)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能够采取这种明智的政策?我把这种政策称为西方资产阶级对于工人的让步政策，这种让步政策的出现首先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经验教训，为了资本主义的继续生存，不得不放弃传统的自由主义，也就是放任自流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其次，是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平竞赛、和平竞争的结果，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很大压力，至少在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消除了失业现象，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有衣穿。所以，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把实现充分就业放在首位。很多西方左派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的西欧工人阶级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大的受益者。在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要比现在人们估计的高得多。如霍布斯鲍姆指出的那样：“莫斯科以外的很多人都把斯大林的简陋经济看作是比西方更具有活力的经济制度，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取代资本主义。一直到60年代，很多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如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像赫鲁晓夫一样相信，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超过西方经济。”(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人运动的世纪”，收入布鲁诺•格洛伯等人主编：《工人运动，一个失败的现代主义方案?》，维也纳：科学出版社2000年德文版，第17页。)
霍布斯鲍姆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战后黄金时代，这些国家内部的改良主义运动取得了很大胜利。“在所谓黄金时代结束以后，改良主义的目标几乎百分之百地实现，工人的状况比1914年以前主张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人们最乐观的设想还要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重新恢复了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和平共处的局面，这一次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经济政策改革的框架条件下，而且是建立在充分就业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对于工人运动有意识整合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所谓黄金时代(1947至1973年)的经济奇迹基础之上。”他特别强调，30年代经济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冷战时期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制度竞争的压力，是致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推行让步政策的重要前提条件。他说：“如果没有大危机和德国纳粹上台的悲惨经验教训，这种新的和平共处能够出现吗?要是没有对于共产主义进军的恐惧呢?要是没有斯大林和希特勒，伯恩施坦能够胜利吗?恐怕是不能。”(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人运动的世纪”，收入布鲁诺•格洛伯等人主编：《工人运动，一个失败的现代主义方案?》，维也纳：科学出版社2000年德文版，第18页。)
哈贝马斯在谈论战后黄金时代结束的时候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例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来说，足以使他把战后几十年作为黄金时代来欢庆。但是，至少是在1989年以后，公共舆论已经感觉到这个时代的终结。再回过头来看，在社会福利国家至少应该作为社会政治成果的国家，这些成果已经开始被人们所放弃。在这个世纪末，受到社会福利国家驯化的资本主义出现了结构危险的迹象，一种在社会领域残酷无情的新自由主义再度复活。”(注：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时代的形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77、78页。)
【摘 要 题】世界政治
【关 键 词】西欧政治/世界政治/向右转/世界政治私有化
【 正 文】
最近谈论西欧政治、世界政治向右转，或者说，右倾化、向右倾斜，似乎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前几年人们还在谈论“粉红色的欧洲”，谈论民主社会主义的复兴。现在，社会民主党“第三条道路”似乎很快走到尽头，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代表的中左力量在西欧各国新一轮竞选中纷纷落马，从执政党再次转变为在野党。而中间偏右的政治力量，新保守主义政党纷纷再度上台执政。西欧政治钟摆似乎再次向右倾斜。有人说，这是一种周期性变化，不足为虑。但是，西欧极右势力在崛起，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各国竞选斗争中获得高额选票，在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的首领居然能够参加总统竞选的最后一轮角逐，在不少西欧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全国范围内上台参与执政，或者在一些地方性选举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大获全胜，成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执政党。与此同时，包括暗杀活动在内的新法西斯主义暴力活动日益猖獗，在反对非法移民的口号下，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日益抬头。在今天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作为全球化的反弹，或者说，作为全球化的悖论，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胜者通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全面渗透的背景下，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种族歧视、排外主义以及民族霸权或种族霸权主义甚嚣尘上，这无论如何不能不令人深为忧虑。这种向右倾斜，或者说向右转，是从总体上、战略上的判断结论。
左与右的概念解释
