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
康德哲学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进一步说，历史上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研究哲学史的人不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学究，如果说我们研究哲学史并不仅仅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那么我们就必须证明我们的研究是有“意义”的。表面看来，这种证明带有自我辩白的嫌疑，不过更深层次的问题应当是哲学或哲学史的意义问题。
由此可见，讨论康德哲学的意义是不可能仅仅局限于讨论康德的，它归根结底关涉到研究哲学史的意义问题。因此，本文的目的是借助讨论康德哲学的意义来讨论哲学史研究的意义问题，也可以说是借助讨论哲学史研究的意义来讨论康德哲学的意义，并且由此而提出一种新的哲学史观模型。
一、哲学问题
为什么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虽然斯人已去，其理论学说业已过时，我们还要学习和研究他们的思想呢？因为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就是哲学，能够在哲学史上“青史留名”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学说或理论都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意义的。但是，谁都知道，哲学家们在几乎所有的哲学问题上都未能达成最基本的共识，哲学中这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套用霍布斯的一句话，就好象是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每个哲学家的思想都是转瞬即逝，哲学流派的更替其速度更是越来越快，我们怎么能说他们的思想有意义而且是什么永恒的意义呢？！
哲学家们在所有的哲学问题上一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是事实。然而，我们以为，恰恰是因为哲学家们在哲学问题上无法达到最基本的共识，他们的思想才具有了永恒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哲学问题是万古常新、永恒无解的，即是说，哲学问题并没有终极的答案，因此历史上的哲学家们所面临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也一样是问题。既然哲学问题没有过时，那么每一位哲学家为这些问题所提供的解决方法，对我们来说就永远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当然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而是许多种选择中的一种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史向我们展示的无非是有史以来哲学家们在哲学问题上各自不同的解决方式，我们学习和研究哲学史的目的无非就是在这些解决方式中选择自己的道路，或者在这些解决方式之外开辟自己的道路。
不错，康德哲学是200年前的思想，他的人早已离我们远去，他的学说也早就过时了。然而，一位哲学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并不在于他说了什么――他所说的什么总会过时的，而在于他所面临的哲学问题和他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我们可以把这些看作是衡量一位哲学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的“经纬度”。哲学始祖泰勒斯说“大地浮在水上”，水是万物的本原，这话早就过时了，现在谁也不会把这句话的内容当真。但是泰勒斯的问题却没有过时，那就是追究自然万物的起源问题。同样，康德以两种“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亦即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牛顿物理学为模型所建立起来的先验哲学其内容肯定已经过时了，但是他解决问题的方式至今仍然不失为一种选择。自哲学诞生起，至今已经2600多年了，正所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能够在哲学史上留下名字的哲学家都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他们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历经百年甚至千年依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并不是因为他们说出了“真理”，而是因为他们所探讨的哲学问题乃是万古常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他们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甚至很可能是人类永恒的问题，所以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也就成了典型，成了为后人树立的“路标”、“纪念碑”或“里程碑”。
既然哲学问题是万古常新的，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是永远也不会有终极答案的，那么我们为什么非要与这样的问题纠缠不休呢？逻辑实证主义曾经以“意义标准”和“可证实原则”来衡量哲学命题的意义，认为一个有意义的命题或者是分析命题，或者是综合命题，分析命题作为“重言式（tautology）”可以用逻辑来判断真假，综合命题可以由经验来证实或证伪，除此之外的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显然，那些永远没有统一答案的哲学问题既不是分析命题也不是综合命题，因而都应该从哲学中清除出去，用他们的术语说就是“拒斥形而上学”。我们以为，哲学问题的确是永远也不会有统一答案的问题，但是没有统一的答案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没有意义，实际上由于这些问题乃是对我们性命攸关的问题，所以我们非追问不可。
