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S协议中与竞争有关的规则及其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竞争法的完善
目前，我国对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仍然设定了一些限制措施，主要表现在：1、市场准入的限制。根据1998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把保险公司、保险经纪人及代理人公司和保险咨询公司都列入限制外商投资的领域。在《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中还对外国保险机构在中国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公司设定了一些条件。如必须经营保险业务30年以上，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未的资产总额在50亿美元以上，且已经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2、业务范围的限制。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或合资公司只能经营除法定保险以外的经中国政府允许的业务。如境外企业的各项保险；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财产保险和与其相关的责任保险；外国人和境内个人缴费的人身保险业务；以及上述两项业务的再保险和经批准的其他业务。可见，尽管外国保险公司可以在中国从事保险业务，但其种类受到限制，份额也已很少了。 3、经营地域的限制。外国保险公司只能在中国政府特许的地域经营许可的保险业务。目前，我国只开放了上海和广州两个城市作为试点。
在旅游业，根据我国《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1996.10）第13条、《中外合资旅行社试点暂行办法》（1998.10）、以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的规定，没有国家旅游局的批准，外国旅行社不能在中国设立代表机构，经过批准的机构可申请在中国境内同中国企业、公司设立合资旅行社，经营入境旅游业务和国内旅游业务，但不允许经营中国公民赴国外及港、澳、台等地区的旅游业务。此外，我国旅游业的“入世”谈判属《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第9类，即《旅游及相关服务》。其中分A饭店、餐馆及送餐；B旅行社；C导游服务；D其他。我国政府与各国谈判提交的承诺表中仅限定在A、B两类。
三、入世后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竞争法的完善
与GATS协议所要求的相比，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存在以下影响公平竞争的法律规定，例如：
第一，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存在内资与外资的差别待遇。这种差别主要表现为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或低国民待遇。举例说明：外国服务提供者以中外合资或合作方式进入我国市场，可享受某些税收优惠，这对我国发展水平低下的服务贸易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则重得多。在所得税方面，国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55%的比例税率，还有其他税种，其税负合计达70%，大大高于外资企业。
P> 第二，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存在内资享有的行业垄断地位。尽管我国在服务领域逐步对外资开放，修改、颁布了符合GATS要求的法律和法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法律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例如，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在金融、海运、旅游等方面均不允许采取独资形式，而只能通过中外合营形式，且要求中方控股。在许多服务领域，我国仍然对外资进入给予严格的限制，即市场准入的限制。如：对外资金融机构的设立限制在某些指定的城市；在保险业仅允许外资经营人寿险；在证券业还未允许外资进入；基础电信的开放还未进行试点；国内民航业仍没有对外开放。这些规定这显然不符合GATS的市场准入和逐步自由化原则。第三，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缺乏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公平竞争环境需要立法与司法的完善，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至今还没有一部统一的服务贸易基本法，现行的一些法律大多是国务院及各部委颁布的一些专项法规、条例、以及各地方性的规定和办法，其效力缺乏统一性和权威性；其次，许多重要的服务部门尚没有制定法律加以规范，如旅游业、航空业、建筑业、以及劳务输出等领域几乎是空白。这使我国的服务贸易与GATS所要求的公平竞争环境差距甚大。再次，有关贸易政策和法规仍缺乏透明度。现有的贸易政策和法规还没有能够公正、合理和统一地实施，许多规定仍以内部文件的形式出现，使业外人尤其是外国人很难了解具体内容。此外，有些法规之间缺乏协调，前后矛盾。例如，198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规定，旅游业允许设立合营企业。（第3条）1995年颁布、1997年修改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却将旅游业列入“限制”投资一类，这种矛盾使原本并不透明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更难以琢磨，缺乏可操作性。
