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4
其一，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确曾在收受财物前承诺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可以认定为受贿行为。对此，笔者将在以后的论述中进一步阐释。
其二，尽管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确曾作出过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承诺，但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在事实上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且其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与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即接受财物是因，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果，即可以认定行为人受贿。
四、受贿罪的既遂和未遂
与大多数故意犯罪一样，受贿罪也有既遂与未遂之分。就受贿罪而言，收受贿赂和索取贿赂两种情形的既遂与未遂区分又有所不同。
（一）收受贿赂的未遂问题
收受贿赂罪的既遂与未遂，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受贿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无论是否已经收受贿赂，均应视为既遂。第二种观点认为，只要受贿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无论是否已经收受贿赂，均应视为受贿罪的既遂。第三种意见认为，只要受贿人收受了贿赂，无论其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应视为既遂。[14]上述三种关于受贿罪既遂与未遂标准的三种观点，实际上是提出了三种行为，即一种是承诺行为，一种是谋利行为，另一种是收受行为。笔者认为，以是否已经实际收受了财物作为区分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较为妥当。
收受行为作为区分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有法律依据和理论依据。从法律条文上看，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的财物的，必须为他人谋取利益才构成受贿罪。立法者将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是以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为前提的。因此，将收受行为作为区分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是有法律依据的。
在司法实践中，受贿的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事前受贿，二是事后受贿。事前受贿，以是否收受了贿赂作为区分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这比较容易理解。问题在于，在事后受贿的情况下，以此作为区分受贿罪的既遂和未遂的标准，会不会失之过宽，放纵犯罪分子呢？我国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事后受贿的未遂犯是否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还应根据具体案情决定。因此，贿赂未到手而已经为他人谋利益的，认定为未遂，也不会放纵犯罪分子。
（二）索取贿赂的未遂问题
索取贿赂是受贿罪的一种形式，在索取贿赂的情况下是否发生未遂问题，理论界也存在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索取贿赂不以接受贿赂为必要条件，国家工作人员索取贿赂行为实施完毕，就是犯罪既遂，这种观点视索取贿赂为行为犯。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索取贿赂与收受贿赂齐备，才能认定既遂。[15]笔者认为，索取贿赂应以是否收受贿赂作为区分既遂和未遂的标准，这是因为，犯罪的既遂是指某一犯罪具备了法律所规定的全部构成要件，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使构成要件未能完全具备是犯罪的未遂。索取贿赂遭到拒绝而未得到贿赂，就是没有完全具备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
索取贿赂是受贿罪的表现形式之一，仅从字面上看，索取贿赂之“取”就包含了收取的含义。我国刑法并未将索贿单独列为一个罪名，在国外的立法例中，一般也都把索取贿赂作为受贿罪的从重情节，或称之为加重受贿。总之，在索取贿赂的情况下也存在犯罪未遂，并应以是否收受贿赂作为认定其既遂和未遂的标准。
五、受贿罪的共同犯罪问题
（一）、受贿罪是否存在混合主体。
所谓混合主体犯罪是指有特定身份者与无特定身份者的共同犯罪。受贿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行为人除具备犯罪主体的基本要件以外，还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特定的法律身份。国家工作人员特殊身份的要求是受贿罪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属于犯罪构成的身份限定，非国家工作人员由于不具备这种特定的法律身份，不能成为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在单独的受贿罪中，这一原则是非常明确的。在受贿罪共同犯罪中，涉及到特殊主体与非特殊主体、不同的特殊主体之间能否构成共同受贿犯罪的问题。根据我国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共同犯罪的构成不同于单独犯罪的构成，为使共犯承担刑事责任，需要对单独犯罪的构成加以修正。共同受贿犯罪属于修正的犯罪构成，由于利用职务之便是受贿罪实行行为的必要组成部分，非国家工作人员不可能单独实施受贿罪的实行行为，也不能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实施受贿罪的实行行为，但可以实施受贿罪的组织行为、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构成受贿罪的共犯，按照其在受贿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处罚。这是现代各国刑法和刑法理论较为一致的主张，中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也一直持这一观点，并以此指导立法和司法实践，[16]且这样理解与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有关规定及总则指导分则的原则也相一致。修订后刑法总则对于共同犯罪问题作出专门规定，刑法分则不需要再对内外勾结伙同受贿涉及的共同犯罪构成和法律适用问题予以规定，以保持刑法总则与分则协调一致的原则。对于受贿罪共同犯罪问题，应当按照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有关规定定罪处罚。虽然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贪污论。”而在受贿罪的刑法条文中无此条款，但不能据此推断出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与国家工作人员一起构成受贿罪，因贪污罪共犯问题具有特殊性，不能依照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直接适用，所以刑法将《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确立的按照有身份者行为定罪的法律适用原则作了类似的保留规定。
