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及其全球影响(2)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3-06-07
1990—2050年中国粮食需求预测：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在广泛地比较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和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的特殊国情的基础上，对1990—2050年期间中国的人口和GNP的增长情况做了预测，预测结果列于表1中。目前，许多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认为中国的人均GNP被低估了，为了更加充分地估计中国未来的人均谷物和粮食需求量，将1990年中国的人均GNP提高一倍，上调到740美元，以此为基数进行预测分析。将各预测年份的人均GNP预测值带入前面从国际经验分析中得到的经验公式，就可以得到对应年份的人均谷物需求量的推测值。当人均谷物需求量推测值小于1990年的实际值时，预测值取两者中较大的数值。假定谷物占粮食的比例不变，由人均谷物需求量预测值可以推出人均粮食需求量的预测值。由此方法得到的全部预测结果列于表2中。
决定一国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它的人口和自然资源的比例；二是它的经济和技术水平；三是它的资源配置机制。因此，当两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机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时，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较低的国家，其人均粮食消费水平也应当较低。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意味着用国际经验公式推测的人均谷物需求量必然是偏高的，再考虑到预测值是从推测值和1990年的实际值中取大的，因此我得出的预测值只能偏高，不会偏低。认为未来20年中中国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加是错误的。我们的政府不应该不负责地向人民许诺为他们提供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食品消费水平，我们的人民也不应该不切实际地期待享受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食品消费水平。中国目前的低收入－高食品消费模式没有持久存在的根据。由总人口和人均粮食需求预测可以得到粮食总需求预测，结果列于表3中。
2?中国粮食产业的长期趋势
1950—1994年中国的粮食产业：从1950年到1952年，中国的粮食产业从1.32亿吨恢复到1.64亿吨。从1952年到1977年，中国的粮食产业从1.64亿吨提高到2.83亿吨，25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21％。从1977年到1984年，粮食产业从2.83亿吨提高到4.07亿吨，7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5.33％。从1984年到1994年，粮食产业从4.07亿吨提高到4.45亿吨，10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90％。1978—1984年期间中国粮食产业的高速增长在1985年猝然而止，并就此进入为期10年的徘徊时期。这种重大转折出现的原因有四：一是国家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财政支持减少。农业财政补贴已经大大超过了政府的能力，不堪重负。二是粮食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同时谷物的大规模进口又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三是1984年城市经济改革启动之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农业生产成本也随之上升。四是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农村工业化的迅猛发展，降低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使得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从粮食生产部门向非粮食生产部门大量转移。
总之，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产业之间的比较收益格局和社会政治力量对比格局共同决定了1978—1984年之间的粮食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一时期的粮食生产的的确确是“超常规增长”。同时，1978—1984年之间中国粮食产出的增长经验也告诉我们，只要存在有利的经济条件，中国的粮食产出就能实现快速增长，粮食增产的潜力是存在的而且很大。这也告诉我们，中国目前的粮食问题不是能不能增产的问题，而是值不值得增产的问题，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
1984—1993年中国粮食产出空间格局的变化：我根据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84—1993年之间经济发展、人均耕地、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变化情况，将它们分成四类：Ⅰ类地区包括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和海南；Ⅱ类地区包括山东、辽宁、黑龙江、新疆、北京和天津；Ⅲ类地区包括湖南、江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和山西；Ⅳ类地区包括吉林、内蒙古、河北、河南、安徽、广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Ⅰ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却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在减少，合计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下降了3.83个百分点。