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工人阶级形成理论述评——立足中国转型时期的思考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5-30
四、霍布斯鲍姆:1870 - 1914 年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汤普森的著作问世之后,马上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霍布斯鲍姆就属最激烈者之一。他对汤普森的批判有三点:其一,汤普森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是在18 世纪90 年代到1832 年宪章运动期间形成的,但霍氏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在那个时期工人阶级远没有形成,当时引导社会运动的主要是有产的手工业者和资产阶级;其二,汤普森把工人阶级当成了一个整体,但霍氏认为实际历史并非如此,工人当中存在着等级严格的界限,霍氏在他的文章中认真分析了工人阶级中的工人贵族与普通工人的区别;其三,霍氏认为汤普森把工人的历史当成了工运史或者说是工人阶级斗争史,但工人的实际生活并非如此,应该把工人阶级的历史研究从工运史转向对工人的日常生活研究(Hobsbawm ,1984) 。
在批判汤普森的基础上,霍氏提出英国的工人阶级形成于1870 -1914 年间,而并非形成于19 世纪早期。当然,正如他在《1872 - 1914 年工人阶级的形成》开篇所说的,阶级的形成并不像建房子那样一次完成,阶级从来就没有被完成过或者形成固定的形式,它永远都处在变化当中,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历史新阶级,还是应该站在某一时间点上去回溯它出现的轨迹。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也是要追溯工人阶级形成的轨迹,霍氏认为,虽然19 世纪20 - 30 年代的工人已被汤普森等人称为“工人阶级”了,但在那段历史时期,实际生活中的工人远没有形成以阶级利益为团结方式的社会群体。所以说,对英国无产者并不能按照研究者给他们安置的名称去认识,而应该从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生活与娱乐方式,以及阶级意识等方面去认识。
首先,宪章运动并非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标志,英国工人阶级直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才形成。霍氏认为,汤普森将工人阶级的形成追溯到19 世纪初,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在宪章运动时期,英国社会已被明确地表达为阶级社会,并且这种阶级社会被明确地表达为由地主、资产阶级和劳工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由此就暗含了工人阶级已成为整个社会分层结构的一部分。但霍氏认为,这时的工人阶级只是作为一种概念而存在的,现实生活中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并未出现。
在汤普森等人的著作中,宪章运动时期的工匠、熟练工人、手工业者等独立小生产者都被称为熟练的工资工人,而不是小生产者,但在实际生活中,仅有少部分制造业工人才是被工业雇主所掌控的。
霍氏认为,汤普森把宪章运动看成工人阶级形成与发展的结果,显然是错误的,宪章运动前后的劳工运动并不存在连续性,欧文社会主义与19 世纪80 年代社会主义复兴之间也存在着代沟。英国持续的劳工运动历史,包括对这些历史的记录,都是在宪章运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开始的,所以欧文主义、宪章运动以及工人阶级早期的运动都是英国工人阶级与劳工运动的开端,不能算工人阶级形成的真正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人阶级的形成要大大晚于汤普森时间。
第二,1870 - 1914 年间的工业经济发展真正带来了工人阶级的变化。霍氏认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工业经济在生产规模、生产模式、技术以及工业组织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那么这里存在的问题就是:新的、更加广泛的工业化经济发展怎样影响了工人阶级? 霍氏认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工人阶级在绝对数量与密度上增加了很多,假如说1815 - 1911 年间在制造业、矿产业及其他工业上雇佣人数比例没有发生变化的话,那么在新出现的交通行业方面则增加了大量的雇佣工人。1911 年英国约36 个城市的居民超过了10 万,是1851年的10 倍,城市居民的增加为交通业增加雇佣工人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工业化不断扩展,在一些以前不存在大工业的地方也兴起了工业,这为工人阶级数量的增加提供了条件。其二,工人阶级的职业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871 - 1911 年间,铁路工人从不到10 万人发展到40 万,煤矿工人从不到50 万人发展到120 万,而这段时期英国男性总人口仅增加了60 % ,工人人数的增长比总人口的增长多出许多倍。