从司法实务方面看，有关刑事判例表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例如张得元受贿案、成克杰受贿案、肖作新受贿案等。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如何才能被认定为受贿罪共犯。
受贿罪中共同犯罪行为是指二人以上在共同受贿犯罪故意支配下，共同实施的具有内在联系的受贿犯罪行为。这种内在联系表现为，各共同犯罪人以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身份为核心，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共同实施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形成一个互相配合、互为条件的受贿犯罪活动整体。不管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表现形式如何，无论是实行行为，还是教唆行为、帮助行为，都是受贿罪共同犯罪行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犯罪结果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因果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比较典型。笔者拟从“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的角度进行分析，以总结受贿共同犯罪规律。现列举以下几种情形，从犯罪构成、立法意图、司法实践等角度分别予以阐述：
1.家属明知是贿赂而共享的行为。实践当中有不少国家工作人员接受他人钱财，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利或出面主动索取他人财物，事后将事情告诉家属。此时家属对钱物的来源及性质主观上是明知的，并在日常生活中将这些钱物用于生活开支或家庭消费，那么这种家属明知是贿赂物而共享的行为能否构成受贿罪呢？笔者认为不能。例如，一盗窃犯或抢劫犯的家属明知其财物是配偶犯罪所得仍与之共享，难道对其全家均以盗窃罪或抢劫罪进行处罚吗？显然不能。这种家属知情不举、享用亲属犯罪所得的行为显然一般不能以犯罪论处（但在少数情况下家属的行为可能构成窝藏赃物罪）。因为家属的行为不符合共同犯罪的主客观特征。
2.家属明知是贿赂而收受的行为
生活中，有时行贿人将钱物送到国家工作人员家中，由于本人不在，家属代为收下物品。有的行贿人直接讲明了送钱意图和请托事项；有的只是笼统的称感谢领导关心，希望多多关照等等，此时家属对行贿人送钱的具体意图并不明确，事后家属将行贿人送钱的事情或请托事项告诉了国家工作人员，之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完成了为请托人谋利的行为。笔者认为对这种情形不能简单地将家属收受贿赂并告知配偶的行为以受贿罪论处。理由是：（1）主观方面，家属并无与配偶勾结，共同占有他人贿赂物的故意。具体来讲，双方事前既无通谋，事后也未达成共识。（2）客观方面，家属收受贿赂的行为大部分事出偶然。例如配偶不在家，自己代为收下。这种行为既不属于按事前明确分工而如约收钱，也不是主动出面索取贿赂，有一定的随机性、被动性。（3）从受贿罪的立法本意上看，设立此罪的目的主要是打击具有特定身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行为，而不在于惩罚与国家工作人员有特殊关系的家属偶然的、被动的收受贿赂的行为。如果对这种大量存在的家属明知是贿赂而收受的行为科以刑罚，有悖立法本意。
3.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配偶的职务身份，收受或索取财物的行为。通常情况下，家属收受了行贿人送给配偶（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都会如实转告，但也不能排除个别情况。少数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利欲熏心，甚至利用配偶的特殊身份，主动向请托人索取贿赂，事后因不敢或不愿意将收受行贿人钱物的事告诉配偶，而国家工作人员出于公心或偶然等因素，恰好也替请托人办好了有关事宜，此时对主观上并不知情的国家工作人员显然不能以受贿罪论处，而利用配偶的职务便利与请托人进行权钱交易的家属应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以诈骗罪论处较为合理。因为此时家属或虚构了能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为请托人办事的事实，或隐瞒了并未将请托人送钱的事情、请托事项告知国家工作人员的真相，利用行贿人有求于人的心理从中非法占有了他人的钱财，符合诈骗罪的特征。
4.家属勾结、伙同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行为
（1）家属唆使、逼迫国家工作人员索贿、受贿
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并无收受他人贿赂的故意或正处于意志不坚定之时，其家属出于利益驱动，故意开导、劝说、怂恿、请求甚至胁迫，从而引起了或坚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犯意，并实施了具体的受贿行为。依据共同犯罪中教唆犯的理论，教唆人（家属）的行为构成教唆受贿罪，应根据其在共同受贿中的作用处罚，即家属此时可能成为共同受贿罪的主犯或从犯。
（2）家属主动出面索取财物，例如：某县公安局局长孙某以惧内闻名远近，其家属钟某贪欲很强，经常打着丈夫的旗号在外主动索取有求于孙某的人的钱财，钟某在收受钱物后唆使甚至命令丈夫为请托人谋利。钟某与丈夫最终被司法机关以共同受贿罪判处刑罚。根据共同受贿的刑法理论，司法机关的判决是正确的，理由不再赘述。
（3）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商议、策划受贿
这种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开夫妻店的情形主要表现为：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或通过事前共谋、明确分工，一人收钱，一人办事，或家属积极为配偶如何替请托人办事出谋划策，并直接参与收钱，其行为构成了共同受贿罪中的帮助犯，可以从犯论处。
（4）家属在事后转移赃款、毁灭罪证、威胁证人等
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贿赂后告诉家属，其家属不但知情不举，而且积极地将财物存入银行，或隐匿家中，或转移至秘密场所，并将有关受贿的单据、发票等证据予以毁弃，或对行贿人、其他知情人言语威胁、打击报复等等。此时，家属的行为有可能构成受贿罪共犯，也可能构成窝藏赃物罪、包庇罪或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受贿罪作为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人员）廉洁制度的犯罪，刑法打击的重点是破坏了公务人员廉洁制度的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只有实施了教唆、帮助性质等行为，且情节严重，符合共同犯罪的特征，才能认定为受贿罪的共犯。
