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文化的输入与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10-25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研究、宣传和输入西方文化也非常重视，他们以西方政治、法制为楷模，设计未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以西方资产阶级法学理论为武器，批判封建主义的法律体系，如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集中表现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此即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政治纲领，也是孙中山的立法指导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革命派输入西方法律、法学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它在日本的杂志和出版机构进行的。其所翻译的西方法律、法学著作，无论从数量、质量和种类上看都不逊色于改良派。
4、在考察西方法律文化的输入中还应该关注那些身为清廷重臣，却具有社会改良思想的律学家。其中的代表为清廷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他曾亲赴欧洲各国，并派人东渡日本考察，了解资本主义法制的历史和现状，积极引进资产阶级法律，有力地推进了法学研究和立法工作。在其主持下，先后翻译了法、俄、德、荷、意、日、比、美、瑞士、芬兰等国法典和著作共33种，使人耳目一新。同时，沈氏还请日本法学博士冈田朝太郎、松冈正义、志田钾太郎等为修律顾问，帮助参与修订律例。
5、另外，我们也不能忽视西方传教士、商人们在西方法文化输入过程中的作用。传教士们不仅在中国传播宗教，也传播欧洲的古典科学技术。他们还创办报刊事业，翻译西方书籍，介绍西方法律思想的著作，在传播西方近代法律文化与启发中国维新思想方面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60年在上海督理美华书局时，译出了惠顿的《万国公法》的大部，这是中国第一部西方法律译书，1864年由京师同文馆出版，丁韪良以后又译著了《公法译通》、《公法便览》、《公法千章》等著作。与此同时，供职于江南制造局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也翻译了五种西方法学著作。
四、 西方法文化的输入在中国法律近代转型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人生活在妄自尊大的封闭环境，形成了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和拒绝外域文化的惰性心理。他们固执的崇拜祖先留下的辉煌遗产。直至鸦片战争失败，开明的官僚、士人们以及新兴的资产阶级各派开始反省，将眼光投向西方。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法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传统走向了近代化。中国法律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是中国传统的中华法系的破坏和大陆法系在中国的确立，在这一过程中沈家本主持下的晚清修律体现了之一趋势。虽然他是服务于清末立宪，但其制订的一系列法律可以说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重要开端，影响深远，具体来说有如下几方面：
1、中华法系开始解体。清末在严峻的革命形势及各派政治力量压力下，清廷被迫抛弃“祖宗之发不可改”的主张，宣布预备立宪和变法，终于使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修订法律馆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法理原则为指导，参照西方法律体系，分别修订了各部门法。如参照日、英、美、法、德及《世界各国主权宪法》制定了《钦定宪法大纲》；参照法国、德国、日本民法，制定了《大清民律草案》；参照德、日、美诉讼法制定了《刑事诉讼法草案》、《民事诉讼法草案》；以日本商法为蓝本，制定了《大清商律草案》等等。这些做法，改革了诸法和体、民刑不分的中国封建法律的传统结构，同时法律上吸收、改革，也使中国法制跨入了近代历史。
2、解除了封建专制法学思想的束缚，使法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纵观中国法制史，凡社会变动时期，法学思想就相应活跃。春秋战国，一代法家各立其说，至秦朝以吏为师，习法者聚于丞相之府，对法学是个打击。汉、魏、晋，封建专制还处于巩固时期，对律学也有请求者，《唐律疏议》是集封建法学之大成。自宋始，随着封建专制的强化和极端化，法律研究一衰再衰。至清朝本着“祖宗之法不可改”的宗旨，搞《四库全书》，对思想界和文化界的专制已登峰造极，法律研究几尽绝迹。然而西方法律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学术界开始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之，学术研究空气也较浓，这反映了人们法律观念的改变。
3、影响了中国近代法律体系所采用的形式。近代中国最先传入的是英美法系，如傅兰雅、丁韪良等均为英美传教士，但最终却由大陆法系所取代。日本法的翻译成为主流，这缘于日本与中国相邻，文化相近，更加上日本变法维新的成功给中国以启示作用，故清末立法受大陆法系的影响也就在所难免。如司法机构不同程度的仿照英美，尤其是仿日本的体制进行了改革。1906年，清政府按三权分立原则，在省会及商阜等地设地方审判厅及初级审判厅，并倡设律师及陪审员。1905年，在上海创办巡警，并根据西方监狱经验筹建模范监狱。此外，国际法也成为清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据，其作用既表现在保障“洋人”在华利益上，又表现在制衡肆无忌弹的违反国际法的帝国主义分子行为上。
总之，西方法学理论和思想是中国资产阶级个名牌、改良派及那些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律学家法学新思想的主要来源，并成为他们批判就法律体系和法律思想的理论武器。西方法文化的输入，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他对于中国法制和法律思想的近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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