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企业成长问题最新研究综评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7-0015-05
高技术企业的成长不仅包括量的扩张，也包括质的成长。其中，前者表现为企业规模的扩大；后者则表现为企业素质的提高[1]。作为企业成长理论的一个具体研究方向，高技术企业成长的讨论主要沿袭企业成长理论的观点，从高技术企业成长的实现机制、成长模式、成长动因和成长制约因素等方面进行。遗憾的是学者们尚未取得一致性的结论和意见，也并未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随着高技术企业管理实践和调研实践的不断开展，业内外对高技术企业成长的动因、模式等的研究也在持续进行并取得了一些颇具特色的研究成果。
一、高技术企业成长的环境
高技术企业成长环境问题始终令学者们热衷，不仅在于环境与企业成长息息相关，也在于高技术企业成长所面临的环境的多层次、多主体的系统复杂性。由于研究任务、目的及侧重点的不同，对环境的认知和划分也不同。比较主流的是罗宾斯[2]按环境对企业的作用方式所划分的一般环境和具体环境。
关于高技术企业成长一般环境的研究，大多是针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地方性特色来展开的。Siqueira和Bruton将研究视角从发达国家拓展到新兴经济体，指出由于新兴经济体存在高税收、腐败、知识产权制度不完善、员工教育水平偏低等现象，因此在运用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源基础理论研究该经济体内企业成长时，必须注意本土环境等的一些具体差别[3]。Chandra和Chao对中国的7个关键城市的12个商业孵化器管理层进行面对面深度访谈，指出中国的孵化器从完全受控于政府到引入多样化的赞助商，从通用高技术的孵化业务的类型转向专用高技术类型，为高技术在孵企业的成长提供友好的环境，但仍主要依赖于政府基金的投入，其市场创新也处于初级阶段[4]。Zylberberg等通过对阿根廷的120家生物技术企业的资源、新结构和环境等方面调查，并与巴西的同行业进行对比，指出存在缺乏版税收集系统、专利保护不完善、风险资本来源不足等问题，建议创建有利的监管环境、吸引新形式的外国资本、进行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建立本土及全球研发网络等，以在更高层次上推进本土生物技术行业的进一步发展[5]。
关于高技术企业成长具体环境的最新研究，学术界一般是从劳动力环境、资本环境、技术环境、战略行为、企业家行为、企业自身管理要素等方面进行分析。Siqueira和Bruton通过对巴西一些年轻的高技术合资企业进行调查，他们发现在技术投资与生产率的正向关系中，企业家的教育水平和公司的非正式性起正向调节作用[3]。Lin等发现，对高技术企业来说，管理层薪资作为一种控制机制可以显著减少代理人问题，但高薪政策可能导致他们只关注短期绩效而忽视企业长期的发展，而机构投资者的有力控制可作为对高层激励的一种替代[6]。Lin等的研究发现，高技术企业在选择股东的时候，可以优先考虑机构投资者以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从而促使管理者关注企业长期战略方向。Ryoo以韩国电信业为对象，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探索了韩国高技术小企业的决策制定者们选择内部或外部研发的决定因素。结合交易成本和资源基础理论，他们发现企业过去的技术能力、企业家的战略定位、技术不确定性程度和投资资产的再调度是决策制定过程的关键标准[7]。Chen和Tsou建议企业的管理方案应该针对于发展IT能力和服务创新过程，并利用它们来提高客户服务和获得卓越的企业业绩。他们也发现更好的IT能力能够带来更高水平的服务过程创新[8]。Kenney等以中国大陆及台湾、印度的高技术企业为调查对象，研究东亚地区的那些拥有专业技术、管理及创业才能的海归对该地区ICT行业成长的作用，指出他们对于企业的创业阶段以及行业稍后的扩张阶段都有着重要的作用[9]。
二、高技术企业成长模式
关于企业成长模式和决定因素的研究作为企业动力学的一个关键主题又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Lee较全面地回顾了近三十年来学者们关于企业成长模式的代表性观点，并对吉布列法则后续研究中的争议进行了阐述。Lee从R&D基础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一个以专有技术知识存量净增长为代表的企业成长能力模型，用技术能力的内生演化去解释企业成长收敛、维持和恶化的三个不同方向。通过对世界银行关于行业技术发展的制度及政策优先级报告数据分析，认为：企业成长与企业年龄有一定的关系，当企业的技术能力高时，企业的年龄和成长呈正相关，而当企业的技术能力低时，年龄和成长负相关；高技术知识阈值可使企业维持一定的成长速度，但当行业技术竞争过于激烈时，可能导致成长情况的恶化[10]。Lee的研究巧妙地展示了研发投入、技术专用性程度、技术环境质量等一系列关于R&D的变量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但是他仅根据成长速度变动划分成长模型的做法过于简化。
有些学者根据成长过程中政府及市场所发挥的作用，将高技术企业的成长模式分为自成长模式、合作模式及国家导向型模式，这些模式在后来的经验研究中经常被用来做比较分析。例如，Zhang等探讨了国家资助下中国生物工程行业的创新模式，分析了该行业研发管理的组织结构及规划，指出国家资助模式虽然在人才回流、研发成果商业化方面作用显著，但其限制了投资资金的来源，导致了产学研合作及企业水平联系都很弱，这不利于行业及企业的研发和创新[11]。
