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弘治年间的黄河灾害及治河活动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4-19
三、 小结
从永乐时期开始，保护运河、保证漕运畅通就成为明清两代治理黄河的目的和指导原则，这一原则对明清时期黄河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弘治年间白昂、刘大夏的两次治黄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进行的，不但明孝宗几次明确指示“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运道，致误国计，其所关系盖非细故”，当时大臣们和白昂、刘大夏的治河方略、治河措施也都显示治理黄河已变成为保证漕运畅通服务的手段，“北堵南分”的治河方略正是这一原则的产物。这种治河方略对黄河的影响比明初的治黄更为严重，它不顾自然规律，明知黄河在河南、山东、两直隶交界处的地势为西南高、东北低，却逆水之性，堵绝黄河北流，迫使黄河河水全部南流。同时由于当时认识水平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只知道分流可以减杀水势，提高各支流行洪能力，而一味向南多支分流泄洪，既没有考虑到黄河多沙的特点，分流也没有节制设施，向南分流实际处于没有控制的状态。由于黄河多沙，水分则势缓，降低了大水刷沙冲沙的能力，必然导致泥沙沉积，南流各支时间稍久，即纷纷淤塞。弘治十三年黄河在丁家道口（河南商丘县东北三十里，接虞城县界。）上下黄河溢决堤岸十二处，河道淤塞三十余里，“上源奔放则曹、单受害，而安平可虞；下流散溢则萧、砀被患，而漕流有阻”，（《孝宗实录》卷160。）造成徐州及萧、沛、单、丰诸县多被河患。（《孝宗实录》卷167。）弘治十七年五月又因曹县黄河决口，上流淤浅，造成徐州小浮桥一带河道干涸，妨碍粮运。（《孝宗实录》卷212。）由于当时“南河故道淤塞，水惟北趋”，黄河不得不仍然向北冲决，在刘大夏治河的以后几年中，黄河就数次北决，弘治十八年黄河北徙三百里，至宿迁小河口；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桥；四年六月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县飞云桥，这三次北徙“俱入漕河”，仍然影响运河的安全和漕运的畅通。（《明史》卷83，《河渠一》。）刘大夏筑北岸太行堤后，对开封一带黄河形成屏障作用，开封以下的“单、丰之间河窄水溢”，容易决溢，黄河善决地段自河南境内下移至河南、山东、南直隶交界处的曹县、单县、丰县等地，“曹、单田庐多没，至围丰县城郭，两岸阔百余里”，正德、嘉靖间黄河屡决于曹、单、丰、沛等地，“曹、单间被害日甚”。（《明史》卷83，《河渠一》。）嘉靖以前明政府在这一带不断进行北堵南分，却总是随浚随淤，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不仅给黄河两岸广大地区造成严重灾害，尤其是曹县、单县、丰县、沛县、徐州、砀山一带更是糜烂不堪，而且黄河河道更加恶化，实际上也不能确保运河安全、漕运畅通。
北堵南分这种治河方针单纯从保证漕运畅通出发，不顾黄河的内在自然规律，实际是以明朝的政治经济需要干扰水利决策，必然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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