Ⅱ类地区中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经济发达地区，如果经济发展速度不是很快，那么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不会下降；这类地区中人均耕地面积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经济发达地区，即使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也在增加。1984—1993年之间，Ⅱ类地区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比重提高了2.52个百分点。Ⅲ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尽管它们的粮食总产量有所增加，但人均产量在下降，而且合计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下降了2.69个百分点。Ⅳ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Ⅲ类地区一样，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有较大提高，而且合计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也提高了3.63个百分点。上述情况表明，1984—1993年之间中国的产品和要素的国内统一市场正在逐渐发育和形成，市场机制开始对全国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地域分工格局正在出现，比较优势在支配地域分工的演变。这种趋势是合理的有利的，因而也是必然的和不可抗拒的。目前实行的粮食省长负责制与这种大趋势恰恰背道而驰。
大国效应：上述情况也表明，在中国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各个地区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变动是不一致的，有些地区减少了，有些地区增加了。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大国效应”。“大国效应”的产生源于大国工业化与小国工业化的两个根本性差异：一是工业化在空间上的不平衡性；二是工业化在时间上的长期性。“大国效应”的存在决定了，即使大国与小国的所有条件都一样，大国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其粮食产出开始下降的时间要比小国大为延后，而且粮食产出下降的速度和幅度也要大大小于小国。因而不能简单地用小国的历史经验类推大国的未来趋势，布朗在预测中使用的方法是不科学的。
2000～2050年中国粮食产业预测：（见上页表4）3?中国粮食进出口的长期趋势2000—2050年中国粮食进出口动态趋势的特征：根据对2000—2050年期间中国粮食需求和产出的预测，我们可以得到同期中国国内粮食供需缺口的预测，结果列于表5中。由于在粮食需求和产业的预测过程中，我们已经充分考虑了工业化对中国的资源结构、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和比较收益的综合影响，也考虑了粮食价格变动、生产补贴和贸易保护的演变情况，因此可以合理地假定未来中国的粮食净进口规模和我们预测的国内粮食缺口是一致的。2000—2020年之间，中国的粮食净进口规模将不断扩大，2020年达到峰值，随后开始缩小，到2040年中国再一次变成粮食自给国或出口国。中国的粮食供给对国外的依赖程度的变化也具有相似的特征。2000—2020年之间依赖度上升，2020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下降，2040年以后下降为负值。这里存在着一个倒“U”字型模式，即2000—2050年期间中国的粮食进口规模和对外依赖度经历了一“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转折点出现在2020年。
倒“U”字型模式的成因：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的研究表明：2020年是中国工业化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线，1990—202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2020年以后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正是因为2020年是中国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的转折点，2020年才成为中国粮食净进口规模演变的转折点。也正是因为2000—202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粮食净进口规模才不断扩大。同样，2020年以后粮食净进口规模之所以日益缩小，也是因为2020年以后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化和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实践对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布朗预测结果的不科学性：布朗认为1990—2030年之间中国的粮食需求将呈直线式上升，而粮食产出将呈直线式下降，因而供需缺口和进口需求也将呈直线式扩大。
但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国的粮食需求、产出和进口需求都不会呈直线式变化；而且中国的最大进口规模为1.13亿吨谷物，而不是他所说的3.69亿吨；进口峰值出现在2020年前后，而不是2030年以后。布朗的预测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有四：一是他不懂得支配工业化过程中粮食进出口转变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原理，不懂得工业化不同阶段中粮食进出口转变的规律。二是他不理解“大国效应”，不理解大国的工业化过程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更不理解这种长期性和不平衡性对大国粮食产业的影响。三是他没有注意到中国目前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远高于与其人均收入水平相称的合理水平，而市场化改革将改变这种状况，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人均粮食需求不会增加。四是他严重地低估了中国的粮食生产潜力。国内外众多的权威机构和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中国的粮食生产还有巨大的增产潜力，中国的自然资源可提供的持续产量在目前总产水平上再提高二三倍是不成问题的。
