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的信仰逻辑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5-29
注：
“1890年10月，井上哲次郎结束了大约七年的留学生涯回国，就任东京帝大文科大学教授。他依靠文相芳川显正写成对教育敕语的解说，作为《敕语衍义》（1891年9月）刊行。在这本书里，他教导说：敕语的主旨是“修练孝悌忠信之德行、培养共同爱国之义心”，这“最适合于统一民心”（《增订敕语衍义》被收入《教育敕语相关资料》第一集，页460）。他在正文中，——解释敕语的语句，从中可见的逻辑是所谓的家族国家论。
我日本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家族制，国既是家的扩大，家乃是国的缩小。正如在家中家长为家之主一样，在国中国君乃国之主。家长对于家而言、国君对于国而言，其关系没有相异之处。因此，作为未成年人，在家要服从家长，在国要以其服从家长之心来服从国君，即将孝扩充便应当直接构成忠的内容。忠、孝，其名异其实一矣（页513）。
他不但这样类比地把君臣关系理解为家长与子弟的自然关系，而且依据有机体论做了补充。
盖君主譬如人之大脑、臣民如人之四肢百体。若四肢百体中有不随心意而动的时候，这正如人半身不遂、全身也就无法为此而发挥作用（页511）。
这样，他所说的“统一民心”、：共同爱国“的意思，就是如同下面的东西。
我国之所以能够巩固、一兆一心，乃是因为遵从天皇陛下的命令的结果，正如四肢迅速遵从精神之所向而动，毫无滞碍。原来，国家为一个个体，应当以唯一的信条贯穿其中，绝不能让民心四分五裂。……若其臣民全都整合一心、成为一体，并且服从主君，主君也以一个信条统一、团结臣民，此时，国家的基础乃在其中，它才得以巩固，……（页467）。”（ 土肥昭夫，“近代天皇制与基督教——从颁布帝国宪法到中日甲午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