除此之外,工人的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学龄儿童从1851 年占儿童总数的30 %下降到1914 年的14 % ,女性进入工厂也不仅限于纺织业。其三,工业化的扩展增加了国家在经济与各部门中的整合力量,国家扮演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这也改变了工业争端的状况。1890 年以前,全国性的大罢工在实践中并不存在,工人罢工都是为了部门自身的利益,所以全国范围的集体谈判也并不存在。但是,到了1910 年,超越部门利益的全国范围的谈判已经出现。政府为了直接的、切身的利益,不仅建立了劳动管理局,扩大了它的活动范围,而且也委派一些高层官员直接参与劳工谈判。其四,工业经济的发展扩大了选举范围,增强了群众政治力量,这一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霍氏认为如果没有这一发展,就很难理解工人的微观世界是怎样聚集起来的,很难理解工人的狭小世界是怎样转变成全国现象的。
第三,工人阶级形成研究应该从工运史转向对工人日常生活的研究。霍氏认为,19 世纪80 年代英国社会主义的复兴史,是每个劳工研究者都非常熟悉的,但是他之所以关注这段时间的现象并非是因为这段时间出现了几百个社会主义组织者与支持者的意识形态的转变,而是由于普通劳工在这个年代所发生的变化。之所以选取19 世纪80 年代作为研究的时间起点,是因为在这段时期,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以及工人阶级在参与国家政治活动中的制度方针与行动策略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是史无前例的(Hobsbawm ,1984 :200) 。
1870 年之后,有三大因素影响了工人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 (1) 在1873 - 1896 年大萧条时期,生活成本大幅度下降; (2) 国内大众市场出现,工人可以买到廉价的日用商品; (3) 城市外围出现了大量廉价房,改善了工人的居住条件。这三方面因素无疑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标准,历史学家对此是没有争议的,关键的问题是这些生活标准的提高并非是工资与消费的上升,而是其他因素造成的结果,例如工人阶级内部人员结构的调整、零售业市场与小商店数量下降,大超市的出现、廉价交通工具的出现,以及城市居住区的分割。
工人阶级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全方面的转变,特别是休闲与娱乐方式的转变。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扩展、工人数量不断增加,工人阶级在生活方式上逐渐产生了认同,且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分割逐步扩大,这也使得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级逐步形成。霍氏认为这种分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居住区的分离,这要归因于中产阶级与中下阶层从原来混合居住区大批迁走;其二,按照自我期望值把工人分割开来,体力劳动者被认为是缺乏教育与技能的人群,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只能找到一些低等、没有技术的工作;其三,按照不同的生活方式把工人分割开,体力劳动者与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在生活方式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其四,工人阶级、国家统治阶级与富有的资产阶级被分割开来。
从霍氏与汤普森对不同时段的工人阶级形成历史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在看待工人阶级形成的时间上存在差异,但他们都是要研究工业化时期工人阶级的起源与形成、工人对自身社会位置的认识,以及阶级意识、生活方式与劳工运动的关系。霍氏认为,把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关系的历史分成三个阶段, 对研究工人阶级形成是相当有益的(Hobsbawm ,1984 :1) ,这三个阶段分别是:工人阶级以独立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出现的工业化早期转型时期、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高度分离时期、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分离相对下降时期。从汤普森与霍氏的具体分析来看,汤普森研究的是第一个阶段,而霍氏研究的则是第二个阶段,由于时段上的差异,工人阶级在数量规模、阶级意识、政治力量及其与国家的关系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们在理论上的差别。但不管怎样,他们在劳工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都超越了20 世纪60 年代以前的劳工历史研究。60 年代前往往从劳工运动研究工人阶级的历史,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把工人阶级认同为劳工运动或者是专门的组织、政党以及意识形态,从而忽略了工人阶级自身的历史;其二,只研究地方性的劳工历史,研究视角非常狭隘,没有把工人阶级放到全国范围内进行考察;其三,受马克思主义“自在阶级—自为阶级”模型影响,把丰富的劳工历史简化成一般模式;其四,变成了一种技术性与方法论的讨论,而不注重理论的分析(Hobsbawm ,1984 :2 - 5) 。在这四个方面,汤普森与霍氏的著作都实现了超越。（注4）