为什么？
我们可以把我们所遭遇到的问题区分为“问题”和“难题”。一个问题通常是可以有答案而且是有统一答案的，科学知识就相当于这样的问题。一个难题则一般没有统一的答案，而只能有一些甚至许多不同的解答方式。实际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大多是没有统一答案的难题。
哲学问题不是“问题”而是“难题”。
无论从事实上讲还是从理论上看，哲学问题都是难题。从事实上说，哲学家们在哲学问题上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有一个哲学问题达到了普遍认同的程度。从理论上说，哲学之本义是“爱智慧（philo-sophia）”，这意味着在哲学诞生之初哲学家们原本（或应该）是十分谦虚的人，他们明白智慧不同于知识，那是一个永恒无限的理想境界，因而是人终其一生也无法企及的，所以我们只能“爱智慧”而不可能占有智慧。
但是，既然哲学问题是没有终极答案的，至少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哲学问题是没有终极答案的，那么我们为什么非要追问它们不可呢？这就关涉到哲学的起源问题，或者说，关涉到人类精神的所谓“终极关怀”的问题。
在《旧约》圣经之“创世纪”里有一个“伊甸园”的故事。据说上帝在创造亚当之后，在东方为他辟了一个园子让他居住，这个园子就叫做伊甸园。在伊甸园中有许多树，其中有两棵最特别，一棵是“生命之树”，一棵是“智慧之树”。吃了生命之树的果子可以长生不老，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可以有智慧。上帝对亚当说，这园子里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智慧之树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会死。然而后来亚当受蛇的引诱终于还是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于是被逐出了伊甸园……。如果这个故事有几分真实的话，我们不免替亚当感到懊悔――他之所以犯下了“原罪”，不过是因为吃东西的顺序搞错了：假如他先吃生命之树的果子，然后再吃智慧之树的果子，他就既可以长生不老，又可以是有智慧的，因为上帝并没有禁止他们吃生命之树的果子。倘若如此，他将与上帝一样，上帝也奈何不了他。其实，这个寓言――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寓言看――象征的是人成其为人所根源的内在矛盾。人一方面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又是有理性的因而是可以追求智慧的存在，用康德的话，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因此当人作为人而存在的时候，在他的面前就立刻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鸿沟：人就处于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此岸与彼岸、现实与理想、必然与自由……等等等等的对立之间。有死的人却向往永恒，向往永恒的人终究是要死的，这就是人生中最大也是最基本的矛盾。正是因为这个矛盾，人才有了“终极关怀”，他要求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通达无限的自由境界，于是就产生了哲学，确切地说，就形成了哲学问题。当然，这个最基本也是最深层次的问题，经常被许多问题掩盖住了，而且还由此生发出许多具体的问题，但是从根子上说，这应该说就是哲学的起源。正因为如此，只要人在世一天，他就免不了要追问哲学问题，但是只要他是人，那么在他的有生之年又注定了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就人是有限的存在而言，即使人类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也仍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人的命运，无法摆脱的命运。
就此而论，哲学将与人类共存亡。
所以，任何一位青史留名的哲学家其思想都具有永恒的价值，既具有“历史意义”亦具有“现代意义”。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所说的话至今仍然没有过时直到今天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样的真理根本就不存在，而是因为他们所提出来的哲学问题是永恒的难题，换言之，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哲学问题与他们当年面临的哲学问题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看哲学，那么我们可以说，哲学并不存在于某一种哲学理论或哲学体系之中，而是存在于过去、现在乃至将来，人类试图通达无限之智慧境界的所有道路之中，所以哲学不是一条路，而是有无数条路，而且哲学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目的地，它永远“在途中”。海德格尔晚年在为自己的全集作序时说，他的著作是“Wege――nicht Werke”，就是这个意思。他不仅说“道路――而非著作”，而且“道路”用的还是复数，换言之，不是一条路，而是许多条道路。因此，哲学不象科学那样是一个“直线式的”知识积累的过程，哲学可以看作是面对永恒的难题寻求不同的出路的过程，它更象是一个围绕着圆心（智慧）所作的无限的圆周运动。今天，随便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所具有的知识都要比医学始祖希波克拉底多得多，然而即使再大的哲学家也不敢说他比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更高明，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哲学史就是哲学，哲学就是哲学史。