随着经济、技术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更多的高技术企业不单单把其业务局限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而是将发展视角投入到更广阔的全球空间。出口需求、跨国贸易、地缘经济、全球化发展战略作为企业国际化的四个主要驱动因素，推动着国际化成长模式研究的深化。Baum等将国际新创企业的研究从理论推进到经验实证，系统性地调查不同类型的195家德国高技术国际新创企业的决定因素，指出成长和学习导向越强烈、先前的国际贸易经验积累越丰富、知识密集度越高、产品差异化程度越大，企业就越容易采取国际化成长模式[12]。 三、高技术企业成长的动因机理
技术密集虽然是高技术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要实现量的扩张和质的成长，仅靠技术因素是远远不够的。为给出高技术企业成长的合理动因，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交易成本理论、产业组织理论、资源基础理论、核心能力理论等角度试图给出解释。
1.核心能力和知识资产
自Hamel和Prahalad提出以技术能力为依托形成的企业核心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观点以来，核心能力理论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关注，知识基础观也在核心能力理论的基础上得以扩展。该理论也被运用到高技术企业成长机理的经验分析和理论研究当中。Chyi等研究了新竹高技术产业集群成长的机制，明确指出知识溢出是集聚效益的潜在贡献因素之一，通过经验分析新竹高技术集群中内外部溢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为外部R&D溢出可提升净销售额这一结论提供了证据支持[13]。Chiou和Chen以台湾317家IT/电子企业为调查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台湾该行业中学习导向、创新资本和财务业绩的关系，指出开阔思维、组织内知识共享、崇尚学习等对高技术企业的创新资产累积有重要的影响意义，从而会进一步积极作用于企业的财务业绩[14]。
以研发人员为代表的高科技人才是高技术企业知识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留住这些人才以及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为企业提供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是最大化知识资产价值的重要考察部分。Chow和Gong通过对中国156家高技术企业进行经验分析，发现知识型和承诺型人力资源管理对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绩效的作用是不同的，并指出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成长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创新能力对HR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15]。Yaser和Marek研究了研发部门雇员隐瞒其私下创新活动的原因。虽然前人给出了私下研发的诸多原因，但尚未给出这些理由的相对重要性，也缺乏经验的证据去支持。通过与34家高技术企业R&D部门的私自制造者多次深度访谈，发现他们私下行为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减少新想法不确定性，或是提高新想法被高层接受的可能性；其主要动机不是利己的，而是在于试图独自承担能使组织受益的工作；其活动所占用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因此，Yaser和Marek建议管理者不要一味制止私下的研发，而是要给与研发人员适当的自由度以在工作及私下研发中取得平衡[16]。
2.创新能力
企业成长取决于以资源支持能力、研发能力、制造能力、营销能力和组织能力为综合的创新能力[17]。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研发效率密切相关。由于高技术企业产品具有专门化、路径依赖的特色，导致其产品附加值大多来自于R&D活动。Luca等以意大利的生物技术企业为调查对象，研究市场导向与高技术企业研发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由于跨部门的协调有积极效应，顾客导向与研发效率的关系受知识整合的调节，而竞争者导向对研发效率无影响[18]。Coad和Rao用企业的专利和历史研发支出代表企业的创新性，通过调查美国两大数码制造业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性与企业就业的关系，指出公司层的创新活动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19]。创新累积效应会带来就业的增长，而新注入人才又会作为投入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同时，雇员的增加也是企业规模扩大、企业成长的一种体现。Juan等认同了R&D投资是企业成长的一个重要动因的观点，并选取欧洲18个国家的七百多个不同技术层次的企业做了经验分析，其结果证实了研发强度对销售额增长有积极影响作用，而这种关系在高成长性科技企业内显得更加紧密，由此建议高技术部门即使在衰退时也不要放弃对研发的投入[20]。Wang等将R&D价值链细化到盈利能力效率分析和市场能力效率分析两个步骤，其中，盈利能力取决于企业的基础生产和R&D工作；市场能力由基础生产带来的销售额增长以及研发带来的专利数量决定，并可用市场价值和投资回报率测定。他们建立了R&D和生产活动的（2×2）矩阵进行盈利能力效率分析，并以台湾场外交易的65家高技术企业为实证，得出了只有均衡发展生产和研发才能提升盈利能力进而提升市场能力的结论[21]。Wang等的研究识别了企业研发绩效和高技术行业生产力的驱动因素，弥补了R&D与市场价值这一方面的空缺，他们提出的盈利能力效率矩阵也给企业提供了一种判断生产及研发是否匹配的工具。
