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廉政文化建设的经济学思考

    正如鼻孔朝下是人的自然属性，利已是人的动物本能，这就是“自利人”假设。应该说“自利人” 是“经济人”假设的反映，这种假设起源于亚当•斯密的关于劳动交换的经济理论。它认为人的一切行为是为了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工作是为了获得报酬。现阶段国家公职人员并不因为有公务员的身份而改变其“自利人”的自然属性，执政党党员同样如此——反腐的实践表明共产党员并不全部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利益的诱惑、面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冲击、面对社会转型期不正常的生存斗争，上至高官下至普通公务员都出现了腐败分子，特别是其中长期接受党的教育的“59”现象者更能证明“自利人”的客观实在性。因此，腐败的根本原因从社会角度看是生存斗争的存在；从腐败分子自身看则是“自利人”本性的膨胀。国家公职人员为了不断满足自己的需要——生存的需要、享受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利用公权谋私便成了腐败。 ( http://www.tecn.cn )
    然而，人毕竟是社会动物，人性是以社会性为主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其实质仍是社会性。也就是说，人从自然界分化出来组成社会，每个人都必须以社会成员的角色，参加社会活动。正是这种活动规定了“人性”的圆周，而语言、信仰、艺术、道德、法律、科学、习俗等等，则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仅仅讨论“自利人”的基本假设是不完全的。 ( http://www.tecn.cn )
    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人皆可为圣人”和“为仁由已”思想的提出，是以他们对人性“道德人”假设即“性本善”为理论前提的。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认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些善良的本性，乃是人与生俱来的。从这种假设出发，在我国古代便有了以德治国的基本理念，即社会统治者与老百姓本来就有天赋的善良本性，凭借普遍的道德觉悟便可建立符合正义的政治秩序。就连毛泽东也有“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浪漫情怀。 ( http://www.tecn.cn )
    在西方人性观的发展，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之后经历两百多年逐步趋向合理，主要有“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和“复杂人”假设等。西方人性假设的发展变化是与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发展变化相联系的，反映了对人性认识深化发展的特点，但都是以“经济人”假设为立足点。斯密的良师益友——同样是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休谟甚至主张对权势者持人性恶的假定，即无赖推定。 ( http://www.tecn.cn )
    正是基于“经济人”假设，西方廉政文化建设的取向偏重于监督文化的法治设计，于是形成了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权力制衡的制度体系；基于“道德人”假设，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建设取向则侧重于德治文化的人治设计，于是形成圣人政治和清官典型引导社会的人治体系。包括毛泽东运动治腐的群众斗争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做法也或多或少带有“为仁由已”的“道德人”文化痕迹。 ( http://www.tecn.cn )
    从上述分析可见，人性假设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廉政文化建设的模式。如果说廉政文化可分为核心层、价值层和行为层，那么其核心层便应当是对人性假设的认识。我们应当务实地承认“自利人”的人性假设，同时借鉴西方人性假设理论，科学地而不是教条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坚持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结合实际情况正确探讨和研究我国乃至不同地方的廉政文化建设对策。 ( http://www.tecn.cn )
    
    二、转型期廉政文化建设的对策思考
    
    廉政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任何社会的政治文化中总有某些方面特别地关系到公权的运用和公民的参与，这部分文化便是廉政文化。我们可以说，廉政文化是国家公职人员使用公权的行为模式和公民参与方式，是一种公民对公权的知觉和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政自我知觉。如果我们把廉政定位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那么廉政文化实际上就是公权的价值取向和情感的总和。这样在现时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笔者认为当前廉政文化建设应当从以下几方面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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