四?中国粮食进口的全球影响
1?全球粮食供给的长期趋势
本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从1960年到1970年，世界粮食总产量提高了30.53％，人均粮食产量提高了8.29％。从1970年到1980年，总产量提高了25.53％，人均产量提高了5.11％。进入80年代以后，在全球粮食市场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粮食实际价格持续下降的背景下，1980—1990年世界粮食总产量又提高了22.93％，人均产量提高了6％，而且这10年间世界谷物收获面积单产提高了24.91％。农业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但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的总产量和土地生产力，也大幅度地降低了粮食生产的成本。
世界银行指出，自1800年以来，虽然小麦、玉米、大米和食糖的实际批发价格的波动幅度很大，但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下降的趋势是不容否认的。这些趋势提醒人们，一百多年来实际农业生产成本一直在下降。还值得指出的是，好多次价格猛烈上涨持续的时间都很短，一般都只有3年或不到3年。世界银行同时指出，今后随着对农业的研究和投资的增加，粮食生产的成本将继续下降，这已由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事实所证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人类所拥有的科学研究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实力都是以往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没有理由让人们相信，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粮食总产量、人均产量、土地生产力持续提高的趋势和生产成本持续下降的趋势会在本世纪的最后10年和21世纪突然中止。可以有充分的把握预测，未来几十年内全世界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单产在现有水平上再提高一倍是没有问题的。这意味着，即使粮食收获面积保持不变，世界粮食产量也可以轻松地增加一倍。全世界的可耕地大约有32亿公顷，现在已开发的为13.7亿公顷，尚不到可耕地的50％。假设32亿公顷的可耕地全部得到利用，而且复种指数和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占农作物总收获面积的比例保持目前的水平，那么即使收获面积单产不变，世界粮食总产量也可以提高一倍。因此，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收获面积单产提高和收获面积扩大的综合作用将使全世界的粮食产量至少达到目前水平的4倍，即104亿吨。按联合国的人口预测，世界人口2025年为82.2亿，104亿吨的总量相当于人均1.27吨；即使人口达到102亿的最大规模，人均粮食仍然在1吨左右，这种人均占有水平仍然超过了目前美国的水平。所以，未来的世界不会出现布朗预言的“粮荒”。
2?中国粮食进口的全球福利影响
假如2010—2020年之间中国的谷物进口数量达到1亿吨上下的规模，那么中国将成为国际谷物市场上的“大国”，它的进口数量的变化将会影响国际市场上谷物的价格。从短期来看，进口的较大幅度的增长必然会抬高国际市场上谷物的价格，这对所有的消费者和进口国都是不利的。但是从长期来看，进口的持续扩大会刺激对谷物生产的投资和技术创新，拉动出口供给增加，从而使价格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如果出口国能够预见到未来进口需求稳定扩大的趋势，从而提前着手扩大生产和出口供给， 那么即使进口需求扩大，也不会导致价格在短期内猛烈上升。因此，只要中国能给世界一个合理而稳定的进口需求预期，出口国能根据预期安排自己的生产，并且双方都采用有效而合理的交易手段，如期货、政府间协议等等，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进口需求的增加，不但不会引起国际市场上价格的上扬，反而会加速科技进步，并通过技术进步的扩散造福于全人类。因此，中国以“大国”的身份进入国际谷物市场并不必然导致谷物价格的或大或小的上涨，其结果全看各国的应答方式。
值得指出的是，1950年以来国际市场上谷物价格的持续下降是在世界谷物进口量增加了5倍多的情况下发生的。谷物进口需求的持续扩张并没有引起价格的飞涨，相反，由于出口供给以更快的速度增加，谷物的实际价格却在不断下降。今天，全球的粮食产量远未达到地球生态系统设定的极限产量，粮食供给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国际市场具有完备的调节能力，主要生产国也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而且出口的价格弹性远大于国内生产的价格弹性，因此只要进口需求扩大，那么出口供给的增长速度就会超过国内生产的增长速度。可以说，只要有进口需求，就会有相应的出口供给。这意味着，只要中国买得起粮食，中国就能买得到粮食。我们的理论分析和1950—1995年之间的实际资料都表明，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不会出现趋势性的上升，相反很可能会继续下降。布朗预言的因粮价飞涨而引致的全球混乱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在市场上，商品只能分配给有购买能力的人，而供给和生产由它的价格决定。现今的粮食产业和成本的关系决定了，无论需求如何减少，粮食的市场价格都不会下跌到让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人买得起的程度。价格下降只能导致产量减少，而不会导致贫困和饥饿的缓解或消除。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发达国家少吃或不吃畜产品，节省下来的饲料粮也不会转变为穷人的口粮，而只能表现为粮食减产。