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塔——论人类道德生活的形式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5-29
五
如果我所说的还是有点道理，那么我们自己的道德形式就是一种道德理想自觉追求占优势的混合形式。许多世纪以来，我们文明的道德能量主要被用来建造巴比塔。在一个道德理想使人眩晕的世界中，我们在公开和私密场合如何表现自己方面懂得比以前更少。像傻瓜一样，我们的眼睛盯住天边，丢失了阿里得尼（Ariadne）这一主线，去相信一种迷宫式的计划，去关注这种计划的阐释者。我们缺乏道德行为习惯，反而用道德理想作为代替物；然而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反思我们所作所为时，常感到很多作为都是错的。就像孤单的人为了得到一种安慰而常夸大自己少数几位朋友的天才那样，我们也常夸大我们道德理想的意义以充填我们道德生活的空虚。这是一种我们用来庆祝虚幻理想的方式。无疑，我们现在的道德烦恼部分地源于我们对于理想自身的怀疑（只是这方面所有的分析和批判的努力，还没有任何建树）。但这还不是要害所在。实际情况是，这种形式的道德不管它的品质如何，都只能培育出烦恼和道德的不稳定来。说这种道德形式引导一些社会去保持自己道德理想的稳定，这也许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少数这类理想脱颖而出，目空一切，成为权威规范，然后将规范变成立法，支持对偏离者进行残酷迫害。建立和维护道德意识形态似乎成为达到社会所必需的道德稳定的惟一手段。但事实上这绝不是一种好办法，它只不过掩盖了思想上的腐败，而道德上的烦恼事本为自觉追求的道德理想所固有。它还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必须敌视道德偏离的社会，也是一个道德组织源于理想追求的社会。
在希腊罗马世界里，道德行为的旧习惯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活力。那些有着好邻居、忠实朋友的人们，那些对决定自己行为的习惯具有信心的尽责公民，在这方面当然仍毫不动摇；但一般说来，行为道德习惯的推动看来已经不很容易，这种缺陷也许不一定招致来自理想的批判，但它最终使时代具有强烈的道德自我意识，推动道德改革家的崛起。这些改革家无奈地鼓吹追求理想的道德，传授教条式的道德意识形态。当时，知性的力量妨碍将道德理想转化成为实践。道德自我意识本身变成一种美德；道德真正关心的是自己和哲学实践间的协调。人们认为，为了达到一种良好的生活，有必要服从一种道德训练和道德操练；在本性之上必须加上训练和纪律。当然，这个时代还能区别出，谁获得的只是一种道德理想的知性外观，谁在将理想转化成行动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有一点还是有共识的，那就是菲罗(Philo)所说的，道德生活只能通过阅读、通过沉思和通过对崇高理想的呼唤才能达到。总之，这一时期的希腊罗马世界所提供的是这样一种道德，自觉追求的道德理想。
我们从其他伟大的道德灵感来源，以及从早期基督教那里得到的传承有着类似的特性∶这的确不是一种和整个古代世界可以完全隔绝开来的传承。在早期，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成为一个具有信心和希望的共同体的成员，共同体对特定之人抱有信心，对未来的事情怀有期望。
这些共同体的道德，是一种适合于这一信心特性和这一期望本质的行为习惯。这是一种远离公式化的道德理想，因时间、地点不同而变化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独特的，致力于维护共同体的生活方式。此外，这也是一种容许但不要求行为过激，容许但不要求完美劝告的生活方式。与这种以共同体而闻名的道德理想最为相近的东西，也许是博爱的理想。和这种道德规范最接近的东西是爱上帝以及爱自己邻居的箴言。然而，这些初期的基督徒共同体在两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革。这种道德行为习惯转变成对公式化道德理想的自觉追求，与这种转变相一致的变化是，人们从对一个特定的人抱有信心，变成对许多抽象的命题和教义抱有信心。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很多，有基督徒生活环境的变化，有排斥基督徒的外来知性世界的压力，有给予这种鼓舞人们的希望以解释的愿望，有基督徒生活方式改变的必要：为了得到从不具有原型灵感的人和不得不像学习外语那样学习基督教，因而需