五、卡兹尼尔森和泽尔博格:四种变量、国别之间的比较
卡兹尼尔森认为,霍氏在《1872 - 1914 年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划分历史时期的问题,汤普森与霍氏分别对两个不同时期的工人阶级形成做了理论分析。卡氏和泽尔博格1986年出版的《19 世纪工人阶级的形成》,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跨越这两个时期,以编年史的形式分析19 世纪法国、德国与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不同模式。在书中,卡氏、泽尔博格和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试图解释的问题是:怎样解释19 世纪工人阶级形成的多样化模式? 他们的目标在于批判与再阐释当时流行的概念化阶级理论,从而推动严格理论化的比较历史研究。
在前言中,卡氏指出当时阶级分析存在的两个基本误识:1. 假设阶级意识与阶级行动能够从资本主义客观阶级结构中推导出来;2. 阶级形成概念被当成了从阶级结构向革命的阶级意识转变的目的论过程(Katznelson & Zolberg ,1986) 。这两个假设把阶级形成研究简化成一个纯粹的公式或是形成阶级意识的标志,更为严重的是,这两个假设替代了对工人在实际生活、选择与行动中的历史变量进行系统比较的研究,而这些变量就是卡氏等人所要强调分析的、在革命理论预言之外的例外。在此,卡氏提出疑问:假如工人阶级历史研究仍然根源于一套不可检验的本质主义假设,那么提出一套更好的工人阶级形成理论与历史研究是否可能?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卡氏认为要超越传统阶级形成的理论并不是要去追问现实情况与革命理论预测发生了怎样的偏离,而是要分析不同国家阶级形成模式的多样化变量。那么,首先要从讨论阶级概念本身开始,因为阶级概念提供了讨论的起点,不同的学者通常是在不同的层面上使用阶级概念,大部分学者的讨论都没有明晰的定义,阶级讨论往往变成了不同层面上阶级概念的争吵。
所以卡氏首先要做的就是明晰阶级概念,他把阶级概念从传统模型的两个层面扩展为四个层面,即从自在阶级—自为阶级扩展为资本主义结构、生活方式、意识倾向和集体行动(Katznelson & Zolberg ,1986 :14) 。他认为,简单的自在阶级模型合并了两个分开的历史过程,第一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无产化,即第一个层面(资本主义结构) ;第二个层面是劳动力市场关系、工作与居住的社会分层。同样,传统模型的自为阶级也包含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意识倾向与集体行动。阶级概念的第三个层面即意识倾向指的是工人阶级的文化结构,通过这种文化结构,工人对自身所处的环境能够做出有意义的反应,并且能够感知自身的利益。阶级概念的第四个层面即集体行动,指的是工人按照意识倾向做出的集体行动。卡氏把阶级分解成四个层面的目的就在于为阶级提供可分析的定义,而不是一贯运用的标准定义;通过重新定义阶级可以发现在具体情境中阶级形成的不同模式,而不是一味地接受抽象的传统理论公式与预测。
在具体内容上, 《19 世纪工人阶级的形成》按照国家与时间两个维度进行了组织,分别分析了19 世纪法国、德国与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不同模式。为了解释不同国家的模式,卡氏的理论框架强调了三个假设,每一假设都由一系列变量组成。第一个假设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变量,包括经济变迁、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以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变量;第二个假设是以社会为中心的变量,包括宗教、人口和社会情境;第三个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一系列以国家为中心的因素,包括国家形成、税收、公民权以及国家政策。在具体个案分析时,经济结构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以国家与社会为中心的变量则是充分条件。
卡氏的概念框架和提出的三个假设在泽尔博格的文章中得到了详细的解释。泽尔博格在比较了不同国家工人阶级形成模式的基础上,强调了用一个独立变量作为表达形式的重要性,并且运用卡氏的词汇建构出一个精确的、解释不同模式间区分的变量,即例外主义。他认为在劳工历史上,每一个国家的个案都是特殊的、例外的,尽管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孕育了工人阶级的诞生,但是多样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模式也必然带来工人阶级在意识倾向与集体行动上的多样性( Zolberg ,1986 :397 - 456) 。泽尔博格尽管只对有限的几个国家模式进行了比较,但是在文章结尾,他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即到底有多少例外情况存在? 他的答案是有多少个个案就存在多少种例外。