这是由目前穷人的购买能力和粮食生产的产出—成本曲线决定的。因此，无论中国进入还是退出粮食市场，都不会对穷人的食品权利造成太大的影响。实际上，消除或缓解贫困和饥饿从来就不能依靠市场，而必须靠市场以外的机制，如建立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国际粮食援助等等。一个富裕的中国只会有助于缓解世界的贫困和饥饿，而不是加重世界的负担。这是因为一个富国较多的世界总比一个富国较少的世界有更大的救济穷国的能力；而且占人类总数1／5的中国由穷变富本身就是在缓解世界的贫困和饥饿；更何况一个富裕的中国将有能力承担更多的国际人道主义责任，对国际粮食援助行动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中，贫困和饥饿既是生产问题，又是分配问题。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一直压在人类的头上，成为一种可怕的宿命。人类历史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贫困和饥饿就不再是生产问题，而变成了分配问题。按今天人类所拥有的食物生产能力，人类完全可以彻底地消除贫困和饥饿，让每一个人吃饱肚子。但现实却是仍有10亿人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
在过去和今天，中国并没有进口大量的粮食，反而还出口粮食，但世界上的穷人并未消失，反而有增无减。即使明天仍有人挨饿，那也不是因为中国人吃多了，而只是向我们证明我们这个世界还有大量有待改善的东西。实际上，就在第三世界的穷人包括妇女、老人和儿童挨饿的同时，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府却在花钱让本国的农民少种地，而且不惜巨资储存粮食，待价而沽。它们何曾关心过穷人的饭碗和生存权利。如果它们真的关心第三世界穷人的温饱，那么地球上早就没有吃不饱饭的人了。
3?中国粮食进口的全球环境影响
贸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机制：人类的生产和贸易活动之所以会对环境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是因为产品的生产依赖于各种各样的投入。有的是有形的，如资本设备、劳动力、原材料、动力能源和生态环境等等；有的是无形的，如市场组织、企业管理方式和各种法规等等。它们都是生产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生态系统不仅要为人类的生产过程提供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作为“投入物”，还要为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提供“垃圾场”和“垃圾处理服务”。当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资源的强度超过它的自然再生能力，而排放废物的强度超过它的自然净化能力之时，生态系统就受到了破坏，它的持续生存能力受到了人类生产活动的威胁。这就提出了产品的“环境成本”概念。
粗略地说，所谓“产品的环境成本”，就是指在该产品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全部影响的总和。由它出发，环境经济学家们指出，如果在产品的价格中准确地计入了环境成本，而且用消费者支付的这部分价格去消除产品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环境负效应，那么就可以解决或消除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而现实的情况是，市场组织不能很好地处理环境成本的核算问题，即现有的市场组织不能对产品实行“完全成本定价”，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不用支付“环境成本”而享受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带来的效用。这就是所谓“市场失灵”。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其根源在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所有权不完整，而所有权不完整的原因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具有非专有性、消费不可分性、可拥挤性和产权保护交易成本太高的属性。
目前，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矛盾应遵循的主要原则是“消费者付费原则”，而这一原则能否得到有效实施的关键就在于政府的环境管理能力是否是足够强大以及市场的所有权结构是否足够完善。政府的管理能力越强、市场的所有权结构越完善，则消费者付费原则得到的保障就越大；反之，则这一原则得到有效实施的保障就越小。粮食贸易的环境影响特征：目前，世界上主要的粮食或谷物出口国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法国。它们都有足够的能力保证让进口国负担粮食生产的环境成本，并且利用进口国支付的环境保护费用消除粮食生产中的环境负效应，而且对于今天的环保技术来说，没有解决不了的环境问题，关键是能否得到足够的投资。粮食生产中产生的环境问题更是如此。
因此，对于今日世界上的主要粮食出口国来说，只要进口国按完全成本支付价格，它们就能获得足够的环保资金，从而能有效地消除粮食生产过程中的负效应。幸运的是，这些发达的主要粮食出口国由于有较强的政府管理能力和较完善的市场组织，所以能够确保“消费者付费原则”的有效实施。这说明，中国谷物进口的扩大，只会给粮食出口国带来巨大的贸易利益，而不会损害它们的生态环境。中国在进口谷物的同时，不会向其它国家出口生态压力和环境危机。所以布朗的分析和预言是不科学的。环境与贸易问题中的帝国主义逻辑：布朗在指责中国进口谷物会向国外转移或输出生态压力的同时，对美国大量进口石油的问题却不置一词。要知道谷物生产使用的主要是可更新的自然资源、土地和灌水；而石油却是地地道道的不可更新资源。中国进口谷物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而美国进口石油是为了支撑自己的奢侈生活。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也是石油生产能力最强的国家，但它同时也是石油进口最多的国家。它把自己的油井封起来，号称“战略储备”，以备其他国家的石油储量耗尽之后自己使用。与此同时，却从中东地区大量进口石油。而那些出口石油的国家除了地下有限的石油，就是寸草不生的炎炎沙漠。请问布朗：你自己的国家是不是在通过国际贸易损害别国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呢？你自己的国家在大量进口石油的时候是不是也抬高了国际市场石油的价格，从而剥夺了穷国——包括中国——的发展机会了呢？你为什么在指责别人的时候不省下一点时间用来扪心自问？你真的是一位关心全人类、关心我们这颗星球的公正的学者吗？如果所有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你就不要以穷人的名义、以人类的名义、以地球的名义、以未来的名义来谴责中国。
