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的形成和发展
二、“精耕细作”的内涵
“精耕细作”这个词，人们在谈论中国农业和农业史时经常使用，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在古书中只有“深耕疾耨”、“深耕熟耘”等提法，这虽是精耕细作内容之一，但并不等同于精耕细作。精耕细作一词出现于晩清。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一概念日益广泛地被人们使用。所以，它是现代人对中国传统农业精华的一种概括，指的是传统农业的一个综合技术体系。这一技术体系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包括改善农业环境和提高农业生物生产能力的一系列技术措施，并以“三才”理论为其指导思想。
（1）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
扩大农用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农用地的产量（即土地生产率）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两条途径。随着人口的增加，中国历代都在扩大耕地面积和农用地范围，并创造了圩田、涂田、梯田等多种土地利用方式。但不晚于战国时代，人们已经认真考虑如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把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放在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上。如战国初年李悝指出“勤谨治田”亩产可提高20%，他的“尽地力之教”，就是要发挥土地生产潜力，提高土地生产率。要通过提高单产来提高总产，就不能盲目扩大经营规模。从先秦诸子到历代的农学家，无不强调集约经营、少种多收。这种主张的产生不单纯因为人口增加，耕地紧缺和小农经济力量薄弱；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集约经营、少种多收，比之粗放经营、广种薄收，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人力财力的使用上，都是更为节省的。明末《沈氏农书》引老农的话说：“三担也是田，两担也是田，五担也是田，多种不如少种好，又省气力又省田。”
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夏、商、西周，休闲制代替了原始农业的撂荒制，出现了畎亩结合的土地利用方式。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连种制取代了休闲制，并创造了灵活多样的轮作倒茬和间作套种方式；隋唐宋元，水稻与麦类等水旱轮作一年两熟的的复种有了初步的发展。明淸，除了多熟种植和间作套种继续发展以外，又出现了建立在综合利用水土资源基础上的立体农业的雏形。上述土地利用方式的依次进步，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各个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农业的基础种植业是依靠绿色植物吸收太阳光能转化为有机物质的。我国传统种植制度的特点是多熟种植和轮作倒茬、间作套种相结合，一方面尽量扩大绿色植物的覆盖面积，以至“种无闲地”；另一方面，尽量延长耕地里绿色植物的覆盖时间，以至“种无虚日”，使地力和太阳能得到充分的利用，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至于在水土资源综合利用基础上多种生物共处和多层次配置的“立体农业”，对土地、资源和太阳能的利用就更为充分，而单位农用地产出的数量、质量和品种也更为丰富了。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攻方向，也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基础和总目标。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与精耕细作是互为表里的。
（2）改善农业环境和提高农业生物生产力的种种措施
从农业的总体来分析，农业技术措施可以区分为两部分，一是适应和改善农业生物生产的环境条件，二是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我国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包括这两方面的技术措施。
我国古代人民把农业生产的环境条件概括为“天”和“地”两个方面。古人的所谓“天”，尤其是农业生产中的所谓“天”主要是指气候，由于气候变化表现为一定的时序，所以又称为“天时”或“时”。 农业是人指导的自然过程，是以自然界生物的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长、发育、成熟、繁衍都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主要处于北温带，四季分明，这种情形就更为明显。中国古代农时意识之强烈世所罕见。《尚书·尧典》说“食哉唯时”，表明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把握农时对以食物生产为中心的农业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农业生产首先要与气候的年周期节律保持一致。中国古代，虽然在园艺和花卉的促成栽培上已经懂得创造和利用局部的人工小气候，但总的说来还不可能控制和改变大的气候环境，所以人们总是强调对它的自觉适应和充分利用，“不违农时”、“勿失农时”成为全民的共识。这些要求推动了历法的进步，逐渐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长期指导农业生产的二十四节气。不过中国古代对农时的掌握不是采取单一的手段，而是综合考虑物候、天象、气象、节气等多种因素，形成一个指时体系；其中尤以二十四节气与物候的结合相互补充最具特色。
农业环境中“地”（土壤、地形等）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我国古代人民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并自觉地把改造农业环境的努力侧重在土地上，在实践中形成很有特色的“土宜论”和“土脉论”。“土宜论”建立在对各类不同土壤的特性以及土地与植物关系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它要求人们按不同的土壤、不同的土类和不同的地区特点来发展农业生产。“土脉论”把土壤看作有气脉的活的机体，它可以追溯到西周晚期。中国传统农业关于土壤肥力可以变动和通过人工培肥可以使“地力常新壮”的理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在“土宜论”和“土脉论”的指导下，人们综合运用耕作、施肥和灌溉等措施，不但给作物生长创造了良好的土壤环境，而且把大量条件差、产量低的土地改造成良田。耕、耙、耱、压、锄相结合的北方旱地耕作技术，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南方水田耕作技术成为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农田施肥起源很早，而且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到了“惜粪如惜金”的地步。肥料来源除天然肥和绿肥以外，包括人们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废弃物。《沈氏农书》说：“作家第一要勤耕多壅，少种多收。”简明地概括了中国传统农业中的若干基本特点。中国古代农业又很重视发展农田灌溉，不同于古代欧洲收成取决于天气好坏。合理排灌也是改善土壤环境的重要措施，这方面有先秦的农田沟洫、战国以后的灌淤压碱，南方稻作的烤田技术等。用地养地相结合是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我国古代土地之所以利用率不断提高而地力长久不衰，被世人视为奇迹，主要就是依靠建立在土宜论和土脉论基础上的合理的耕作、施肥、灌溉和栽培等综合措施，而不是依靠什么黄土的“自行肥效”。
