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民族性与新发展观——立足于民族经济学的学理思考
三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共同体，我们的民族振兴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由于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源自不同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从而五彩缤纷斑斓多色，不能也不应强求一致。“民族共同体”包括特有的民族文化、习俗传承与特殊的经济生活形态和生产方式等，这也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所在。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特征的承续与演进；既受到先进民族和外来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也表现为本民族经济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延续与发展。因而在民族问题上经济文化的关联性尤为突出，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重视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其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等，这些都积淀成为民族经济生活的基本要素——这就是笔者多年来反复重申的“经济文化一体性”。（19）坦率地说，笔者对于民族经济问题的关心，即源自最具这种“一体性”或“关联性”的专业——经济思想史的学理特质。
诚然，“经济全球化”或“一体化”与“文化现代化”或“全球化”相伴而行，也同“本土化”、“民族化”交织互动。在WTO框架下，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有“全球化”的牵引，也有保持其民族特性与传承的需要。在全球化大潮冲击之下，尤其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今天，如何发展民族经济、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进步，是必须认真研究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正如经济学中“短线决定论”所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同样不能只看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没有各地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现代化是不完善的。在全球化大潮中，地区也好、民族也罢必将卷入时代的巨流。如果不使民族区域和区域内的民族两者的经济文化都能适应发展而又保持民族特性，中国的现代化恐怕很难良性、健康而全面地发展，而且区域经济还会导致新的“非均衡”。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现代化不应是消除民族个性的“同化”，民族经济的现代化与保持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经济特性之间应当能够走出并存互促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学研究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贡献，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本身，而且对于整个现代化进程以至对于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都是很重要的。毫无疑问，脱离了民族经济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难有重大的突破。
“新发展观”要求我们不能只看经济数字不顾社会及自然和谐，只讲发展不谈代价。笔者认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并以之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指标存在许多缺陷，其中最致命的是两大沉重代价，一是文化价值的失衡，包括道德、情感、观念、习俗等；二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包括资源、物种、植被、气候等。当“可持续发展”提上日程之后，文化失衡问题似乎还未提升到“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强调“新发展观”，关键应当将上述两大代价限制或降减到最低，不可偏废；而民族经济学与这两者都直接相关，从而具有促进和践履“新发展观”的学理价值，这也就赋予了对这门新兴学科特殊的时代意义。
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民族经济的关系十分紧密，因为西部不仅是落后地区，也是少数民族居住区，这也为民族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契机。开发必须注意正确处理好民族问题，不能不考虑民族经济文化自身的个性与特点，不加区别的“开发”很难成功，更难健康发展，这已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千年发展史所证明；用同一个模式来“开发”不同的民族或区域，不是我们应当选择的。正如强调生物多样性一样，也不应忽视民族经济的多样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化，这在“全球化”、“一体化”时代尤为重要。笔者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以西部开发为中心分析了以往发展模式的缺憾，，探讨“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强调必须注重区域与民族发展非均衡的差异与代价，提出联系民族区域文化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我国秦汉以来漫长的西部开发史，特别是1949年以来三次开发高潮进行重点分析，提出应结合民族经济文化与可持续发展来考虑西部开发问题，并试图通过探寻具体实施方略的可行路径，诸如将西部珍贵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直接经济价值的旅游资源等，以促进大开发进程中民族经济文化的整合与创新。（20）
在全球化的今天，西部大开发、民族现代化都不能忽视历史的经验教训。无论是西部大开发的实践，还是新发展观的理论阐述，都不能仅仅驻足于注重生态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而忽视民族经济文化的传承性与多样性，忽视经济与文化的密不可分性。正如人类文明大体可分为物质与精神两类一样，人的需求在衣食无忧之后，精神与文化需求必然提上日程；而对于精神及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研究，也会越来越挑战“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同样为民族经济学提供了发展空间。相关问题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2004年4 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新发展观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学术座谈会”上，许多学者发表了很好的意见，笔者以“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价值与新发展观”为题，陈述了一些认识引起关注。（21）
综之，中国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然而任重道远。正值“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契机，加之“新发展观”的理论倡导，成为民族经济学研究新的发展机遇，这也是中国步入“全球化”进程的有力应对。
注释：
（1）主要如厉以宁等主编：《经济全球化与西部大开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孙治本：《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巨流图书公司2001年版；胡鞍钢主编：《全球化挑战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庞中英主编：《全球化、反全球化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刘康：《全球化 民族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华孔子学会、云南民族学院编：《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等。