决定一国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它的人口和自然资源的比例；二是它的经济和技术水平；三是它的资源配置机制。因此，当两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机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时，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较低的国家，其人均粮食消费水平也应当较低。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意味着用国际经验公式推测的人均谷物需求量必然是偏高的，再考虑到预测值是从推测值和1990年的实际值中取大的，因此我得出的预测值只能偏高，不会偏低。认为未来20年中中国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加是错误的。我们的政府不应该不负责地向人民许诺为他们提供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食品消费水平，我们的人民也不应该不切实际地期待享受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食品消费水平。中国目前的低收入－高食品消费模式没有持久存在的根据。由总人口和人均粮食需求预测可以得到粮食总需求预测，结果列于表3中。
2?中国粮食产业的长期趋势
1950—1994年中国的粮食产业：从1950年到1952年，中国的粮食产业从1.32亿吨恢复到1.64亿吨。从1952年到1977年，中国的粮食产业从1.64亿吨提高到2.83亿吨，25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21％。从1977年到1984年，粮食产业从2.83亿吨提高到4.07亿吨，7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5.33％。从1984年到1994年，粮食产业从4.07亿吨提高到4.45亿吨，10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90％。1978—1984年期间中国粮食产业的高速增长在1985年猝然而止，并就此进入为期10年的徘徊时期。这种重大转折出现的原因有四：一是国家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财政支持减少。农业财政补贴已经大大超过了政府的能力，不堪重负。二是粮食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同时谷物的大规模进口又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三是1984年城市经济改革启动之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农业生产成本也随之上升。四是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农村工业化的迅猛发展，降低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使得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从粮食生产部门向非粮食生产部门大量转移。
总之，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产业之间的比较收益格局和社会政治力量对比格局共同决定了1978—1984年之间的粮食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一时期的粮食生产的的确确是“超常规增长”。同时，1978—1984年之间中国粮食产出的增长经验也告诉我们，只要存在有利的经济条件，中国的粮食产出就能实现快速增长，粮食增产的潜力是存在的而且很大。这也告诉我们，中国目前的粮食问题不是能不能增产的问题，而是值不值得增产的问题，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
1984—1993年中国粮食产出空间格局的变化：我根据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84—1993年之间经济发展、人均耕地、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变化情况，将它们分成四类：Ⅰ类地区包括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和海南；Ⅱ类地区包括山东、辽宁、黑龙江、新疆、北京和天津；Ⅲ类地区包括湖南、江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和山西；Ⅳ类地区包括吉林、内蒙古、河北、河南、安徽、广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Ⅰ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却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在减少，合计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下降了3.83个百分点。Ⅱ类地区中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经济发达地区，如果经济发展速度不是很快，那么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不会下降；这类地区中人均耕地面积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经济发达地区，即使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也在增加。