附带说一句，“哲学就是哲学史”或“哲学史就是哲学”，这其实并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黑格尔的首创，然而我们由此确立的却是一种与之相反的哲学史观。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史上只有一种哲学，所有的哲学都不过是这种哲学之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而已，因而越是在后的哲学思想就越是“进步”，最后形成的将是把所有哲学都包容于自身的“全体”，所以哲学象科学一样（当然在黑格尔看来哲学比科学更科学）也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然而，当我们说哲学是哲学史的时候，这句话的意思恰恰说的是存在有许多种不同的哲学，每一种哲学都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
由此可见，哲学或者更准确地说哲学问题产生于人的困境。对此，维特根施坦曾经有一个绝妙的比喻，他在《哲学研究》中说，“哲学问题具有的形式是：‘我不知道出路何在’”（123）。 哲学家，也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好象是“瓶子里的苍蝇”（309），它看到的是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于是它千方百计寻找出口，却永远也飞不出去。康德也有一个绝妙的比喻：一位形而上学家就好象一个天真幼稚的孩子，他站在开阔的地方一眼望去，看到天地交融于地平线上，于是就想从那里走到天上去，殊不知他每前进一步，地平线就会后退一步，他与地平线之间的距离是不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缩短的。形而上学家也是如此，他们以为只要走到经验的尽头就可以通达超验的本体，而实际上在他与所谓的本体之间永远隔着经验的帷幕。同样说的是人的有限性，康德与维特根施坦在态度上却又是不一样的。维特根施坦（至少是前期的维特根施坦）认为给这个“瓶子”（世界）“划界”的是语言，我们对于语言界限之外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康德则认为，尽管我们不可能认识“瓶子”之外的事情，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思想它，而且这种思想对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人之为人就在于他无时无刻不在试图超越这个“瓶子”，也许他今生今世不可能现实地飞出这个“瓶子”，然而他仍然可以将飞出“瓶子”看作是他的理想。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瓶子”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瓶子”，每个人的“瓶子”也许并不一样，但是“瓶子”终归是“瓶子”。所谓“瓶子”也就是人的有限性，人的限制。如果你明白“瓶子”是飞不出去的，看着外面如画的景色，你就不想飞出去了吗？如果你知道人终有一死而且只此一生，你就不思考死后生命的问题了？就不关心灵魂不朽的问题了？如果你知道――我们的确知道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你是不是就不需要信仰了？未必。没有人会心安理得地生活在“瓶子”里，因为人是一种对未来永远抱有希望的生物。当然，哲学不是宗教，它不可能允诺给我们永生的生命，不过它可以使我们思考：当我们面临如此的困境时，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人生，我们可以有怎样的理想和希望。
我们生活在“瓶子”里而企图飞出“瓶子”之外去，“瓶子”是“现实”，飞出去则是“理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就是康德哲学的出发点，实际上也应该是我们思考哲学问题的出发点。那么，康德哲学要解决的是什么样的哲学问题？他所面对的问题是否也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呢？
二、康德哲学的问题
当康德登上哲学的历史舞台时，他所面临的理论背景，首先是经验论与唯理论关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的争论陷入了困境（休谟）；其次是在启蒙主义的内部理性与自由陷入了矛盾冲突（卢梭）；最后则是在怀疑论和唯物主义的打击下，形而上学名存实亡。这三个问题也可以称之为“理性权威的动摇”、“自由的失落”和“形而上学的衰亡”。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表达康德哲学的问题，那就是：“在严格遵循必然的自然法则的世界上，人有没有自由，有没有不同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价值和尊严”。这是在启蒙时代科学主义处于极盛时期的背景之下，康德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显然，康德哲学的问题归根结底乃是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也是人类精神的价值重建的问题。康德之后一百年，当尼采说“上帝死了！”，人类的新世纪即将开始，他面临的是如何重建价值的问题。尼采之后（1900）一百年，我们今天同样面临着如何重建价值的问题。
康德与我们，相隔200年。但是我们与他所面临的问题却是一样的。200年前，康德就感受到了科学技术对人类精神价值的威胁，200年后，我们就不只是感受到这种威胁，而是身受其害了。
20世纪是“科学技术的时代”。尽管我们不再象18世纪康德时代那样视科学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真理，相反，我们已经认识到科学技术的所谓真理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把20世纪看作是“科学技术的时代”，因为科学技术在20世纪的发展和进步是人类有史以来任何一个世纪都无法比拟的。然而，虽然我们已经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相对性和有限性，但是却仍然无法阻止科学技术的威胁，而且是致命的威胁，例如环境污染、生物物种灭绝、核战争威胁等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可能很多，但有一个最明显（也可能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失去了平衡，即是说，人类文明难以适应它自己的产物――科学技术――的发展，换言之，人类并没有为使用已经出现并且投入使用的科学技术做好准备。1966年，海德格尔在回答德国《明镜》周刊记者的访谈时曾经说，当他看到美国宇航员登上月球的时候，他有一种惊惶失措的感觉，他认为我们并不需要这些。“我们根本不需要原子弹，现在人已经被连根拔起。我们现在只还有纯粹的技术关系。这已经不再是人今天生活于其上的地球了”。当时也许有人会嘲笑海德格尔小题大做，大惊小怪。但是现在我们终于发现，海德格尔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代价了。