（2）笔者曾就全球化与民族性问题从一个角度个案研究《徽州经济文化的世界走向——<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学术界》2004年第5期），提示中华民族传统经济理论对世界经济学的贡献，论文产生较大反响。
（3）参见龙远蔚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234页。
（4）参见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150页。
（5）此系列研究集中了多学科的专家学者，自1999年起每年3 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 册主题各异的成果报告，迄今已经出版《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7册，可资参考。
（6）此系列研究同样集中了多学科的学者，并置中国于世界现代化的比较之中进行考察，自2001年起每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 册主题各异的成果报告，迄今已经出版《中国现代化报告》5册。2004年报告的主题是“地区现代化之路”，注重不同地区现代化的差异与特点，可惜尚未正式研究民族现代化问题。
（7）参见拙作：《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论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兼及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中国社科院学术交流委员会编：《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呼唤》，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等。
（8）于光远论文分刊于《民族经济学研究》第1集，宁夏出版社1983年版；第2集，1984年版；第3、4集合刊，1987年版。
（9）主要有施正一：《关于创建民族经济学新学科的几点意见》，1980年1月24日《光明日报》摘发，收入《施正一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关于发展我国民族经济学的几个问题》，《民族经济学研究》第1集，宁夏出版社1983年版；《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等。
（10）著作主要如施正一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曹征海、马飚：《起飞前的战略构想——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长期发展战略研究》，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黄万伦、李文潮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童浩：《民族经济学》，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施正一：《民族经济学导论》，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陈虹、哈经雄：《当代中国经济大辞典·少数民族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施正一主编：《民族经济学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文长：《中国经济发展的B面——经济发展与民族利益的整合》，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黄万伦、李文潮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教程》，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李竹青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开拓与发展:民族经济学2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杜发春主编：《民族经济发展论纲》，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版；施正一总主编：《民族经济学与西部大开发论坛》，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赵显人主编：《加入WTO与中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龙远蔚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等。相关论文更多，不赘。
（11）参见施正一、张丽君：《民族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中国民族》2001年第6期。
（12）如陈庆德：《经济人类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施琳：《经济人类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东洋经济新报社1979年初版。此书影响很大，到1990年第17次印刷，并有王名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
（13）见傅波等：《满族经济与文化》，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王剑峰：《桑植白族：经济与社会结构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陈献国主编：《蒙古族经济思想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等。
（14）如中南财经大学编：《经济科学学科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王慎之等编著：《经济学新学科概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马洪等主编：《经济社会管理知识全书》，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王培智主编：《软科学知识辞典》，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李行健等主编：《新词新语词典》，语文出版社1989年版；韩寿根等主编：《学科大全》，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李忠尚主编《软科学大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张素秋等主编：《当代经济新术语》，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等。
（15）古玲：《“中国图书分类法”（第四版）增设民族经济学类目及思考》，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
（16）龙远蔚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17）李忠斌：《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 期；另外如马丽娟：《再探民族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 期等可参考。
（18）参见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中进一步考察此问题，这也是海内外的最初探索，专著即出。
（19）关于“非经济因素”，笔者发表了《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发展——现代化主体简论》，《理论信息报》1989年7月17日等；有关“经济文化一体性”问题，有拙作：《经济文化一体性的理论思考》，〈沿海企业与科技》1997年第2 期、《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财经论坛》1998年第5期等。
（20）参见拙作：《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载《学术界》2004年第2期；收入《叶坦文集——儒学与经济》，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3）主要论点载揣振宇、华祖根主编：《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3年卷），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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