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之死与自由知识分子的灭绝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5-30
那么，作为自由知识分子，本雅明之死是他的高潮。可是，自由知识分子还没珍贵到为他们人人树碑立传的地步。那么，为什么我们把本雅明之死和苏格拉底之死一起讨论，即为什么要对本雅明之死大发感慨？（本雅明死了很正常，不死才让人奇怪。）原因在于：有人讲本雅明是欧洲最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然后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就要绝种了。所以，本氏之死还有绝种的标志意义。于是，我们就有必要议论议论了。
本雅明的时代，在西方，所谓又一轮"知识分子政治化"过程已经快进行到最后。其实，自从知识一产生，或者说知识的生产成为可能，各种力量就开始窥觑其生产权。作为专职的知识生产者，知识分子占有了相当一部分令人垂涎的知识生产权。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和世俗权威、宗教权威都企图收编知识分子，以控制知识。所以，所谓知识分子的自由，为当权者不能容忍。一旦有机会，这一收编过程就必然要发生。在古希腊，凭借其贵族地位和对奴隶的剥削，知识分子可以保持一定的知识的自由生产。到了中世纪，由于基督教的异常强大，凭借其宗教特权的世俗化，知识分子的自由特权被没收。我们可以把中世纪的情况称为"知识分子宗教化"，经院学者就是典型代表。然后，到了启蒙时期，宗教的力量开始削弱，知识分子尤其是研究自然知识的科学家又获得了一定的自由，欧洲的知识分子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20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知识分子开始丧失了其独立的经济基础，要靠自己的知识谋生，即必须受雇于某一阶级（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另一方面，科学开始职业化，并且和政治牵连在一起（马尔库塞径自指出：科学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科学界的超然地位也因此而被取消。另外，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对人文科学基础的追问，使得后者的合法性受到极大的怀疑。人文学者无力为其知识的确定性辩护，因而知识的销售成了极大的问题，不得不更加依赖于政治的羽翼以求得基本的生存权。一句话，知识分子不得不附庸于政治。这就是"知识分子政治化"过程，也是知识分子失去其独立自由地位的过程。本雅明试图背离这一时代潮流，独立于时代之外。他与各种主流思潮（犹太复国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批判主义）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以一种真正的研究态度看待它们。所以，他的死标志着这种努力的彻底失败，同时也标志着"自由知识分子"随着上述政治化而最后灭绝。这样看来，自由知识分子只能在剥削的基础上存在。当然，这种剥削可以为社会所承认，甚至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前提是国家和人民承认他们带给整个社会的好处。也就是说，国家可以无偿地养活一群知识分子，并给予他们自由，不给他们提出任何任务。而自由生产出来的知识，往往不会是毫无用处的。
对比西方，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仅仅在先秦时期才获得了生存权。先秦以降，尤其是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上述政治化运动就基本完成。也就是说，自那以后，中国就失去了自己的自由知识分子。到了后来，知识的解读和生产更是基本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属品。科举制度强化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化倾向，并凝练出"学而优则仕"的教条。数千年来，政治对中国知识生产的绝对权威一直未曾松动。这也与封建大一统格局的稳定性紧密相连。所以，每到改朝换代，中国的学术、文化就异常的繁荣。典型的是两晋乱世和"五四"时期。在这样的时候，知识分子都尝试摆脱政治的阴影，重新获得自己的自由。然而，这种时期毕竟太短暂了，很快又恢复到政治的绝对话语权的统治当中去。相应的，知识分子的自由运动也就很快流产。
从上面看来，在自由知识分子的眼中，知识的销售是不在考虑之中的，即知识的生产是纯粹为了生产知识而不是为了获得利益。当然，不考虑知识的销售，并不必然导致知识的滞销。因此，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庸俗化的传媒文人首先就要被排斥到自由者之外。而学院学者为纯粹求真而投身学问的例子，也基本上绝迹了。对于学者，学问首先是一种职业。职业要获得成功，销售知识是极其关键的。在中国，论文、专著的数量更是与学者们的职称和回报联系在一起。于是，生产什么知识，学院学者是没有决定权的。所以，利奥塔才有论断：权力和知识是同一问题的两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需要决定什么？当代社会是买方市场，知识市场也不能避免。那么，知识权力似乎已经完全从知识分子手中让渡出去，而转移到购买者的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政治化过程就是知识市场化过程。这一过程无法避免，也无法回头。因此，当有人引用尼采的论断评价本雅明："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我们要说，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已经成为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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