1984—1993年之间，Ⅱ类地区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比重提高了2.52个百分点。Ⅲ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尽管它们的粮食总产量有所增加，但人均产量在下降，而且合计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下降了2.69个百分点。Ⅳ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Ⅲ类地区一样，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有较大提高，而且合计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也提高了3.63个百分点。上述情况表明，1984—1993年之间中国的产品和要素的国内统一市场正在逐渐发育和形成，市场机制开始对全国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地域分工格局正在出现，比较优势在支配地域分工的演变。这种趋势是合理的有利的，因而也是必然的和不可抗拒的。目前实行的粮食省长负责制与这种大趋势恰恰背道而驰。
大国效应：上述情况也表明，在中国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各个地区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变动是不一致的，有些地区减少了，有些地区增加了。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大国效应”。“大国效应”的产生源于大国工业化与小国工业化的两个根本性差异：一是工业化在空间上的不平衡性；二是工业化在时间上的长期性。“大国效应”的存在决定了，即使大国与小国的所有条件都一样，大国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其粮食产出开始下降的时间要比小国大为延后，而且粮食产出下降的速度和幅度也要大大小于小国。因而不能简单地用小国的历史经验类推大国的未来趋势，布朗在预测中使用的方法是不科学的。
2000～2050年中国粮食产业预测：（见上页表4）3?中国粮食进出口的长期趋势2000—2050年中国粮食进出口动态趋势的特征：根据对2000—2050年期间中国粮食需求和产出的预测，我们可以得到同期中国国内粮食供需缺口的预测，结果列于表5中。由于在粮食需求和产业的预测过程中，我们已经充分考虑了工业化对中国的资源结构、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和比较收益的综合影响，也考虑了粮食价格变动、生产补贴和贸易保护的演变情况，因此可以合理地假定未来中国的粮食净进口规模和我们预测的国内粮食缺口是一致的。2000—2020年之间，中国的粮食净进口规模将不断扩大，2020年达到峰值，随后开始缩小，到2040年中国再一次变成粮食自给国或出口国。中国的粮食供给对国外的依赖程度的变化也具有相似的特征。2000—2020年之间依赖度上升，2020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下降，2040年以后下降为负值。这里存在着一个倒“U”字型模式，即2000—2050年期间中国的粮食进口规模和对外依赖度经历了一“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转折点出现在2020年。
倒“U”字型模式的成因：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的研究表明：2020年是中国工业化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线，1990—202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2020年以后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正是因为2020年是中国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的转折点，2020年才成为中国粮食净进口规模演变的转折点。也正是因为2000—202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粮食净进口规模才不断扩大。同样，2020年以后粮食净进口规模之所以日益缩小，也是因为2020年以后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化和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实践对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布朗预测结果的不科学性：布朗认为1990—2030年之间中国的粮食需求将呈直线式上升，而粮食产出将呈直线式下降，因而供需缺口和进口需求也将呈直线式扩大。
但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国的粮食需求、产出和进口需求都不会呈直线式变化；而且中国的最大进口规模为1.13亿吨谷物，而不是他所说的3.69亿吨；进口峰值出现在2020年前后，而不是2030年以后。布朗的预测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有四：一是他不懂得支配工业化过程中粮食进出口转变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原理，不懂得工业化不同阶段中粮食进出口转变的规律。二是他不理解“大国效应”，不理解大国的工业化过程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更不理解这种长期性和不平衡性对大国粮食产业的影响。三是他没有注意到中国目前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远高于与其人均收入水平相称的合理水平，而市场化改革将改变这种状况，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人均粮食需求不会增加。四是他严重地低估了中国的粮食生产潜力。国内外众多的权威机构和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中国的粮食生产还有巨大的增产潜力，中国的自然资源可提供的持续产量在目前总产水平上再提高二三倍是不成问题的。
四?中国粮食进口的全球影响
1?全球粮食供给的长期趋势