创新速度是研究创新能力的一个相关维度。在以往的文献中，有些认为加快创新速度可能会导致膨胀成本和牺牲质量；也有些认为由于协同作用，提升创新速度可能会导致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Lin等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解决这些矛盾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台湾的高技术制造商的168个项目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创新速度对项目成功的影响受开发成本和产品质量调节，并且产品的创新性调节创新速度对开发成本和产品质量的影响[22]。
Fu和Gong把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作为企业成长的一个重要体现，并将其动力因素分解为技术进步及效率提高，通过大样本的中国本土企业经验数据的DEA分析，认为TFP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变革，并指出外资企业在高技术行业领域起主导作用，因此中国本土的高技术企业必须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进行技术追赶，从而促进长久的增长[23]。Yang检测了中国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前因变量（前提），以及在长期增长过程中创新能力的影响。采用整合了结构基础观和资源基础观的知识基础理论，探索了促进一个企业增长的核心竞争力[24]，其结果支持了创新能力和企业增长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强调了创新意图和基础设施对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性。
3.资金投入和财务因素
Almazan等调查了计算机及相关的21个行业近两千家企业在近十六年内的收购案记录，研究集群中企业杠杆比率同投资情况的关系，发现公司的地理位置会影响其成长机会，而成长机会又进一步影响企业的财政决策；那些处于高技术和高经济增长地区中的企业倾向于维持更大的财政松弛，从而能抓住投资机会以求更大发展空间，这些结论也得到了硅谷中软件行业年度观察的支持[25]。Inkinen和Suorsa通过对芬兰168家高技术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考察了技术迁移过程中中介机构对高技术企业及区域创新系统间关系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芬兰北部的中介机构为高技术企业发展提供的资金服务是意义最重大的一项职能，而当地高成长企业的产品创新和研发投资大多受益于这些中介机构[26]。 充足的资金获取是高技术企业研发及创新工作得以开展的重要保障。由于高技术行业的产品和工艺创新往往具有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的特点，单一依靠企业自身的资金力量可能不足以支撑创新活动的进行。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是高技术企业研发等活动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Knockaert等从高技术企业管理层的视角，借鉴风险资本行业关于高技术投资特点的相关研究，探索了风险投资机构评估高技术企业商业计划书所考虑的主要标准和因素，即互补性团队、企业家、产品或服务的独特性和市场接受度、技术的通用性、目标市场、财政预测。通过对欧洲的代表性地区的高技术企业进行经验分析，发现在高技术企业生命周期种子期投资的风投们更看重技术，而成熟期及以后阶段投资的风投们则关注于人才和RIO等财务因素[27]。
四、高技术企业成长研究的框架体系及特点
综合现有文献最新研究成果，有关高技术企业成长问题研究的特征和规律可以通过图1表示。
通过追踪最新的研究进展发现，在高技术企业成长的研究中，四个关系特别受到重视：一是关注政府对高技术企业的作用；二是关注创新能力对研发的作用；三是关注研发对高技术企业盈利能力的作用；四是关注生产与研发的平衡与协作。
综观最新研究成果，发现近些年关于高技术企业成长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讨论和验证过往的成长理论是否适用于某些高技术行业或企业；二是探索性地研究某一国家或地区高技术企业面临的环境和具体的成长状况。
另外，对高技术企业成长问题的研究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关于高技术企业成长的驱动因素研究中，对创新的考察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方面，而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第二，尽管现有文献对高技术企业的成长模式已有探讨，但大多集中在区域范围内某些具体的行业领域，缺乏能为某一个体企业提供成长模式选择的指导性研究。第三，关于高技术企业成长的经验性研究日益增多，这些研究往往都是具体的、实用主义的，但却不能有效地整合成较为一致的研究范式。同时，过于庞杂的个案研究不利于理论的形成。沿着企业成长理论研究体系的某一层面或分支展开的研究比较鲜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