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品格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12-28
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人观点的尊重，还表现为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们的一贯立场是，丝毫也不去干预党的内部事务，除非是必须纠正已经犯了的错误，而且也只限于理论方面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46]。
善于争论。学术研究中的争论或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斗争不是无原则的，要善于争论。学术研究中“在某个理论问题上也可以有意见分歧和争论，这是完全正常的”[47]，但斗争“决不应当带有私人的性质，不应当成为个别人之间的争吵(或某种可能被描绘成这类争吵的东西)，……而应当在某个十分明确的原则性问题上发生”[48]。因为“同这些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人，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争论”[49]，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别人挑起的无谓争论甚至诽谤、诅咒“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50]这里仅举出几个重要事例。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1874年，以俄国革命青年代表自居的特卡乔夫在俄国革命问题上挑起与恩格斯的论站。恩格斯认为，如果特卡乔夫“把我从来没有说过的……各种琐事都加到我头上，对此我是等闲视之的；但是，特卡乔夫先生要使德国工人对俄国状况具有一个完全歪曲了的概念，企图以此来替巴枯宁主义者对待俄国的态度辩护，——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予以反驳。”[51]
马克思与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1877年，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发表文章，对《资本论》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趋势作了曲解，说马克思不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的观点，实质上是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化、庸俗化。马克思认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辱侮。”[52]为了消除人们的误解，马克思明确地表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53]，彻底地澄清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模糊认识，杜绝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为捍卫《资本论》而与资产阶级学者进行的论战。1868年7月，马克思写了《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对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尤·孚赫在他写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说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量是从巴师夏那里抄袭来的污蔑给予驳斥；1884年10月和1885年5月，恩格斯先后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言和《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戳穿了德国资产阶级讲坛社会主义者说什么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的谤言；1894年10月，恩格斯又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尖锐地批评了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尤·沃尔夫在《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迷》中对马克思学说的肆意污蔑。
淡泊宁静。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54]学人要淡泊名利，甘于寂苦，拒绝物质诱惑，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持之以恒的努力，方能做出学术精品、上品。真正的学人，不能在做学问与贪图物质享受间兼得，此所谓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学人要用坚忍不拔、超乎寻常的意志与毅力去克服种种困难。在马克思看来，“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55]
马克思是在常人难以想象、极端贫困的生活条件下进行学术研究的，而恩格斯为了支持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却不得不长期从事那种使他什么也不能干的“该死的”、“可诅咒的商业”。从1850年开始，马克思就处在穷困潦倒之中，一直与面包房、店主、牛奶铺、菜铺、煤铺、疾病等“敌对的力量”斗争。1857年1月，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完全搁浅了……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我曾以为苦水已喝到头了。但是不然。而且最糟的是，这回危机不是暂时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脱身”[56]。1857年12月，“经济困难比平日更加严重，因为已有大约三个星期，一切都必须用现金支付，任何一种赊帐都停止了，而同时我得到的钱，总有三分之二立即用于偿付旧债。”[57]1858年，马克思的境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进一步恶化，为了筹钱，“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四处奔走和毫无效果的尝试上”，更使他痛苦的是，“由于一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极端愤怒；象这样的泥沼，甚至是我最凶恶的敌人”[58]。1859年1月，马克思在写完《政治经济学批判》后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倒霉的手稿写完了，但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要的，因为我没有手稿的副本。”尽管身处困境，但马克思仍然保持乐观的精神风貌，不失幽默地写道：“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59]1865年7月，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描述《资本论》写作时的生活与心情：“我已经有两个月完全靠典当维持生活，愈来愈多的而且一天比一天更难受的要求纠缠着我……整个这段时间我连一文钱也不能挣，……我诚心告诉你，我与其写这封信给你，还不如砍掉自己的大拇指。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即使单纯从商人的观点来看，纯粹无产者的生活方式在目前也是不适宜的”[60]。1864年4月，当《资本论》第一卷终于完成时，马克思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61]
旧世界给马克思安排了罕见的苦难生活，而马克思以勇敢的献身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困难作斗争，坚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是在疾病的折磨和债主每天登门逼债的情况下，从1863年到1867年，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第二、三卷新手稿的撰写和第一卷的修订出版工作。马克思自己承认，“可能从来没有一部这种性质的著作是在比这更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62]。深知《资本论》写作艰辛的恩格斯心痛地对马克思说：“使你长期以来呕尽心血的这本该死的书，是你的一切不幸的主要根源，……使你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63]。然而，呕心沥血写成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由于缺乏资助只勉强印了一千册，所得稿费却不能补偿马克思写作时抽烟的烟钱。
马克思为了坚持公正的科学研究，虽然穷困与疾病伴随一生，但从不为物质利益所诱，不为权势所屈服。为了追求自由的学术研究，他一生不止一次放弃了得到丰厚收入的机会，颠沛流离，多次被专制政府驱逐，成了真正的“世界公民”，最后定居在他最不愿生活下去但对于学术研究却是最适宜的英国伦敦。1842年主编《莱茵报》期间，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出于恐惧，一方面下令查封报纸，迫使马克思辞去主编职务，另一方面又派人给马克思写信并当面游说，建议他到政府去任职，以获取功名利禄。可是，马克思宁可流亡国外继续革命斗争，也不接受他所痛恨的封建专制政府的引诱：“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留在该报了。我不能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也不能呼吸普鲁士空气”[64]，因为“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烦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逢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65]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在科隆时，普鲁士首相康普豪森通过一个朋友邀请马克思在自己的政府中担任要职，但马克思对这种拉拢根本没有给予理睬。1859年2月，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说：“近两年来，……由于需要抽出许多时间来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不得不拒绝(虽然很不乐意)人们在伦敦和维也纳向我提出的收入极其可观的建议。但是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66]1867年4月，俾斯麦派人游说马克思，“希望‘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67]，虽然生活非常贫困，但马克思对俾斯麦的拉拢毅然拒绝。1868年3月，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这样写到：“我的处境目前非常困难，因为我不能做一些可以补助收入的工作，而为了孩子又总要维持一定的体面。要不是还有这两卷该死的书一定要在伦敦才能写成的话，……我就会迁到日内瓦去，在那里靠我现有的钱可以过得很好。”[68]1872年3月，虽然当时生活仍很困难，但马克思还是拒绝了德国资产阶级杂志《现代》的多次撰稿邀请。
马克思恩格斯写作也从来不是为了发表和赚取稿费，而是为了把问题弄清楚。还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布鲁塞尔“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写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虽然“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但是，“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69]恩格斯曾对考茨基那种“为稿费而写作，而且写得很多”，而“什么叫做真正科学的工作，他一无所知”的做法“毫不宽容”，进行了“无情的批评。”[70]
马克思恩格斯学术研究不尚虚名，反对各种形式的歌功颂德甚至曲意逢迎。1868年7月，友人拟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在报纸上登一则宣传广告，马克思知道后“坚决反对”，并“认为这种事弊多利少，并且有损于科学家的品德。”[71]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威·布洛斯的信中说：“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72]1894年5月，恩格斯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写道：“首先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73]
考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研究品格与推陈出新、朴实无华、谦逊诚实、善于争论、淡泊宁静的学人品格，是真正的学人们学习的光辉典范。与之相比，目前混迹于学术界的那些搞假、冒、伪、劣学术者是显得多么丑恶和渺小啊!真正的学人，应当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榜样，树立崇高的学术品格，大力创新学术，为中国学术的发展矢志不渝地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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