本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从1960年到1970年，世界粮食总产量提高了30.53％，人均粮食产量提高了8.29％。从1970年到1980年，总产量提高了25.53％，人均产量提高了5.11％。进入80年代以后，在全球粮食市场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粮食实际价格持续下降的背景下，1980—1990年世界粮食总产量又提高了22.93％，人均产量提高了6％，而且这10年间世界谷物收获面积单产提高了24.91％。农业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但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的总产量和土地生产力，也大幅度地降低了粮食生产的成本。
世界银行指出，自1800年以来，虽然小麦、玉米、大米和食糖的实际批发价格的波动幅度很大，但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下降的趋势是不容否认的。这些趋势提醒人们，一百多年来实际农业生产成本一直在下降。还值得指出的是，好多次价格猛烈上涨持续的时间都很短，一般都只有3年或不到3年。世界银行同时指出，今后随着对农业的研究和投资的增加，粮食生产的成本将继续下降，这已由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事实所证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人类所拥有的科学研究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实力都是以往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没有理由让人们相信，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粮食总产量、人均产量、土地生产力持续提高的趋势和生产成本持续下降的趋势会在本世纪的最后10年和21世纪突然中止。可以有充分的把握预测，未来几十年内全世界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单产在现有水平上再提高一倍是没有问题的。这意味着，即使粮食收获面积保持不变，世界粮食产量也可以轻松地增加一倍。全世界的可耕地大约有32亿公顷，现在已开发的为13.7亿公顷，尚不到可耕地的50％。假设32亿公顷的可耕地全部得到利用，而且复种指数和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占农作物总收获面积的比例保持目前的水平，那么即使收获面积单产不变，世界粮食总产量也可以提高一倍。因此，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收获面积单产提高和收获面积扩大的综合作用将使全世界的粮食产量至少达到目前水平的4倍，即104亿吨。按联合国的人口预测，世界人口2025年为82.2亿，104亿吨的总量相当于人均1.27吨；即使人口达到102亿的最大规模，人均粮食仍然在1吨左右，这种人均占有水平仍然超过了目前美国的水平。所以，未来的世界不会出现布朗预言的“粮荒”。
2?中国粮食进口的全球福利影响
假如2010—2020年之间中国的谷物进口数量达到1亿吨上下的规模，那么中国将成为国际谷物市场上的“大国”，它的进口数量的变化将会影响国际市场上谷物的价格。从短期来看，进口的较大幅度的增长必然会抬高国际市场上谷物的价格，这对所有的消费者和进口国都是不利的。但是从长期来看，进口的持续扩大会刺激对谷物生产的投资和技术创新，拉动出口供给增加，从而使价格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如果出口国能够预见到未来进口需求稳定扩大的趋势，从而提前着手扩大生产和出口供给， 那么即使进口需求扩大，也不会导致价格在短期内猛烈上升。因此，只要中国能给世界一个合理而稳定的进口需求预期，出口国能根据预期安排自己的生产，并且双方都采用有效而合理的交易手段，如期货、政府间协议等等，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进口需求的增加，不但不会引起国际市场上价格的上扬，反而会加速科技进步，并通过技术进步的扩散造福于全人类。因此，中国以“大国”的身份进入国际谷物市场并不必然导致谷物价格的或大或小的上涨，其结果全看各国的应答方式。
值得指出的是，1950年以来国际市场上谷物价格的持续下降是在世界谷物进口量增加了5倍多的情况下发生的。谷物进口需求的持续扩张并没有引起价格的飞涨，相反，由于出口供给以更快的速度增加，谷物的实际价格却在不断下降。今天，全球的粮食产量远未达到地球生态系统设定的极限产量，粮食供给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国际市场具有完备的调节能力，主要生产国也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而且出口的价格弹性远大于国内生产的价格弹性，因此只要进口需求扩大，那么出口供给的增长速度就会超过国内生产的增长速度。可以说，只要有进口需求，就会有相应的出口供给。这意味着，只要中国买得起粮食，中国就能买得到粮食。我们的理论分析和1950—1995年之间的实际资料都表明，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不会出现趋势性的上升，相反很可能会继续下降。布朗预言的因粮价飞涨而引致的全球混乱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在市场上，商品只能分配给有购买能力的人，而供给和生产由它的价格决定。现今的粮食产业和成本的关系决定了，无论需求如何减少，粮食的市场价格都不会下跌到让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人买得起的程度。价格下降只能导致产量减少，而不会导致贫困和饥饿的缓解或消除。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发达国家少吃或不吃畜产品，节省下来的饲料粮也不会转变为穷人的口粮，而只能表现为粮食减产。这是由目前穷人的购买能力和粮食生产的产出—成本曲线决定的。因此，无论中国进入还是退出粮食市场，都不会对穷人的食品权利造成太大的影响。实际上，消除或缓解贫困和饥饿从来就不能依靠市场，而必须靠市场以外的机制，如建立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国际粮食援助等等。一个富裕的中国只会有助于缓解世界的贫困和饥饿，而不是加重世界的负担。这是因为一个富国较多的世界总比一个富国较少的世界有更大的救济穷国的能力；而且占人类总数1／5的中国由穷变富本身就是在缓解世界的贫困和饥饿；更何况一个富裕的中国将有能力承担更多的国际人道主义责任，对国际粮食援助行动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中，贫困和饥饿既是生产问题，又是分配问题。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一直压在人类的头上，成为一种可怕的宿命。人类历史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贫困和饥饿就不再是生产问题，而变成了分配问题。按今天人类所拥有的食物生产能力，人类完全可以彻底地消除贫困和饥饿，让每一个人吃饱肚子。但现实却是仍有10亿人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
