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之死与自由知识分子的灭绝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5-30
然而，死后50年，他未曾想到自己成了被众人研究和吹捧的著名人物。他的全集出了。许多人成了本雅明专家，以他的思想谋生。世人开始感慨他追求的才是真正"自由的"生活。但是，历史要是能重演，这些人还是不会象他那样生活。那么，这些死后的殊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象今天大谈要见义勇为，谴责见死不救者一样，在看到别人步入死境时，我们却避之不及，只当是没看到。从此而论，"即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也许是全世界人民的通病。在人民的心里，对牌坊的尊敬恐怕超过了憎恨。因为有了这么一个榜样，我们就不能随心所欲，在人前人后还得人模狗样地活着，以免别人拿自己和榜样对照而授人以打击和诬陷的口实。
回到我们一开始就提出的疑问：什么是"自由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的自由，应该指的是一种独立和准超然的社会观察者和知识生产者的地位。正如和本氏同时代的陈寅恪所言，知识分子应追求"独立之品格、自由之精神"。也就是说，他们是一帮核心社会之外的看客，并时不时地吆喝几声，为社会给出一点批评或叫好。因而，自由知识分子不是高人隐者，不问世事；也不是文化战线的同志，并制造什么供人民消费的精神产品的个人作坊，或充当意识形态的扩音器。做隐者们实际上是被人间蒸发，其生死早已被人民置之度外。并且，隐者有无思想无可考证。（真正的隐者首先要做的就是隐去思想。死后的流传，即便非其本意，都是一种隐者的贬值。）就是有，只怕与世俗社会没有太多的关系，不能为人民受用。而文化战线的同志，工作主要是宣传政策、教育人民、丰富文艺。自由知识分子搞的东西，人民不感兴趣，因为不如"小燕子"那么乖巧伶俐和"贴近生活"；统治者也不感兴趣，因为他总要骂骂咧咧的、不服管教（即使是为了社会更稳定、生活更美好、政治更巩固）。所以，自由知识分子就有些里外不是人了。然而，他们还是怀着满腔的热情在那里指手画脚，希望人民能接受自己的忠告。遗憾的是，除了自由或不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关心外，这些"真正的知识"问津者少得可怜。总的说来，自由知识分子处于社会的最边缘的部分，但从未打算真正从社会中出走，所以他们只能达到一种"准"超然的心态而不能真正超越。问题是，他们相信"超越"，并且要劝说人民接受自己的理想。自由知识分子没有忽视了一个问题：也许，成为真正的野兽而不是超越，人们会觉得舒服。
苏格拉底算是最有名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可以作为他们命运的一个象征。数千年来，他被奉为欧洲之师。柯拉柯夫斯基讲的明白，"有一个人，所有的欧洲哲学家都拿他来认明自己，即使这些哲学家肢解了他所有的思想。这就是苏格拉底，而一个不能将自己与这一典范人物相认同的哲学家，就不属于这一文明。"但是，他却被雅典的政治家和人民一道指控为不虔敬和败坏青年，并被判处死刑。要强调的是，他的死与阴谋诡计毫无关系，而是根据民主和法制被判处死刑的。话又说回来，人民好像也不是真的要他死，因此起初宣布他要是认罪就免除他的死刑，后来又对他学生收买牢头以救出苏格拉底的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雅典人民只是想赶走他，因为他的聒噪让他们心烦。刚开始，人民觉得还能忍受，后来就受不了了，甚至觉得自己迟早会被苏格拉底吵死。更为奇怪的是，苏格拉底不愿认罪或逃走，坚持要饮鸩而亡，因为他说是人民要他死的。问题是，他这样支持和宣传民主制，民主却要了他的命。这让我们不得不想起了《大话西游》里的唐僧，他们都是为了阐明真理，又都宁愿舍生取义。可是，唐僧也因为罗嗦让人厌烦。还有人把苏格拉底的死和耶稣的死相提并论，强调他们的受难性和唤醒人民的理想性。的确，苏格拉底之死为数千年欧洲民主传统连绵不绝作出了贡献，而耶稣之死成就了数千年欧洲人民的信仰。苏格拉底伟大，而他的死让他更加伟大。由是观之，由于对苏氏的推崇和效仿，自由知识分子似乎如此被命定：活的时候被人民抛弃，死了才为人民所纪念，即"在死亡中胜利"。他们用自己的死对人民说：我讲的绝对不是废话，我可以用死来证明。言下之义是，"我又没疯，而且智商还很高，绝对不会为了废话而死的，所以我讲的都是金玉良言"。这样看来，自由知识分子的存在包括他的死（作为一个最后的高潮）有一种符号象征的意义，隐喻着某种社会自身清醒和自我了解的欲望。话又说回来，他们的存在也许只有这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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