六、关于事前受贿与事后受贿如何定性的问题
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事前受贿与事后受贿。根据刑法的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许多人从字面上将受贿罪的客观要件理解为：一是索取或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二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了利益。如果行为人在收受他人财物后，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则不构成受贿罪。笔者认为，上述观点过于片面，为此笔者对事前受贿与事后受贿的性质做进一步剖析。
（一）关于事前收受他人财物的情形
行为人在事前收受他人财物并在收受他人财物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且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与其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这是典型的受贿行为。但在许多情况下，行为人收受了他人财物，直到案发，还没有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这种情形下，能否认定为受贿罪，就要看双方有无“事先约定”以及“约定”的内容，据此来分析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在收受他人财物时，应他人的请求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那么这种请求和许诺之间在客观上就形成了一种以权换利的约定。这种约定的本身就使职务行为的纯洁性不可收买性受到了侵犯，具备了受贿罪的最本质的犯罪特征。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本身是一种行为，不要求有谋取利益的实际行为与结果。也就是说，只要行为人在收取他人财物时，与请托人之间达成了事后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事先约定”，行为人的行为应按受贿处理，不管以后是否实施实际的谋利行为或是否出现谋利结果。
（二）关于事后收受他人财物的情形
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在事后收受他人财物，是比较典型的受贿犯罪形式，一般情况下，无需考察事先有无明确约定，因为行为人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本身就说明了他主观上具有受贿的故意，应认定为受贿。但是也有几种特殊的情况，需要对“事先约定”情况进行考察，从而决定是否按受贿处理。
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在职期间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在离（退）休后收受他人财物。对此，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处罚。”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形下，事先有约定的，按受贿罪定罪处罚，事先没有约定，则不能按受贿罪处理。
另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在职期间为他人谋取利益，离职后收受他人财物，这种情况司法实践中也不少见。这种情况如何处理，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无明确规定，实践中认识也不一致。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按受贿罪处理；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区分处理，如果事先有约定，则按受贿罪处理，如果事先没有约定，则不宜按受贿罪处理。笔者赞成第二种意见。因为国家工作人员在位时为他人谋取了利益，离退休后收受他人财物与离任后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性质的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收受财物时已离开了为他人谋利时所处的职务，因此，二者都须要求有事先约定才能认定为受贿。之所以作这样的条件限制，是因为离任后对在任时职务行为所引起的后果无法控制和影响，更无法控制和影响对方当事人事后的主观心态和行为。只有事先约定在离任后收受财物，才能清楚地表明其受贿的主观故意，才能将其事后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与其在任时的职务行为联系在一起；如果事先没有约定，则就割裂了其事后收受财物与利用职务便利的关系，则不具备受贿罪所特有的破坏职务行为纯洁性、不可收买性这种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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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一般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四种情况：其一，已经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但尚未实际进行；其二，正在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尚未取得结果；其三，为他人谋取利益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尚未完全实现；其四，为他人谋取利益，已经全部实现了他人的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能仅限于为他人谋取到了利益，只要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即可。至于这种许诺是明示的还是暗示的，可以不问。详见高铭暄，马克昌著《刑法学》（下编），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9—1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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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高铭宣著《刑法学原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70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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