在过去和今天，中国并没有进口大量的粮食，反而还出口粮食，但世界上的穷人并未消失，反而有增无减。即使明天仍有人挨饿，那也不是因为中国人吃多了，而只是向我们证明我们这个世界还有大量有待改善的东西。实际上，就在第三世界的穷人包括妇女、老人和儿童挨饿的同时，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府却在花钱让本国的农民少种地，而且不惜巨资储存粮食，待价而沽。它们何曾关心过穷人的饭碗和生存权利。如果它们真的关心第三世界穷人的温饱，那么地球上早就没有吃不饱饭的人了。
3?中国粮食进口的全球环境影响
贸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机制：人类的生产和贸易活动之所以会对环境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是因为产品的生产依赖于各种各样的投入。有的是有形的，如资本设备、劳动力、原材料、动力能源和生态环境等等；有的是无形的，如市场组织、企业管理方式和各种法规等等。它们都是生产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生态系统不仅要为人类的生产过程提供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作为“投入物”，还要为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提供“垃圾场”和“垃圾处理服务”。当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资源的强度超过它的自然再生能力，而排放废物的强度超过它的自然净化能力之时，生态系统就受到了破坏，它的持续生存能力受到了人类生产活动的威胁。这就提出了产品的“环境成本”概念。
粗略地说，所谓“产品的环境成本”，就是指在该产品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全部影响的总和。由它出发，环境经济学家们指出，如果在产品的价格中准确地计入了环境成本，而且用消费者支付的这部分价格去消除产品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环境负效应，那么就可以解决或消除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而现实的情况是，市场组织不能很好地处理环境成本的核算问题，即现有的市场组织不能对产品实行“完全成本定价”，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不用支付“环境成本”而享受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带来的效用。这就是所谓“市场失灵”。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其根源在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所有权不完整，而所有权不完整的原因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具有非专有性、消费不可分性、可拥挤性和产权保护交易成本太高的属性。
目前，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矛盾应遵循的主要原则是“消费者付费原则”，而这一原则能否得到有效实施的关键就在于政府的环境管理能力是否是足够强大以及市场的所有权结构是否足够完善。政府的管理能力越强、市场的所有权结构越完善，则消费者付费原则得到的保障就越大；反之，则这一原则得到有效实施的保障就越小。粮食贸易的环境影响特征：目前，世界上主要的粮食或谷物出口国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法国。它们都有足够的能力保证让进口国负担粮食生产的环境成本，并且利用进口国支付的环境保护费用消除粮食生产中的环境负效应，而且对于今天的环保技术来说，没有解决不了的环境问题，关键是能否得到足够的投资。粮食生产中产生的环境问题更是如此。
因此，对于今日世界上的主要粮食出口国来说，只要进口国按完全成本支付价格，它们就能获得足够的环保资金，从而能有效地消除粮食生产过程中的负效应。幸运的是，这些发达的主要粮食出口国由于有较强的政府管理能力和较完善的市场组织，所以能够确保“消费者付费原则”的有效实施。这说明，中国谷物进口的扩大，只会给粮食出口国带来巨大的贸易利益，而不会损害它们的生态环境。中国在进口谷物的同时，不会向其它国家出口生态压力和环境危机。所以布朗的分析和预言是不科学的。环境与贸易问题中的帝国主义逻辑：布朗在指责中国进口谷物会向国外转移或输出生态压力的同时，对美国大量进口石油的问题却不置一词。要知道谷物生产使用的主要是可更新的自然资源、土地和灌水；而石油却是地地道道的不可更新资源。中国进口谷物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而美国进口石油是为了支撑自己的奢侈生活。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也是石油生产能力最强的国家，但它同时也是石油进口最多的国家。它把自己的油井封起来，号称“战略储备”，以备其他国家的石油储量耗尽之后自己使用。与此同时，却从中东地区大量进口石油。而那些出口石油的国家除了地下有限的石油，就是寸草不生的炎炎沙漠。请问布朗：你自己的国家是不是在通过国际贸易损害别国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呢？你自己的国家在大量进口石油的时候是不是也抬高了国际市场石油的价格，从而剥夺了穷国——包括中国——的发展机会了呢？你为什么在指责别人的时候不省下一点时间用来扪心自问？你真的是一位关心全人类、关心我们这颗星球的公正的学者吗？如果所有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你就不要以穷人的名义、以人类的名义、以地球的名义、以未来的名义来谴责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