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后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哲学述介（下）
我认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由二个基本观点支撑着。第一，文明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全球冲突的基本根源。第二，“西方对非西方”变为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构架。如果我们证明这两个基本观点是错误的，那么“文明冲突论”便不攻自破。
第一，文明不是后冷战时代全球冲突的唯一根源。在冷战时代，意识形态是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世界按照“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划分为“西方”和“东方” 两大集团，从而形成了二极结构。在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这个支配因素的作用下降了，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与经济和文明等一起成为全球冲突的基本根源。因为引起冲突的因素由一元（意识形态）变为多元（意识形态、经济和文明等），所以，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结构才由两极变为多极。虽然亨廷顿宣称文明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冲突的主要根源，但实际上在许多场合，他所说的“文明冲突”仍然是“意识形态冲突”，即冲突产生于“基本价值和信仰”方面的差异，也就是西方将“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立宪制度、人权、平等、自由、法规、民主、自由市场、政教分离等观念”作为普遍真理强加给非西方文明国家。[14]
第二，“西方对非西方”这种世界政治构架不是后冷战时代的“新范式”，而是冷战“范式”的剩饭重温。在新世界图景下面，冷战的旧机制仍在发挥作用。首先，表面上新世界图景是多极的，历史舞台的主要角色是七、八种文明，但是，国际政治的中轴仍然是两极结构，即亨廷顿的“西方对非西方”。不同的地方仅在于过去的“东方集团”现在被扩大到了“世界的其余”。其次，“西方”与“非西方”的划分原则是相当陈旧的。亨廷顿的“西方”意味着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主义，“非西方”则意味着权威主义或专制主义。这种原则完全是意识形态上的，与冷战时划分“东方”与“西方”如出一辙。最后，“文明冲突”同冷战一样，以权力为直接对象，以意识形态为原则，以利益为归宿。最基本的东西没变，变化的只是对手。过去的敌人是苏联及其集团，现在则变为所谓的“儒家——伊斯兰联合”。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许多外交政策制订者对没有对手的世界感到困惑和不自在，所以需要在后冷战时代制造出新的对手，而制胜对手的万应灵药还是“遏制政策”。
三、西方中心论的破产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包含着一个真理：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特别是儒家文明之间的相对地位正在经历着一种历史变化。问题是：这种变化的真正历史意义是什么？我认为，这种变化意味着“西方中心论”的破产。
长期以来，西方一直认为西方文明作为整体是普遍的，其他文明作为整体都是特殊的。西方的价值观念对全世界都有效，其他文明的价值观念则不适用于西方，从而西方文明比其他文明都更为“高明”。这种普遍主义的具体表现就是政治哲学中的“现代化理论”。针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出现的现代化过程，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文明是一个普遍主义的整体，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与带来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程式是深深连在一起的。按照科克帕特里克的说法：“不西化，就无法实现现代化。”[15]
但是，十几年来，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北美和西欧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如果东亚国家能够健康地完成现代化任务，确立一种现代化而不西化的新儒家文明，就能证明现代化过程中确实存着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模式，从而粉碎西方文明普遍主义的神话。如果这种儒家模式显现出具有竞争优势，如家庭稳定、犯罪率低、工作勤奋、生活简朴等，其观念体系对包括西方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那么作为西化之基础的“西方中心论”必然寿终正寝。只有从这一角度才能彻底揭示亨廷顿的思想秘密：表面上担心儒家文明国家作为竞争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实质上害怕儒家文明作为竞争模式对西方文明构成挑战。
“西方中心论”的破产预示了一种全新的历史可能性：西方的非西方化。在《如果不是文明，那是什么？》一文中，亨廷顿提出了一个对西方人意味极为深长的问题：美国的非美国化和非西方化。亨廷顿认为，美国的统一建立在两块基石之上，即欧洲文化和政治民主。但目前美国正流行两种侵蚀其基石的趋势。一种是知识分子推行的“多种文化主义”，要求从非欧洲群体的观点来重写美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另一种是少数民族争取权力的斗争，这种斗争随着白人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逐渐减少而愈显重要。如果这些趋势持续下去，那么美国还能忠于欧洲文化和政治民主吗？这就是亨廷顿深为忧虑的美国的“非美国化”和“非西方化”。亨廷顿以一种悲沧的历史感确信：“如果确实如此并且美国人不再坚持植根于欧洲的自由民主政治意识形态，那么我们所知的美国就会跟随另一个由意识形态规定的超级大国而步入历史的灰烬而不再存在。”[16]这是亨廷顿内心真正恐惧的东西，也是“文明冲突论”被杜撰出来的真正原因。
注：
[1][2][3][4][5][6][7][8][14]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美国《外交事务》，1993年夏季号，第22页，第22页，第24页，第25页，第23页，第23页，第39页，第25－28页，第40页。
[9]R.L.巴特利：《乐观的际遇》，美国《外交事务》，1993年9－10月号，第15页。
[10][15]J.J.科克帕特里克：《现代化的命令》，美国《外交事务》，1993年9－10月号，第24页。
[11][12]F.阿加米：《召唤》，美国《外交事务》，1993 年9－10月号，第5页，第9页。
[13][16]亨廷顿：《如果不是文明，那是什么？》，美国《外交事务》，1993年11－12月号，第191页，第1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