要一种语法的人的认同。这种催促思考，催促抽象的和催促定义的做法，迫使基督教成为一种宗教，影响基督教转变道德生活方式。不管推动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看来到三世纪中叶已存在一种我们熟悉的，有着自觉追求道德理想形式的基督徒道德，到圣安勃罗斯 (St Ambrose) 时代，这种道德形式已经变得无法区别什么是围绕世界的道德，什么是讲善恶，要把理想转化为行动的道德。以生活方式形式出现的基督徒道德当然不会消失，它从未完全消失过。然而从基督教世界历史的这个时期开始，基督徒道德行为的习惯被基督徒道德意识形态淹没了，人类行为诗意特征的感觉被淹没了。
我并不是想说，作为我们时代开端的希腊罗马世界的自觉道德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发生于第二和第三世纪的基督徒道德变化是可以避免的。这最初的自觉道德只不过填补了由传统道德崩溃所留下的真空，而后来的那个也许则是为了改造世界而必须简化为一种容易说明的道德理想散文，必须在定义上做到和知性相一致。即使这样做的代价是自发性和信心的丧失，有变为成见的危险。事实是，西欧道德的传承不是习惯行为道德的馈赠，而是道德意识形态的遗物。确实，几个世纪以来，这种道德形式发生了向行为习惯道德靠拢的再转变。一方面，道德理想变得熟悉起来而不再只是理想，它显现为能对行为施加定向压力的习惯和制度。
另一方面，那些入侵的野蛮人所带来的是习惯道德而不是理想道德。尽管如此，现代欧洲人的道德从来没有能够摆脱它最初形成的形式。而一旦人们以抽象的道德理想术语轻率地规定了自身，所能指望的也就是批评家们会抓住这些问题。然而，对基督教道德的每一次重要进攻（例如尼采对基督教的攻击），都错误地攻击基督徒生活的道德理想，而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事实：所攻击的目标是一种从未成功地转化为行为习惯道德的理想道德。
因此，欧洲道德历史部分地是一部维护和扩充特定道德的历史，这一道德从一开始就具有受道德理想支配的形态。迄今，这是一种不幸的道德形式，它倾向于偏执，向自身开战，是一种值得悲哀的苦难。时至今日它还很难避免这一纠缠。如果理想的道德现在还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或者至少是最好的道德，那么全神贯注于它的缺点似乎是不聪明的。但是为了充分化害为利，我们除了要了解它的必然性，还必须知道它的缺点。目前，横亘在我们和克服我们的不幸之间的，不是我们去行动的困难感觉，而是一种我们得自现实的错误推理：慢慢影响着我们的信念受到近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知性趋向的鼓励，这种现象不是一种不幸，因而应受到欢迎；当代欧洲的道德中值得一提的东西不只是那受理想自觉追求支配的形式，而且还有着更好和更高级的形式；行为习惯道德被当做远古的和陈旧的东西而不予考虑；道德理想的追求为道德启蒙所认同；此外，由于道德理想似乎维持着追求完美的可能从而受到奖赏，被称为科学的道德。所有这些是可怕的。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可悲地受到了欺骗。道德理想的追求已经证明，它本身是一种不能信赖的道德形式，它既不是一种实际的道德生活，也不是一种科学的道德生活。
在我看来，西方道德的困境最初是因为我们的道德生活受到理想追求的支配，这是一种对既定行为习惯破坏的支配。后来，我们又把这种支配看做是一种我们应该感激的造福行为，或者是一种我们应该骄傲的成就。对我们困境的审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揭示错误百出的意识，揭示使我们沦入不幸的自欺。
注释
①本文为奥克肖特所著《政治学中的理性主义》一书中相对独立的一篇，译文根据该书纽约Basic Books 出版有限公司1962年版的第59页—第79页部分译出。副标题为译者根据文章的主题而加，旨在引起相关读者的关注。译者为了文章的简练，对文中个别地方作了技术处理。（Michael Oakeshott，“The Tower of Babel”原载 ??Rational
- 上一篇：在相对主义的废墟上重建巴别塔
- 下一篇：本雅明之死与自由知识分子的灭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