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繁殖力研究
人口数量与家庭结构
这里的家庭结构并非仅是静态的人口组成结构，而是包括形成家庭的婚姻制度和承受家庭自然死亡的继承制度。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家庭结构有独立影响人口数量的力量，而是受到经济总量、经济增长模式和财富观念的严厉约束。可以这么说，家庭结构是人口繁殖的社会结构性质的“杠杆”，调整人口数量的各种力量通过它发生作用。
曾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西欧的前工业时代的家庭结构为“大家庭”结构，也即习惯所言的多代同堂，工业化之后由于工作地点远离“老家”，“单核家庭”成为主流，即家庭中只有一对夫妻。但是法国的历史资料表明，至少在法国这样的情况是很少的，相反而言，在前工业时代“单核家庭”结构就是主流，并且成为1750年之前法国人晚婚晚育的原因。因为要组成新的家庭，必须先赚钱购置房产和家具财物，晚婚晚育减缓了人口增长。
那么是否意味着“大家庭”易于推进人口增长呢？因为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下，早婚早育是正常的，但资料显示大家庭有时更易于控制人口，因为家主会根据家庭情况，运用共有资源去控制人口。河南是我国北方贫穷的地方，但是人口一直以来都是最高的，有学者进行对比分析后认为，河南大家庭在分家的时候较之其他地方更为彻底，家主无法控制家庭里的生育情况，如果不过于彻底，情况可能要好得多。河南地区的家庭结构吸收了“大家庭”和“单核家庭”两者有利于生育的弊端，人口增长失控，形成严重的生态危机。所以，大家庭和单核家庭就其控制人口，或反面意义上的人口失控可能性上是几乎相等的。
由于继承制度和财产的距离更为接近，所以其对人口繁殖的影响非常之巨。历史资料一再说明溺婴和节育不只是应对生存危机，而是经常用来保护家族财产安全。中国古代的官员、商贾甚至皇亲国戚都有溺婴和节育的记载，比如扔进酒缸或淹入水盆等，因为过多的子女将分散家族优势。在罗马帝国时期，继承按姓氏进行，哪怕存在血缘关系，只要没有与家父同姓，继承关系是不存在的。一般而言，较富裕的家庭也只有2~3个儿子，如果继续增多的话，就会溺婴或“过继”。由于不以血缘关系为继承的必要条件，那么私生子的继承权可能为零，这无疑会促使私生子泛滥，形成社会问题。
在制定《法国民法典》时，私生子也即非婚生子女的继承份额是婚生子女的1/3，但《法国民法典》在继承权的另一个方面的规定使法国人口下降了，使法国在1870年军事上输给人口众多的德国，在1814年，维也纳会议上，英国的外交大臣说：“用不着摧毁法国，它的《民法典》会做的！”因为《法国民法典》限制遗嘱继承和生前赠与，婚生子女平等分配死者遗产，这促使法国家庭为了集中家族优势只生一两个子女，人口下降了。
限制遗嘱继承和生前赠与是不明智的，因为死者无法选择把大部分财产给他认为能够发挥最大效用的人，只好运用这种降低生育的次优方案了。
回到首段的中心意思，家庭结构只是杠杆，比如在劳动力比有限的财产积累更有价值的情况下，会刺激多生子女，因为子女间的互相提供的帮助会比父母留下的少得可怜的遗产有价值得多。这往往容易发生在农业文明下的恶性循环的内卷型经济增长模式下。
生育欲望与财富观念
最初的印象是，中国人似乎特别重视食物的精美程度，对于服装也是特别的考究，收藏的财富很多都是字画玉器。如果这些事物是财富的最重要部分，那么将会对人口数量产生很重大的影响。因为要获得更多的食物、纺织品以及人工艺术品，增加人口就成为较好的策略，劳动力能够较快的创造这些财富。
对丝绸之路上的商业往来，我很感兴趣，因为这些长途跋涉的商业必然是进行最为珍贵或稀缺物品的交易，否则收益无法抵消那巨大的成本。而这些最为珍贵的物品，也就可以当然折射中国人的财富观。可是我们发现，从西域运来的香料与从中原运出的丝绸（丝绸有很大部分到达欧洲），也就是说中国人需要的和西方人需要的无非都同一类型的东西，即劳动力密集性产品。同样，欧洲人对香料和黄金的欲望促成了航海旅行，麦哲伦和哥伦布之类的冒险家们只要运回一船香料，那么航运旅途中的损失便会得到弥补，可见香料的价值对西方人的重要性。
可见，财富观念在工业革命正式扫荡欧洲之前，在“前技术时代”多是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性产品上，也就说明只要有适当的时机，大家都会通过生育子女来增加家族的财富。这也就解释了农业社会中，人口不断增长的现象。
因为财富观念是和经济制度和继承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此种财富必须能够在特定的经济制度中流动，还必须可以通过继承制度累积给下一代。农业社会时期，东西方的财富观念都是一样的，劳动密集型奢侈品是首选，但是进入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财富观念则发生了巨大变化。
技术和资本（股份）成为最重要的财富，掌握技术和资本的人进入富有阶层的几率是最大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原有的社会财富观念，多生子女由于无法受到最佳的教育，那么其知识和技术的能力也就无法最大化，子女越多常常会使家庭的财富越少。资本如果被多个子女继承，同样也会被分散，如果考虑到资本和知识技术的密切联系，那些获得资本的继承人由于没有得到较好的知识可能使其继承的财产很快丧失。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现代社会，强调生育素质重要性的原因。
选择优育
通过对人口繁殖力的解释与说明，论证人口数量是由多项社会经济制度所影响形成的。对于生物种族主义者来说，人口越多则其基因突变的可能性越大，从而产生优秀人物的可能性也越大，但是不要忘记，产生平庸人物的可能性也同样在扩大，况且如果因为优秀人物无法获得高素质的教育，那么自然变异的效果不可能被社会所接受和得益。
亨廷顿对墨西哥人可能占领美国的担心，以及所谓以色列将从犹太人的成为巴勒斯坦人的说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可能成为前面戈比诺所言的领导力和繁殖力理论的绝妙例证。因为在民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终会出现少数派的有领导力的高素质的本土美国人管理多数派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犹太人管理多数派的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人。比如在我国历史上，少数游牧民族就曾多次长期统治人口占多数的汉族。
当然这种领导力和繁殖力上的差别不是种族主义意义上的，而是由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经济状态、以及应对生态压力和资源短缺的模式所造成的。现今形势下，由于预期寿命、出生率和死亡率、最低结婚年龄都处在稳定的值域，从而不再存在对人口灭失的非理性恐惧，保证人口的出生数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口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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