我们并不是在指责科学，我们其实是在指责自己。科学技术本身没有错，即使科学技术毁灭了地球、毁灭了太阳系、甚至毁灭了银河系，那也不是科学技术的错。因为科学技术是中性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使用科学技术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人掌握科学技术更可怕的事了。因为迄今为止，人类是地球上组织得最差最容易陷入危险而且最容易危及其他自然存在的生物种群。动物可以凭本能活动，它们的社会组织通常很少陷入危机，即使陷入了危机也可以自我调节，即使无法调节也不会毁灭自然，至多是毁灭自己罢了，虽然也可能间接地影响其他生物，但那毕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人就不同了。人的自然进化早已停止了，他的进化是精神的进化、社会的进化或文化的进化。由于人类的进化变得越来越复杂，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了，甚至一个微小的因素就有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受到威胁的不仅是人自己，而且包括整个自然界。
显然，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太脆弱了，而且充满了矛盾和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人以价值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础。作为动物的人只是活着或者追求活得更好，而作为人的人却总要问一问“为什么”活着。在前有苏格拉底，在后有康德，哲学家们通常认为，一种未经理性审慎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生活。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写清楚这个“为什么”的原因，实际上，这个世界原来并没有这个“为什么”的原因，换言之，这个世界原本并没有什么价值，价值是随着人的出现而出现的。
人以价值为其存在的根基，实在是一种“冒险”。
价值（value，Wert）源于古梵文wer、wal（围墙、护栏、掩盖、保护、加固）和拉丁文vallum（堤）、vallo（用堤护住、加固、保护），〔古德文war就有庇护的意思〕，就其本义而论，所谓价值就是人类抵御某种东西的堤坝和护栏。那么价值是针对什么东西的？价值针对的乃是虚无主义。人是一种需要理想才能存在下去的特殊的存在，所以人生活在丑恶的现实与美好的理想之间：他因为对现实不满，于是就有了理想；或者说他因为有了理想，因而对现实不满。价值就是理想。但是，价值这种东西并没有写在自然之中，需要人自己去发现和创造，至于究竟什么样的价值是最好的或最佳的价值，却是不确定的。这就意味着，当我们选择一种价值作为我们存在的根基时――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并不能确定这一价值是不是合适的选择，因而以价值为其存在的根基，人就不可避免地要“冒险”――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能使我们误入歧途，任何一条道路都可能是不归路，然而选择了就必须为之承担责任。
如果――我们说“如果”，是因为不一定――人类真的是自然界自然进化的产物甚至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进化的最高阶段，那冒险的就不仅是人类了，自然本身也在冒险。因为人类的行为成了毁灭自然的原因，那无异于说自然在自我毁灭。很难想象，自然怎么会产生出人类这种有可能（实际上已经部分地变成了事实）毁灭它自己的存在物呢？所以，我们不知道自然产生出人类究竟是进化还是退化。如果我们把人类的出现看作是自然进化的最高阶段，那么也许唯一的解释就是自然的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冒险”，因为只有“冒险”才蕴含着新的希望：正如上帝创造亚当并且赋予了他自由，这种最高级的造物“高级”就“高级”在他是自由的，而这就意味着他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一样，人之存在的危险性就在于人有自由选择的能力，而自由就意味着存在着不同的可能性。自然在人类这里走向自由，可能走向毁灭，也可能走向更高的境界。也许要走向更高的境界就只能冒险，而且也值得去冒险。
人类若要代表着自然走向更高的阶段，他至少必须解决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凭借理性的能力发现自然的奥秘，一是使自己成熟到足以与自然之奥秘相配的程度。迄今为止，我们尚未达到足够成熟的程度，也许远离自然的奥秘不一定是坏事。
康德的时代正是启蒙主义萌生危机的时代。当人们以理性、科学为其价值取向时，便陷入了这样的困境：理性被看作是最高的权威，然而理性无论如何难以取代上帝的权威，充当上帝的角色。当我们把理性理想化为抽象的、普遍的、永恒的理性时，它实际上与上帝一样并不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只是一种理想，但是另一方面理性却又的确是我们现实具有的东西。用康德的术语说，这就造成了一种“先验幻相”：理想的理性是无限的，而现实的理性却是有限的，当我们大树特树理性的权威甚至以之取代上帝的位置的时候，这个理性指的是抽象的、理想的理性，而不是现实的有限的理性，然而实际上我们只有现实的有限的理性而没有理想的无限的理性，于是我们就错误地把现实的有限的理性当作了那个无限的理想的理性，危险便由此发生了。康德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人类以理性（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价值的话，那么他就可能要冒失去价值的危险，因为科学理性是有限的，它无论如何不足以充当人类生存的价值基础。
所以，康德不得不限制知识，为道德信仰留地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