什么是左?什么是右?这个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政治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今天似乎应该有新的解释。今年5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一次小型讨论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对于当今世界的政治光谱做出如下解释：“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维护西方主导、亲资本的就是右；主张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经济危机，对垄断加以限制，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西方侵蚀的抵御，就至少可以称作中间偏左。”(注：这次讨论会于2002年5月10日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举行，参见《世界知识》2002年第11期，第34页。)我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但是，还是要做一点补充。
从传统的意义上说，左与右“这两个词起源于1789年革命中法国国民议会在巴黎召开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赞成革命的成员坐在讲演台的左边，而不大拥护革命的成员坐在右边。1815年法国君主制复辟后，‘左派’表示支持革命，而‘右派’表示反对革命。左派认为主权在民，赞成共和制，反对教士政策；而右派则推崇‘王权与祭坛’，即推崇以教会的价值观为基础以及维护教会价值观的专制和君主制政权。”(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2页。)
在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议会多党民主制在西欧已经稳定确立，中世纪的古老封建制度基本瓦解，在这个时候，对于什么是右，需要做出新的定义。王缉思在清华大学讨论会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在讨论右翼思潮时，首先应该对左与右有个概念分析。把法国的勒庞、美国的小布什、日本的小泉都称作右，我都没有什么疑义，但是还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他以美国为例解释说：“‘9•11’事件以后，美国为对付恐怖主义而在国内采取许多措施，大大加强了政府对整个社会的干预。从这个角度讲，人们说小布什是‘右’，但不是传统的‘右’，因为传统的‘右’正好相反，是政府减少对社会及经济的干预，就是放手。所以，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注：《世界知识》2002年第11期，第34页。)
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布莱克维尔百科全书》，书中解释说，“政治上的右派，往往对能否通过政治机构而完善人性持怀疑态度，依恋现行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秩序，反对人民主权，看重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所带来的某些好处，并在态度上倾向民族主义。其意识形态，除了表现为理性以外，还常常表现为非理性的信仰和情感。此外，还肯定传统的家庭道德。”“经济上的右派，信仰经济领域内的选择自由，赞成自由市场经济和尽量减少国家干预，赞成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实行志愿性自助和个人保险体制，而不赞成由国家组织的社会保障制度。”(注：《世界知识》2002年第11期，第34页。)这个解释基本上是清楚的。仔细思考，我们发现在这里经济上的右派与政治上的右派之间有一点矛盾，或者说，右派的经济政策与政治政策之间有一点自相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曾经引起一些概念混乱。在经济上，右派主张减少国家干预，实行放松控制、私有化、自由化；而在政治上，右派强烈反对1968年造反的一代提出的民主化自由化要求，主张加强国家对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生活的干预，主张严刑竣法，甚至有某种极权主义的发展倾向。经济上的右派被称作新自由主义，而政治上的右派被称作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合二为一是当今中右势力、也就是所谓“新右派”的典型特点。这就是70年代末期、80年代中期开始在西方政治文化中占据主导位置的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为什么有的时候被称作新保守主义，有的时候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我在以前的文章，如2001年在《欧洲》发表的《进入21世纪的西欧政治思潮》中曾经提到，历史上，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对立的，保守主义代表封建主义势力，自由主义是代表资产阶级的，现在两者合二为一是资产阶级政治上向右转，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化的具体体现。
引起概念混乱的还有工人运动的问题。历史上，工人、工会运动属于左派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今天，我们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看到了一种右倾化的工人运动。在奥地利，45%的工人投票支持右翼民粹主义领袖海德尔，很多失业工人、青年人支持甚至参与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排外运动。自1989年苏东巨变以后，在西方社会，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宣传甚嚣尘上，由于对现实社会主义失望，很多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不满的工人不得不从右的方面寻找出路，转向支持极右势力，这是一个历史悲剧。“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是著名左派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最近在一篇文章中突出强调的一句话。他说：“工人运动，如同阶级意识一样，是在社会生产发展的某一阶段，一个雇佣劳动者阶级逻辑上必然产生的、实践中无法避免的自身特征的体现。社会主义是一种方案，这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努力要推翻资本主义，用一个新的经济制度和一个新的社会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意图和尝试。虽然这个方案从一开始就和工人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两者毕竟不是完全等同的一回事。我们在所有存在工人阶级的社会里都会发现工人运动，除了由于强制和恐怖镇压使工人运动受到阻碍的地方以外。在美国历史上，工人运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与作为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点，100年来经常引起人们的注意。”霍布斯鲍姆认为，历史上“不仅有非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还有反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例如波兰的团结工会，还有具有很强民族主义色彩，或者宗教色彩的工人运动，没有意识形态、或者与其他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工人运动。”他还说：“没有理由认为，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人运动的世纪”，收入布鲁诺•格洛伯等人主编：《工人运动，一个失败的现代主义方案?》，维也纳：科学出版社2000年德文版，第14、16页。)
