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族主义”随想
三、文化的全球竞争
全球化一方面促进了国家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竞争。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涉及经济、政治、军事领域，也涉及到文化领域。自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一些文化持续扩张，咄咄逼人，而另一些文化则在衰落，甚至消失了。时至今日，文化竞争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愈演愈烈。
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兴衰与其经济实力的兴衰息息相关。经济衰败往往是文化衰败的前兆，而经济崛起往往预示了文化的复兴。尽管文化、经济、军事、政治的命运紧密相连，但是文化毕竟有别于经济、军事和政治，文化的竞争遵循着特有的逻辑，在其中正反馈机制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这种独特的竞争逻辑增加了文化竞争的残酷性。“网络经济学”[14]可以很好地描述和解释文化竞争的特征和机制。
与电话网、铁路网、航空网、电子邮件网络一样，文化特别是它的语言和文字属于典型的“网络”。网络的特点是，一个人参与网络的价值取决于已经加入该网络的其他人的数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加入一个较大的网络要优于加入一个较小的网络。经济学家用“外部性”[15]来描述这种现象。例如，当我学习汉语时，你所掌握的汉语能力的价值也增加了，因为你现在可以与我用汉语交流。即使你现在还没有学习汉语，你也有更强的动机去学习，因为你现在可以用它和更多的人交流了。
文化的外部性使得置身该文化的人越多，它对每个人的价值就越大。正是文化的这种“越大越好”的特点产生了“正反馈”。外部性产生正反馈。正反馈的表现就是“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用户越多越有价值，越有价值用户越多，其结果是用户越来越多。胜利产生胜利。反之，用户越少价值越低，价值越低用户越少，其结果是用户越来越少。失败导致毁灭。
在文化竞争中，现有的市场占有率和增长势头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文化对于个人的“转换成本”高昂，存在强烈的“锁定效应”，市场占有率不会轻易或快速下降。这是因为，一个人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需要付出巨大的大代价，即转移成本，例如你要学习一种新的语言、文字，要学习新的历史知识和法律知识，要适应新的习惯、风俗和思维方式，要改变旧的并建立新的价值观等等。也许你的下一代才能完成这种转变。这种高昂的成本使一个人不会轻易地转换自己的文化。这就意味着他被自己的文化“锁定”了，他被束缚住了，或是无法摆脱。但是，如果不能快速增长，或是抵抗下降的趋势，那么价值也会逐步地加速丧失，走入恶性循环的陷阱。认同文化的人口数量及其动态特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庞大的人口、强烈的锁定效应、强大的吸引力，是民族文化发扬光大的根本要素。这意味着，在文化问题上，各个民族必须采取积极有为的策略，因为这是一个不胜利则灭亡的战场，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任何消极的、放任无为的做法都是对民族的犯罪。
在经济学家看来，文化之争实际上是一场“标准”之战——争夺交流或沟通标准的战争。“开放”还是“封闭”，“兼容性”还是“独特性”，这是基本的战略选择。对于弱势文化来说，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支撑，应该选择“开放”加“兼容”策略。
正反馈支配的竞争必然导致“垄断”或“寡头”格局。“垄断”指一种文化称霸世界，其他文化都处于苟延残喘的境地。“寡头”指几种势均力敌的文化共同统治世界。在极端的情况下，全球文化市场是一个“赢家通吃”的世界，一种文化击败所有对手称霸世界。
关于未来世界的文化格局问题，目前存在三种看法，一种主张经济全球化将带来一个全球性文化，它普遍适用于地球上所有的地方。另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不会带来文化的趋同，相反会激发地方主义，促使文化民族主义复兴。第三种看法属于折衷观点，认为全球性的文化将会出现，但它只能是一种“浮在表面的文化”，而本土文化将在深层次继续支配人们的生活。
文化趋同论或文化帝国主义的最有力的理论支持来自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暗示，全球性的技术趋同必然在全球范围内带来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趋同。如果说西方技术是普适的，那么西方文化必然是普适的。相同的技术背景、统一的科学逻辑、复杂的国际间相互依存、持续不断的接触和交流，凡此种种必将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全球性文化趋同现象。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首要力量是大型跨国公司、大国集团和覆盖全球的大众传播系统。它们的活动要求一种强大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和大众消费主义文化。例如，英语日益成为全球性的混合语，欧洲的制度以及美国的生活方式逐渐规定了大部分所谓国际性文化。这些文化不仅包括达拉斯文化、流行音乐和牛仔裤，还包括电脑技术、大众传媒、现代主义城市建筑、宪法、民主和社会正义。这些全球化文化发展的例子几乎全都根源世界性权力中心。在文化趋同论者看来，未来世界上，只有西方文化能够生存下来，其他文化都将作为“化石”被保留在文化博物馆中。
史密斯认为即使存在一种全球性文化，那也只能是“一种不与特定时间或空间相联系、没有民族根源与民族裔的文化”。[16]它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文明，不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的文化，即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能够激励人们，能够在他们遇到损失、痛苦与死亡时安慰他们，一种能够提供传说、神话、象征、价值观和认同性的文化。[17]他认为这种“肤浅”的文化不可能取代民族文化。因为“它没有触动绝大多数民族成员的心弦，这些成员是按阶级、性别、地域、宗教和文化划分成的习惯性共同体。”[18]史密斯指出，“精英文化帝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主张正在受到人们的质疑”。[19]
亨廷顿则毫不留情地批驳了趋同论。他认为，全球化不但不会带来全球文化趋同，相反，还会推动本土文化的复兴。他把文化分为两个部分，即“工具文化”与“终极文化”。工具文化远离终极价值，其变革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体制。“确切地说，革新为恒久服务。”[20]终极文化与终极价值密切相关。“社会、国家、权威和诸如此类的事物都是一个煞费苦心支撑的、高度统一的系统的一部分，在其中，宗教作为认识的指导无所不在。这样一些系统一直敌视革新。”[21]亨廷顿指出，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工具文化的“现代化”是共同的，但终极文化的“西方化”却千差万别。
“西方的扩张促进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些社会的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用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对西方的影响作出了回应：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拒绝主义）；接受两者（基马尔主义）；接受前者，拒绝后者（改良主义）。”[22]他指出：“对于改良主义来说，现代化在没有实质上的西方化的情况下是可取的也是可能的，而西方化则是不可取的。”[23]亨廷顿也提到了第四种可能，即只有西方化而没有现代化的痛苦过程。[24]亨廷顿指出，最普遍的模式是，“原先，西方化和现代化密切相联，非西方社会吸收了西方文化相当多的因素，并在走向现代化中取得了缓慢的进展。然后，当现代化进度加快时，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本土文化获得了复兴。于是进一步的现代化改变了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均势，加强了对本土文化的信奉。”[25]亨廷顿对这种转折的解释是：“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势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而成为文化的申张者。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26]
亨廷顿的结论是：“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绌。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持下述看法几乎‘是幼稚的’：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相反，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27]亨廷顿断言：“中国显然开始走上了改良道路。”[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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