书中的七个个案研究证实了泽尔博格的结论。塞威尔比较了从法国大革命到1848 年间有组织的手工业者联盟与工厂工人的涣散。他认为,手工业者联盟传统与正确表达革命国家思想的能力可以用来解释他们显著的政治战斗性以及反资本主义的行动能力。考克托(Alain Cottereau) 研究的是19 世纪后期的工人,他颠覆了传统上认为是资本主义打造了工人阶级的思想,相反,他解释了地方劳动力市场与工人阶级文化有效地限制了资本家的生产目标,并迫使资本主义发展下降。佩罗特(Michelle Perrot) 采纳了卡氏的一个关键主题:工作与居住的社会地理学,他用这个主题解释了乡村与城市社区怎样产生了反抗资本主义对工厂逐步监控的地方性集体认同,之后在集体认同的基础上怎样形成了工团主义组织, 并逐步加深对国家的怀疑。布里奇斯(Amy Bridges) 则不同,她对比了美国与英国的工人阶级状况,研究了美国工人从1830 年作为工业机器向1860 年成为共和国公民的转变,她运用城市工业劳动力、地方政党政治与早期获取的公民权之间的分离,解释了在美国工人中游击式的忠诚的发展。考克卡(Jurgen Kocka) 关注德国1870 年前自上而下的迅速工业化、传统手工业的持续性,以及国家的分裂。他提出,从1848 年自由政治的失败到1870 年,整个国家已经两极化为社会主义运动与在政治上不愿吸收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压制性政府。诺兰(Mary Nolan) 则解释了1870 年之后的德国,联合政府的压制与家长式作风直接塑造了世纪末的工人阶级,政治上的无权与社会福利政策联合建立起了工人阶级区分于其他阶级的阶级认同(Katzelson & Zolberg ,1986) 。
卡氏对19 世纪法国、美国与德国工人阶级形成的不同模式做了总结,他认为这些模式之间存在6 个方面的区别。1. 在法国,手工业者的价值、文化、组织与领导阶层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关键性要素;2. 工人阶级对雇主和国家提出的要求在每个国家存在差异;3. 三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整合国家与社会的定位上存在差异,与之相伴的集体行动模式也存在差异;4. 在三个国家中,工人阶级在地方和国家层面上的联系存在着差别;5. 在三个国家中,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诉求的重要性存在着区别;6. 法国、美国与德国在19 世纪早期和晚期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断续的时间长度存在差别。这些国家间的区别正好印证了卡氏提出的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的多元模式的理论。
索莫斯对《19 世纪工人阶级的形成》的贡献与缺陷做了很好的总结。索莫斯认为这本书的贡献相当大,体现在四个方面:1. 卡氏与泽尔博格质疑了传统的目的论,重新提出了历史社会学在研究工人阶级形成中受目的论影响所忽略的问题;2. 卡氏尝试建立一个新的概念词汇,从目的论到可分析的语言上的转变,至少避免了像原先那样用偏离等词汇来解释特殊的阶级形成模式;3. 卡氏把阶级从两个维度扩展为四个维度,为具体经验分析提供了更精确的操作方法,这样就更易于对多样化的阶级形成模式进行比较与解释;4. 这本书最大的贡献是提供了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卡氏新的阶级形成理论实现了劳工研究从理想类型向宏观分析的转变(Somers ,1989) 。
这本书也存在着缺陷,索莫斯将其总结为以下几方面:1. 这本书并没有完成它的宏观分析目标。宏观分析把案例分解,重新组装进可检验的解释变量,用这些变量确切地把案例统一起来,卡氏努力通过发展新的概念词汇使这些变成可能,但实际上绝大部分个案研究者忽视了阶级的四个层面的区分,也没有把自己研究的个案与其他的案例做系统比较,这导致编者与具体案例的作者之间往往出现很大分歧。2.这本书最严重的缺陷还在于概念上,对传统阶级形成理论的有效挑战并未取得很大的成功,用卡氏自己的话说,这本书对工人阶级形成的不同路径进行了编年史学的研究,但是,这本书决定性的变量仍然是阶级形成的多样性,而不是阶级形成过程的解释。3. 卡氏理论化了阶级的四个层面,但是他明确地预设了决定性变量的解释路径,留给经验研究的仅仅是在这个基本框架内对历史多样性进行解释,所以说卡氏已先建立了一个因果关系的讨论, 然后只是要求经验证实他的理论(Somers ,1989) 。
尽管《19 世纪工人阶级的形成》存在明显的不足,但它仍然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正如索莫斯所言,任何关注阶级形成理论、方法和历史的人都应该认真研读这本书。它追问了所有正确的问题,它也是最近社会科学中关于阶级历史与理论研究最重要的著作。对卡氏,是值得称赞的,他敢于挑战传统的阶级形成理论,突破马克思主义的框架而提出自己的概念与解释,为以后的阶级形成研究提供了示范与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