现在我们在西欧看到了一个与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工人运动，工人与工人运动的向右转，这是在具有悠久社会主义传统的西欧，政治上向右倾斜的一个突出表现。
世界政治的向右转折
西欧以及世界范围内政治向右转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登上政治舞台，占据绝对优势统治地位的那一时刻开始的，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走向。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这部书中生动地描述了二战后半个世纪中这个意义重大的历史分界，他把70年代(准确地说是1973年)分界线以前的历史时期称为黄金时代。于尔根•哈贝马斯在近年出版的《后民族时代的形势》一书中，对于这个黄金时代做了更为具体的描述：“在幸福和平的西欧民主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发展起混合经济，这使他们能够不断扩大公民权利，第一次有效地实现社会基本权利。在50年代至70年代前期这一阶段，世界经济爆炸式地增长，工业生产成倍翻番，工业产品的世界贸易数十倍地增长，这些都使得世界的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而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各国政府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经验中获益匪浅，这个组织在20年内占据了世界生产产值的四分之三，世界工业产品贸易的五分之四，他们推行的明智的、注意国内稳定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增长比例相对比较高的情况下，建立并且扩大了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福利国家群众民主的形象中，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经济形式第一次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被驯服，或多或少地同一个民主的法制国家规范的自我认识相一致。”(注：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时代的形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77、78页。)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能够采取这种明智的政策?我把这种政策称为西方资产阶级对于工人的让步政策，这种让步政策的出现首先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经验教训，为了资本主义的继续生存，不得不放弃传统的自由主义，也就是放任自流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其次，是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平竞赛、和平竞争的结果，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很大压力，至少在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消除了失业现象，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有衣穿。所以，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把实现充分就业放在首位。很多西方左派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的西欧工人阶级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大的受益者。在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要比现在人们估计的高得多。如霍布斯鲍姆指出的那样：“莫斯科以外的很多人都把斯大林的简陋经济看作是比西方更具有活力的经济制度，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取代资本主义。一直到60年代，很多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如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像赫鲁晓夫一样相信，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超过西方经济。”(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人运动的世纪”，收入布鲁诺•格洛伯等人主编：《工人运动，一个失败的现代主义方案?》，维也纳：科学出版社2000年德文版，第17页。)
霍布斯鲍姆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战后黄金时代，这些国家内部的改良主义运动取得了很大胜利。“在所谓黄金时代结束以后，改良主义的目标几乎百分之百地实现，工人的状况比1914年以前主张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人们最乐观的设想还要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重新恢复了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和平共处的局面，这一次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经济政策改革的框架条件下，而且是建立在充分就业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对于工人运动有意识整合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所谓黄金时代(1947至1973年)的经济奇迹基础之上。”他特别强调，30年代经济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冷战时期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制度竞争的压力，是致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推行让步政策的重要前提条件。他说：“如果没有大危机和德国纳粹上台的悲惨经验教训，这种新的和平共处能够出现吗?要是没有对于共产主义进军的恐惧呢?要是没有斯大林和希特勒，伯恩施坦能够胜利吗?恐怕是不能。”(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人运动的世纪”，收入布鲁诺•格洛伯等人主编：《工人运动，一个失败的现代主义方案?》，维也纳：科学出版社2000年德文版，第18页。)
哈贝马斯在谈论战后黄金时代结束的时候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例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来说，足以使他把战后几十年作为黄金时代来欢庆。但是，至少是在1989年以后，公共舆论已经感觉到这个时代的终结。再回过头来看，在社会福利国家至少应该作为社会政治成果的国家，这些成果已经开始被人们所放弃。在这个世纪末，受到社会福利国家驯化的资本主义出现了结构危险的迹象，一种在社会领域残酷无情的新自由主义再度复活。”(注：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时代的形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77、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