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级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因素探析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7059
1引言
对于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的原因这一问题，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关注。Cameron认为，政府规模扩张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解释：一是经济增长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二是财政结构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看不见的）间接税收；三是政治，即政府的政党组成和选择竞争频率；四是政府的组织结构；五是经济对国际市场的开放程度。[1]Busemeyer分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公共教育支出的决定因素。通过回顾和复制Castles的模型发现，在面板数据模型中仅有几个解释变量在统计上显著。建立的一个替代模型包含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宪法否决机制、公共社会支出水平、税收分权程度以及保守政党政府部门参与程度等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变量。[2]Shelton 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考察一百多个国家1970―2000年不同种类的政府支出（如国防、教育、卫生保健）和不同层次的政府支出（如中央和地方）的横截面和跨期变化，发现一个对瓦格纳定律的新解释。即，偏好非均质性导致分权，而不是政府支出的急剧减少，提高贸易开放程度导致政府支出大量增加。[3]
此外，中国也有许多研究者对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孙群力利用1978―2003 年的全国时间序列数据以及28个省、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 采用多种分权指标， 研究财政分权对全国政府规模、中央政府规模和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增加的控制变量包括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对外开放度（用出口总额与GDP 之比来表示）、城市化程度（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4]郑磊使用1997―2005 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资料分析人均GDP、财政分权度、政府竞争度、政府转移支付比重、政府规模、学生和教师比重等变量对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5]李婉和江南基于1980―2006年全国27个省、市和自治区（除海南、西藏、四川和重庆）的统计资料，分析财政分权（包括支出分权和收入分权）对财政规模的影响，采用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城市化进程、人均GDP、GDP增长率、开放度和非农业产业化比率。[6]王文剑运用1996―200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及结构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财政收入、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整体规模正相关。[7]
本文着重从经济社会特征和制度两方面出发，利用我国30个省、市和自治区（由于部分数据缺失和存在异常值，西藏除外）2002―2010年的统计数据，分析省级政府支出增长的原因。具体考虑的影响因素包括：产业构成、人口年龄结构、失业率、进出口占GDP比例、非税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比例、间接税占税收收入比例等。
2中国省级政府支出的主要影响因素
21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国民收入水平影响省级政府支出
根据瓦格纳定律，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当国民收入增长时，财政支出会以更大的比例增长。瓦格纳认为，随着经济的工业化，不断扩张的市场与这些市场中的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这需要建立司法体系和管理制度，以规范行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活动。此外，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以及从事的生产性活动，也会随着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扩大。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们对教育、娱乐、文化、保健以及福利服务的需求增加得更快，因为这些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要求政府在这些方面增加更多的支出。
22人口年龄构成影响省级政府支出
除了人口规模和密度会影响政府支出外，人口年龄构成也是决定公共产品需求的重要因素，特别是针对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政策需要考虑该因素。Garand分析美国1961―1997年各州的预算发现，入学年龄小孩和65岁以上人口多的州政府支出会增加。入学年龄小孩增多，教育和小孩看护方面的公共产品需求增多。[8]美国政府支出的最大部分是初级和中学教育支出，所以年轻人口数量会影响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老年人口比例提高，医疗和年金等健康福利项目的公共需求会增加。很多学者认为，随着64岁以上人口比例提高，政府健康福利方面的支持会增加。
23对外开放程度影响省级政府支出
关于对外开放程度对政府支出增长的影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一国经济开放程度越高，社会保护项目需求越多，以减弱全球化的影响。Cameron认为，在全球竞争中，夕阳产业和在全球竞争中失败的人们更加需要政府给予保护（如提供失业救济）。[1]此外，随着全球供给和需求变化、资本流动、汇率变化等外部风险的增加，政府需要保障经济安全性。另一种效率假说观点认为，全球化加快产业竞争，限制政府政策干预，政府支出会减少。随着全球化发展，高关税、补贴和其他政府保护措施会减少，因为这些措施会扭曲国内市场和降低经济效益。因此，转移支付和社会服务项目会减少，政府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减少。
24政治因素影响省级政府支出
关于政治因素对省级政府支出的影响，主要分为政党控制理论、政治周期理论、联合政府理论和分权政府理论等。政党控制理论认为，政党特征在决定公共政策和分配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左翼激进政党代表低收入阶层，更倾向于政府积极干预市场和收入分配。因此，如果左翼激进政党执政，会导致政府支出（特别是福利支出、公共卫生支出）增加。相反，右翼保守政党代表高收入阶层，追求政府作用最小化，作为执政党会倾向于减少或最小化政府支出。政治周期理论认为，在选举时期，现任政府倾向于增加政府支出，促进经济发展和满足选民需求，以获取选民再投票。联合政府理论认为，政府组织中的大党为最大化其席位数会增加利于自己的预算支出。分权政府理论认为，当国会由少数党控制时，政府通过妥协增加利于反对党的支出项目，从而导致政府支出增长。 25经济周期影?省级政府支出
反经济周期政策可以发挥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在经济萧条时期和失业增多时，通过增加政府支出，以增加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很多研究发现，失业率是政府支出的一个决定因素。Christopoulos等人考虑到变量的非平稳性及其协整关系，分析1961―1999年十个欧洲国家政府大小与失业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结果表明，政府规模与失业率之间有关联，政府规模对雇用创造率的影响是负的，而稳定和自由化政策的采用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加强欧元的可信度以及改善劳动力市场。[9]
26制度因素影响省级政府支出
官僚投票理论认为，自私自利的政府官僚倾向于最大化其部门预算，追求自身利益（如工资、名望、权力），从而导致政府支出扩张。因为政府官员也拥有投票权（更倾向于去投票），政府官员数越多，导致政府支出增加越多。很多实证研究支持官僚投票理论，也有一部分不支持该理论。财政幻觉理论认为，纳税人税收负担错觉导致过多政府支出产生。引起幻觉的因素包括：税收制度的可见性、财政赤字、财政收入体系的复杂性。奥茨在其著作《财政联邦制》中提出，间接税的可见性比直接税差，因此间接税占比高，人们更难意识到税收负担。很多关于税收可见性与政府支出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