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与中国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9-11
诠释学由于自身的实践性、多元性和开放性，往往与后现代思潮相联系。但诠释学作 为后现代思潮，只能是一种积极的后现代思潮。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分是确定性与非确定 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理性与超理性的区分，与消极的后现代思潮不同，诠释学并不把 非确定性视为不可能性。按照诠释学观点，非确定性只表现为解释的相对性、意义的开 放性和真理的多元性，而不表现为解释的不可能性、意义的不可能性和真理的不可能性 。诠释学主张解释的相对性，但并不是主张什么都行的相对主义；诠释学主张意义的多 元性，但并不是否认客观真理的主观主义。相对性表明真理的开放性，多元性表明真理 的创造性。无论是开放性还是创造性，都表明诠释学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诠释学在中国
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翻译的前东德一些哲学论文中已出现了“诠释学”这一词， 只是当时鉴于资产阶级哲学而未能了解。80年代初，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西 方诠释学也进入中国。一些学者在出国访问期间对这一词开始注意，有的学者在外就开 始翻译这方面的著作。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译丛》在一些学者的倡导和支持 下，出版了一部《德国哲学解释学专辑》。其中编辑说明里说道：“解释学是近30年来 西方哲学(如语言哲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等等)及历史学、美学、文艺理论诸领域中 颇为流行的人文思潮，近年来已引起我国研究者较大兴趣。”1987年秋，北京社会科学 院和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在深圳举办了首届诠释学学术讨论会，邀请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 哲学系金置(Lutz Geldsetzer)教授作了“何谓诠释学?”的专题报告。在讨论中，与会 学者第一次提出“探讨建立中国的解释学理论”问题，学者认为我们不能墨守国外解释 学形形色色的理论，而应当根据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理论。 继后1992年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在成都又召开了第二次诠释学研讨会。自此，诠释学在我 国学术界发展起来。
就国内研究来说，诠释学基本上在四个领域拉开了中国化的研究序幕：西方哲学研究 界关于西方诠释学的研究和介绍；中国哲学研究界关于诠释学与中国经典注释结合的研 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实践诠释学的研究以及探讨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诠释学问题； 诠释学向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渗透。
西方哲学研究学者首先在翻译方面下了苦功，他们不仅翻译了《存在与时间》(三联， 1987)、《真理与方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1999)等经 典著作，还翻译了西方重要诠释学文献，如利科的《诠释学与人文科学》(河北人民出 版社，1987)、姚斯与霍拉斯的《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赫 施的《解释的有效性》(三联，1991)、洪汉鼎编的《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 (东方出版社，2001)等。其次，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也出了一些诠释学研究专著，如张 汝伦的《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殷鼎的《理解的 命运——解释学初论》(三联，1989)，严平的《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伽达默尔哲学述 评》(东方出版社，1998)，洪汉鼎的《理解的真理——真理与方法解读》(山东人民出 版社，2001)、《诠释学——它的历史与当代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01)以及章启群 的《意义的本体论——哲学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中国哲学研究学者试图运用西方诠释学的观念与方法，重构我国自己的诠释学传统， 以完成传统注释理论的当代转化。汤一介先生早在1998年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能否创建 中国的解释学”的论文，继后于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上又发表了“再论创建 中国解释学问题”，无疑推动了诠释学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发展。随后还有刘耘华的《诠 释学与先秦儒家之意义生成——＜论语＞、＜孟子＞、＜荀子＞对古代传统的解释》(上海译 文出版社，2002)、李清良的《中国阐释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诠释学的重视来源于诠释学的实践性，诠释学作为哲学，就是实 践哲学。继曹可建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发表“解释学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1990 ，第3期)后，上海《学术月刊》编辑部在1991年举行了一次题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 方哲学”的学术讨论会。会上有些学者提出，尽管马克思只有一次而且只是在贬义上说 过“法学上的诠释学习惯”，但他的哲学思想“却包含一种可深化诠释学研究的批判性 的与建设性的见解，同时，诠释学的特殊的研究角度也为我们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 思想提供了新的途径”。俞吾金甚至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哲 学理解为实践诠释学”。
马克思不仅通过革命的实践活动来改造整个现存世界，而且也主张以人的实践活动为 出发点来解释我们现在用文本这个概念所指称的所有对象。以后《哲学研究》发表了朱 士群的《现代释义学原理及其合理重建》(1992，第9期)和潘德荣的《现代诠释学及其 重建之我见》(1993，第3期)，《光明日报》在1997年还发表俞吾金的论文《马克思主 义哲学与诠释学》。作为专著的有俞吾金的《实践诠释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和 何伟平的《通向诠释学之途》。
诠释学对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渗透，首先表现在文学与法学方面的一些专著上：金 元浦的《文学解释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梁慧星的《民法解释学》(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梁治平的《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陈金钊的《 法律解释的哲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彭公亮的《审美理论的现代诠释——通向 澄明之境》(武汉出版社，2002)。特别要提出的是洪汉鼎主编的“诠释学与人文社会科 学丛书”，现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7本，深入到文学、历史学、神学、法学、自 然科学各个领域：李建盛的《理解事件与文本意义——文学诠释学》、韩震、孟鸣歧的 《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杨慧林的《圣言、人言——神学诠释学》、谢 晖、陈金钊的《法律：诠释与应用——法律诠释学》以及黄小寒的《自然之书读解—— 科学诠释学》等。
诠释学在海外
当西方诠释学随着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的出版成为一种世界性哲学思潮，这一思 潮也向着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哲学领域蔓延开来，这首先反映在海外的中国学者上 ，如美籍华人学者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傅伟勋的创造诠释学以及台湾黄俊杰的大课题 “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
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试图把方法与本体结合起来，即通过本体将方法规范化，又通过 方法将本体条理化，他想通过他的这一本体诠释学，对欧洲的诠释学思想进行批判性地 综合，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融会贯通中西方哲学的“世界整体哲学”。反之，傅伟勋 的创造诠释学则试图根据我国儒道佛的漫长解释经验，在方法论上重整或重建中国哲学 思想，他试图通过五个层次(“实谓”、“意谓”、“范谓”、“当谓”、“必谓”)建 立中国诠释学的方法论。
黄俊杰教授主持的“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系台湾教育系统所推动的“ 大学学术追求卓越发展计划”之一，也是他自己早先提出的建立中国特色的诠释学计划 的继续(他所谓中国诠释学，是指“中国学术史上源远流长的经典注疏传统中所呈现的 、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诠释学”)，参与者来自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中央大学。 该课题包括两个领域：东亚思想史和东亚之经典诠释学。该计划曾在国内外多次举行学 术研讨会，其研究成果是《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现已出版《东亚儒学史的新视 野》(黄俊杰著)、《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一)》(李明辉编)、《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二)》 (李明辉编)、《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三)》(杨儒宾编)和《日本汉学研究论集》(张宝三 、杨儒宾编)。
【参考文献】
[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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