中国古代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的主要途径有二，一是通过驯化、引进、育种相结合来取得高产优质的作物和禽畜品种，二是根据农业生物的特性采取相应的增产措施。在良种选育方面，采取了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种内杂交和种间杂交等多种手段，成绩斐然。其中田间穗选与单种、单收、单藏、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相配合的系统选育法，把育种、繁种、和保纯复壮结合起来，最有特色。又注意到外部形态与内部特性的相关性，畜禽繁育与外界环境的协调。中国古代农业在长期发展中培育和积累了丰富的作物与畜禽品种资源，成为最可宝贵的农业遗产之一。“因物制宜”，是中国传统农业的重要原则之一。它建立在对各种农业生物的形态、习性及其对外部环境的要求深入细致观察的基础上。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传统农学对农业生物内部（如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不同生长部位和生育时期）、生物群体中同一生物不同个体和不同种类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有着深入的认识，并巧妙地加以利用，趋利避害，使之向人类所需要的方向发展。这些生物技术措施，比之土壤耕作措施，意义可能更为重大，影响可能更为深远。
（3）“三才”理论——精耕细作的指导思想
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但它不局限于单纯经验的范围，而是形成自己的农学理论。这种农学理论是在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表现为若干富于哲理性的指导原则，因而又可称为农学思想，“三才”理论是它的核心和总纲。“三才”指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该词最初出现在《易传》中。人们认为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是由天、地、人三大要素构成的，并把世间一切事物都放到这样一个大框架中去考察。中国古农书无不以“三才”理论为其立论的依据。这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成稼、天、地、人诸因素组成的整体，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各个方面。例如土脉论、地力常新壮论、有风土而不唯风土论、三宜原则等，都是从“三才”理论中派生出来的。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人们看到了生物体这一部位与那一部位之间、这一生育阶段与那一生育阶段之间的关联，看到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生物之间的关联，并加以利用。也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我国古代农业重视农业系统中废弃物质的再利用。在“三才”理论系统中，人不是以自然主宰者的身份出现的，而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因而产生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农业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有其客观规律性。人类可以干预这一过程，使它符合自己的目标，但不能驾凌于自然之上，违反客观规律。因此，中国传统农业总是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即所谓“三宜”，把这看作一切农业举措必须遵循的原则。但人在客观规律面前并非无能为力；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就有了主动权，可以“盗天地之时利”，可以“人定胜天”。“三才”理论是精耕细作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精耕细作的基本要求是在遵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争取高产。精耕细作重视人的劳动（“力”），更重视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知”）。上文谈到一系列精耕细作技术，都是建立在对农业生物和农业环境诸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观是一种有机统一的自然观。这大概没有比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中表现得更为典型的了。“三才”理论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晶。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升华。它是在我国古代农业实践中产生，并随着农业实践向前发展的。
总之，精耕细作是指以土地的集约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内涵丰富的一个农业科学技术体系。天人相参、天人相协是它的灵魂和精髓。
由于中国传统农业实行精耕细作，单位面积产量比较高。在精耕细作形成的战国时代，粮食亩产二石已有一定的普遍性，比西周亩产一石或一石多增长60~100%。西欧粮食收获量与播种量之比，据罗马时代《克路美拉农书》记载为4~5倍，据13世纪英国《亨利农书》记载为3倍。而从《齐民要术》看，我国6世纪粟的收获量为播种量的200~24倍，麦类则为200~44倍。据《补农书》记载，明末清初浙江嘉兴、湖州地区水稻最高产量可达4~5石，合今毎市亩910~1125斤，比二十世纪末美国加州的产量还高。我国古代农业的生产率，无疑达到了古代世界农业的最高水平。
精耕细作技术首先是在种植业中形成的，在大田生产和园艺生产中表现尤为突出。但在发展过程中，其基本精神也贯彻到农业生产的其他领域中。畜牧、蚕桑、养鱼、林木等生产各有特点，但集约经营、精细管理，通过改善农业环境提高农业生物品质的途径、尽量增加每个生产单位的产出量，则是一致的。至于园艺中分化出来的花卉、园林、盆景和观赏鱼培育等，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艺术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