根据我国现状，在服务贸易领域应调整现行法律，改变上述与GATS规定不符的竞争政策和相关法律。在今后几年内根据GATS的要求逐步完善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竞争政策和竞争规则。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在服务贸易领域制定和实施GATS对成员方所要求的竞争规则。首先，应制定和完善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一系列法律和规章。如：在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加有关规制服务业中不正当竞争行为，保证服务业在公平、有序的环境中发展。我们应加快服务业的市场保障法和相关的行业立法，在近期内应制定和实施《电信法》、《旅游法》、《移民法》等，以填补我国在电信服务、旅游服务以及自然人流动方面的立法；其次，对我国在服务贸易承诺清单中所承诺的义务，应采取相应的措施，禁止在这些服务部门行使垄断或专营权。对非特别承诺部门的服务垄断或专营者，我国有义务要求他们不得在外国的服务提供者或购买者之间实施反竞争的歧视行为。此外，对做出承诺的反滥用垄断或专营的服务部门，我国还应按该特别承诺制定和实施反滥用垄断或专营的竞争政策。否则，在有关成员方的要求下，我国不仅要向WTO的服务贸易理事会要求提供这些垄断或专营服务提供者有关运营的具体资料，而且很容易被这些成员方利用这些资料频繁地发起磋商要求、投诉并在最终受到不利裁决。
第二，尽快提高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竞争政策的透明度。提高透明度应从以下二方面做起：一是立法透明度。即我国不仅要及时与全面地公布法律、法规，而且要及时与全面地公布一般适用的司法决定和行政决定。 二是司法透明度。执法部门在具体实施法律中应做到公正、公平，切实维护当事方的合法权益，设立国内司法承认权、听证权等制度。此外，有关职能部门在履行我国在GATS项下透明度义务时，应基于我国的利益和GATS下透明度义务所允许的例外，注意妥善保守有关的秘密资料。如，根据GATS第3条副则，成员方并没有义务公布那些一经披露即会阻碍法律实施，或损害公、私营企业合法商业利益的机密资料。因此，凡是会影响我国竞争法律实施、损害我国公共利益或有关企业合法利益的机密资料，我国的有关机构都可以正当保守，不予公布。
第三，在一些专业服务领域，如会计、法律领域，就服务提供者授权、许可或证明的标准，按GATS第7条规定，制定和实施承认在其他国家获得的教育、经验、合格要求、许可或证明的规则。对于承认的标准，应采纳国际公认的标准，与发达国家在资格承认方面所承担的准入竞争义务一致。目前，我们可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来具体实施GATS第7条的规定。根据1994年9月13日中国提出了服务贸易领域初步具体承诺表，我国政府对专业服务领域市场开放和国民待遇的条件与资格作了初步承诺。如法律服务，经司法部批准，外国律师事务所可以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并向国家工商管理局申请登记。但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的办事处不能雇佣中国律师，外国律师也不可以在中国以个人身份从事法律服务。对会计审计服务，外国会计事务所需年收入在2000万美元以上，人员在200名以上才可在中国发达地区设立办事处，其经营范围依照国家财政部的有关规定确定。外国在华的会计事务所最多不得超过15家。虽然我国已作出了初步承诺，但在具体“进入”的条件和标准上仍然还偏高于本国同类服务提供者；此外，我们还应该具体落实GATS第7条的要求，即“为做到这一点，成员方显然应在专业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政策，清除其承认规则中各种禁止、限制或扭曲本国与外国专业服务提供者之间竞争的规定。”
第四，在金融和电信领域引入与GATS相符的竞争政策。在WTO一些成员方的要求下，我国已在与这些成员方双边谈判承诺中同意按一定的条件开放我国的金融和电信服务市场。目前，电信业务的经营管理在我国仍禁止外商投资，而全球范围内的电信自由化已渐成趋势。1997年2月15日，68个WTO成员方达成了《基础电信协议》，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各成员方向其他成员开放其电信市场并结束在国内电信市场的垄断地位；协议还涉及语音电话、电报、电传、传真等诸多方面的短途、长途和国际电信服务，涵盖了全球电信业务的90%以上，全球电信市场自由化程度将进一步扩大。
在我国加人WTO的议定书中，不可避免地也要列入这些开放承诺。 作为履行有关承诺的准备，我国自1999年开始实际上已在逐步开放我国的金融和电信市场。例如，在1999年11月15日中美达成的协议中，我国政府承诺：电信业向美国开放，允许外商在电信服务领域持有49%股份，并于2年后增至50%；在中欧谈判中，欧盟要求与中国企业的合作能拥有50%以上的股份，并希望在固定线路服务、移动电话服务、寻呼服务和卫星电话服务方面得到控股水平。在2000年5月19日中欧达成的协议中，欧盟的上述要求大多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 从以上关于《金融服务承诺谅解》等文件有关内容的说明中可以看出，WT0成员方只按承诺要求开放市场是不够的，成员方还必须采用相应的竞争政策，规范金融和电信服务市场，防止WTO其他成员方在有关承诺下的利益被金融和电信领域的某些服务提供者的反竞争行为所损害。
注释：
[1]GATS的附件共有8项：即关于第2条豁免的附件，关于自然人流动提供服务的附件，关于空运服务的附件，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2，关于海运服务谈判的附件，关于电讯服务的附件，关于基础电讯谈判的附件。
[2]参见WT/WGTCP/M/8
[3]该清单所列出的项目有效期为10年，由服务贸易理事会5年审查一次。10年后是否允许延长需经谈判才能决定。
[4]具体条款请参阅陶凯元：《国际服务贸易法律的多边化与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法制》，法律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88－90页。
