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赵政权与西域文化在中原的传播
三、西域工艺、服饰在石赵时期的流播
石虎在中尚方专设织锦署，“中尚方御府中巧工作锦。”可以织出各种品种的锦锻。“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朱雀锦、韬文锦、核桃文锦，或青绨，或白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或蜀绨，工巧百数，不可尽名也。”[11]除了各种锦以外还善织毛织品“罽”，《邺中记》说：“石虎御府罽，有鸡头文罽、鹿子罽、花罽。”
我们知道，织造锦锻与地毯是伊朗的一项传统工艺，很早就有制造。波斯的织锦一开始是用金银线，波斯古经（zaranaēne upasterene,Yast xv,2)里就提到金地毡。据说波斯王薛西斯赐给阿布德拉市市民一项用金子交织的王冠。随从亚力山大的历史学家们常提到波斯的这种锦锻[12]。普通原料是及亚麻与羊毛，后来中国的丝绸传入西方，他们用丝绸并利用自己独特的工艺，就能织出五彩缤纷的波斯锦锻。与中国主要以平纹组织和经线起花的的织造法不同，西亚古代纺织技术的传统主要是斜纹组织，以纬线起花[13]。在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中，波斯就以其锦锻而闻名。《魏书》卷一百二《西域传》“波斯国”在谈到其国王的穿着时说：“其王……衣锦袍、织成帔。”《梁书》卷五十四《诸夷列传》“滑国”条载：“普通元年（520），又遣使献黄狮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一在提到“波剌斯国”的时候也说人民“其形伟大……衣皮褐，服锦氈。”这种织造工艺应该很早为西域地区的伊朗语系民族所掌握。据考古发掘，斜纹的毛织物，在新疆曾发现于东汉的遗址中[14]。而斯坦因在阿斯塔那六至八世纪的古墓中发现了许多波斯式的织锦，都是以纬线起花的斜纹“重组织”的织锦。据阿克曼的研究，斯坦因所发掘的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猪头纹锦（Ast.i.6.01）和颈有绶带的立鸟纹锦(Ast.vii.1.01)，很有可能是萨珊朝波斯东部即中亚地方所织制的。而在1959-1960年对阿斯塔那的发掘中，同样出土了猪头纹锦和立鸟纹锦[15]。石虎尚方中的织锦署，主要是采用中国工艺呢还是伊朗工艺呢，我们不得而知，但石虎如此重视锦与罽的织造，应该与这是一种波斯传统工艺有关，另外也表明当时宫庭中对锦、罽的需求量很大。尤其是对罽的需求与重视，更能显示出西域文化的特色。
据记载，石虎为了移植西域的农作物，特意打造了一辆大车：《邺中记》载：“虎作蝦蟇车，箱阔一丈，深一丈四，抟掘根面去一丈，合土载之，植之无不生。”另外，石虎还命尚方解飞制作了一辆载有佛像的檀车，这辆檀车“广丈余，长二丈，四轮作金佛像，坐于车上，九龙吐水灌之。”制作这种空前的大车的技艺可能来自西域。据东晋法显《佛国记》的记载，于阗在四月一日至十四举行的行像仪式上，就使用这样的大车：“离城四五里，作四轮像车，高三丈余，状如行殿，七宝庄校。”
在解飞制作的檀车上，还有十余个木道人：《邺中记》同条载：“又作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间。又十余道人长二尺余，皆披袈裟绕佛行，当佛前，辄揖礼佛。又以手撮香投炉中，与人无异。车行则木人行，龙吐水；车止则止。”解飞所作还有所谓舂车木人和磨车，其原理与上述机关木人类似。《邺中记》载：“石虎……又有舂车木人，及作行碓于车上，车动则木人踏碓舂，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车，置石磨于车上，行十里，辄磨麦一斛。凡此车皆以朱彩为饰，惟用将军一人，车行则众并发，车止则止。御史解飞、魏猛变所造。”
类似这种制作机关木人的技巧，在西域、印度的文献中屡屡可见。如《杂譬喻经》九、《经律异相》卷四十四中就载：“昔北天竺有一木师，大巧，作一木女，端正无双，衣带严饰，与世女无异。亦来亦去，亦能行酒看客，唯不能语耳。”逼真到一位画师误认为是真人，以手牵之，乃知是木。这样的情节，同样见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十六中。而在西域，这个故事有一个用A种吐火罗语翻译的文本，同样是叙述机关木女与画师的故事[16]。可见，制作机关木人是印度、西域较早掌握的一种工艺，而在石赵时期，中原的工匠也已经掌握。
据《邺中记》载：“季龙猎，著金缕织成合欢帽。”这与中原天子打猎的服饰是显然不同的。据《晋书》卷二十五《舆服志》载：“汉仪，立秋日猎，服湘帻。及江左，哀帝从博士曹弘之等议，立秋御读令，改用素白帢。案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著缣巾。魏武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帢，合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本施军饰，非为国容也。”无论是湘绩还是白帢，都是包头布而非帽子。而金缕织成合欢帽，乃是西域的一种服饰。织成是一种来自西域的名贵织物。据清代学者任大椿在《释缯》中的解释：“不假他物为质，自然织就，故曰织成。”这是波斯锦的一种，《隋书·波斯传》列举该国出产方物，已见“金缕织成”之名。《旧唐书·波斯传》云：“有巾帔，多用苏方青白色为止，两边缘以织成锦。”用“织成”作胡服的边饰，可缝于领沿、袖口，也有贴在上肩或下裾的。这就是片治肯特壁画中常见的“萨珊”纹饰。高加索西北山区的“莫舍瓦亚·巴尔卡”墓葬，年代属于八至九世纪，曾出土一件以联珠锦饰边的女袍，可以视之为“缘以织成锦”的实物证据[17]。
石虎对袴褶也有特别的爱好。《邺中记》对此的记载颇多，其云：“石虎时，著金缕合欢袴。”又云：“季龙又尝以女伎一千人为卤簿，皆著紫纶巾、熟锦袴、金银缕带、五文织成鞾[18]，游台上。”五文织成靴应该是一种软靴，是西域服饰中与常服相配的一种通用款式。“石虎从出行，有女鼓吹，尚书官属，皆著锦袴佩玉。”“皇后出女骑一千为卤簿，冬有皆著紫衣巾、蜀锦袴褶。”
所谓袴褶，就是上服褶而下缚袴，其外不复用裘裳。此种服装属胡地传入。此名起于汉末，因为便於骑乘，所以成为军中之服。《晋书》卷二十五《舆服志》说：“袴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世凡车驾亲戎、中外戒严服之。”魏晋至南北朝，上下通用，皆为军中及行旅之服。据王国维考证，汉末袴褶为将领之卑者及士卒之服。及魏文帝为魏太子，驰骋田猎，亦照此服，自是复通行於上下矣[19]。尽管魏晋时这种服饰在中原地区已较流行，但毕竟不是常服，而以之施用以妇女，似是始于石虎。当时中原地区妇女的寻常服饰通常是深衣（即衣、裳相连，前後深长），隐领，袖缘以绦。以妇女为鼓吹，并且穿袴褶，着靴子，表明石虎不拘汉仪，显然是受了西域地区服饰文化的影响。在石虎的带领下，这种服饰很快流行开来，尤其在北朝流传得更为广泛，成为常服、朝服，而北朝普通妇女也有穿袴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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