[5]有关“国内法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可以分为4种情况。其一，直接的或明的歧视性障碍。如规定某些行业不允许外国人经营，或限制外国人控股比例；其二，间接的或暗的歧视性障碍。如某些服务领域限制外国因素。例如，限制服务生产要素（人员、资金、信息）的国际流动；其三，直接的或明的中性障碍。如对某些领域（比如铁路或电信网络）实行国家垄断经营，阻止外国同业者的市场进入。这种国家垄断行为排除了国内外竞争者，因此谈不上歧视，也不违背国民待遇原则；其四，间接的或暗的中性障碍。这是指国内行业中的种种规章和制度。例如，专业服务中人员的资格认定，包括学历或证书的承认问题。这些规定国与国之间差别很大。
[6]例如，该谅解B部分的第一段和第二段规则。第一段要求每一成员方在其承诺表中列出金融服务现有的垄断权，并“应尽力废止这些垄断权或减少其范围。”第二段则规定成员方应确保其境内任何其他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在购买或获得该成员方境内公共实体金融服务方面享有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据此，成员方显然应制定和实施金融服务领域反垄断的竞争政策，特别是应制定和实施要求境内公共实体非歧视提供金融服务的竞争政策。
[7]该框架书对反竞争交叉贴补未加定义，但一般认为，具有市场力量的一个或一组供应者利用从分割地方获得的超常利润、租金维持存在竞争市场区块经营损失的，即构成了反竞争的交叉贴补。
[8]参见赵维田：《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373页。
[9]有关金融方面的改革，在最近的第35届亚行年会上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负责人在研讨会上指出，虽然中国金融机构的改革已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根据亚行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资产质量评级显示，中国得分为1.6分，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得分是3.8分。为此，他建议中国金融方面应进行7个方面改革：1、通过快速解决不良贷款来强化亚行体系；2、国有商业银行应该实行所有权的多元化；3、建立一个独立的央行和监管机构；4、实行合理的、分步骤的利率开发政策；5、放宽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6、资本项目开放要有度，要合理，减少货币的不匹配；7、要采取更有灵活度的汇率机制。见《上海金融报》，2002年5月11日。
[10]1992年的《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第17条，对外资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作了以下限制：1，境外企业的各项保险、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企业财产保险和其有关的责任保险；2，外国人和境内个人缴费的人身保险业务；3，上述两项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可见，外资保险公司在财产险方面，只能向外商投资企业和境外企业提供服务；在寿险方面，只能向个人提供，不能经营团体保险业务。这种限制使外资保险公司无法与国内保险公司公平竞争。
[11]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在深圳和海南设立了分公司，这有十分特殊的原因，并不表明这两个地方的保险市场已对外开放。参见余永定、郑秉文主编：《中国“入世”研究报告：进入WTO的中国产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2]我国在A类承诺中允许外商通过合营企业形式在中国建设、改造和经营饭店和餐馆，外方可控股。最迟在2003年底前取消相关限制。在B类谈判中最后谈定：外方可在中国政府指定的旅游度假区和北京、上海、广西、西安开办中外合营旅行社，最迟在2003年1月1日前，允许外资控股；最迟在2005年底前，允许外商办独资旅行社。但有两个附加条件：一是主要从事度假旅游业务的旅行社；二是该旅行社每年每收入超过5000万元。此外，我国承诺在2005年底前，取消对合资旅行社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但合资旅行社仍不能经营中国公民的出境旅游。
[13]根据国家现行法律规定，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外资企业税率是33%；在地方税收上，如房产税、车船牌照税等都很低，有的还可根据企业经营状况由地方政府决定减免。
[14]关于GATS成员方在这方面的义务，可参见WT/DS69/AB/R.
[15]1999年4月8日美国的《白宫文件》指出，中国有关服务的承诺可与大多数WTO成员国相似。在1999年11月中美达成协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贸易代表Charlene Barshefsky 说，有关服务问题，我们达成的协议覆盖了所有的服务领域。如银行、证券、电信、销售、职业服务、导游业、旅游、运输等领域。可见，这是一个内容十分广泛的领域。http://www.usembassy-china.org.cn/english/press/release/crswto.html
[16]参见刘文华主编：《WTO与中国贸易法律制度的冲突与规避》，2001年版，中国城市出版社，第328页。
[17]目前，已有70多个WTO成员方（包括美国）达成了《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将全球95%的金融服务贸易纳入了自由化进程。协议主要内容是：各国允许外国在国内建立金融服务公司，并按竞争规则运行；外国公司享受同国内公司同等的市场进入权，允许外国公司在资本项目中所占比例超过5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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