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伐林木罪探析
三、 滥伐林木罪的认定
（一）、滥伐林木罪与非罪界限的认定
本罪与盗伐林木罪相同，都是以数量的大小作为衡量是否构成犯罪的主要示准，至于数量较大的标准，目前应以《解释》第2条规定为根据，即在林区滥伐林木的一般掌握在10立方米—20立方米或幼树500—1200株、在非林区滥伐林木的一般掌握在5立方米—10立方米或幼树250—600株、或者相当于上述损失的。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的差异，各地方可以参考上述所规定的数额标准，确定本地区滥伐林木罪的数量标准。《解释》第5条来规定，滥伐林林接近上述数量，且具有以下情节之一的，也应视不达到上述数量标准，并按照犯罪对待。这些情节是：为首组织、策划、煽动滥伐林木，或者破坏植被面积较大，致使森林资源遭受损失的；滥伐防护林，经济林、特种用途林的；一贯滥伐屡教不改的；滥伐林木不听劝阻，或威胁护林人员的；其他滥伐情节严重的行为。如果不仅达到规定的数量标准，还具备以上情节的，则应按照滥伐林木的罪从重处罚。也就是说，本罪原则上应以数量的大小为衡量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准，但如果滥伐林木行为具备了数量标准以外的其他滥伐情节，即使其滥伐林木的数量不足以构成犯罪，也应以滥伐林木罪论处。反之，滥伐林木的数量既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数量标准，滥伐林木的行为又不具备上述滥伐林木情节的，不应以滥伐林木罪论处。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到群众性哄抢林木的事件，对于这类事件应本着教育多数、打击少数的政策精神妥善处理，主要打击的对象应是首犯、主犯和屡教不改的惯犯以及教唆犯，因而，在群众性哄抢林木的事件中应区别对待，只对其中参与哄抢林木情节严重的、符合上述打击范围的人员、具备滥伐林木罪构成要件的，以滥伐林木罪处罚；对于尚未构成犯罪的，由有关部门进行批评教育。但对于有些单位或组织，打着为本单位谋福利的名义，在未得到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组织本单位成员擅自砍伐本单位所有的林木，造成大面积林木毁坏的结果的，对该单位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应以滥伐林木罪处罚，其他参与滥伐林木行为的成员，应进行批评教育，而不一概以犯罪论处。例如，某大队党支部书记黄某，以“筹办自来水经费”为名，擅自决定拍卖林木，并亲自带头上山砍伐本大队集体所有的林木，直到司法机关出面干涉时，已经砍伐中、幼林1400多株，材积30多立方米。从这一集体滥伐行为的性质和结果上看，已构成了滥伐林木罪，但不应追究全体参与滥伐林木者，而应对直接领导和起带头作用的黄某以滥伐林木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滥伐林木罪与其他犯罪界限的认定
（1）本罪与盗伐林木罪的界限
盗伐林木罪，是指擅自砍伐国家、集体所有（包括本人承包或他人依法承包经营管理、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以用擅自砍伐他人自留山上的成片林木等，数量较大的行为。虽然盗伐林木罪和滥伐林木罪都是既可以是单位也可以是自然人实施的侵犯国家保护森林资源的管理制度的行为，并且都对森林和其他林木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但实际上，本罪与盗伐林木罪在构成材件上，具有明显的差别，主要反映为：
其一，犯罪对象不同。两者犯罪对虽都是森林和其他林林，但于具体内容上却有分别。在本罪中行为人滥伐的对象则是既无所有权或者采伐权的森林和其他林木；而盗伐林木罪中行为人盗伐的对象则是既无所有权也无采伐权的森林和其它林木。从林木所有权的性质上区分，根据《森林法》第27条规定：“集体或者个人承包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的承包后种植的林木归承包的集体或个人所有；承包合同另有规定，按照承包合同规定执行。”由此可知，个人承包林木的所有权有两种形势，即承包个人所有或国家、集体所有。如果承包人本人擅自砍伐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承包林木，应视为盗伐林木罪。根据《解释》第1条规定，明知林木权属不清，在争议未解决前，擅自砍伐林木，情节严重的，应确定林木权属，分别具体情况，按盗伐林木罪或滥伐林木罪追究刑事责任；林木权属难确定的，按滥伐林木罪处罚。这讲一步说明，认定本罪与盗伐林木罪的对象标准不同，擅自砍伐属于国家、集体和他人自留山上的或他人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或本人或他人依法承包经营管理的国家、集体所有的森林的，应定盗伐林木罪；反之，如果林木的权属系为自有林木，即本单位所有或管理的林木，如属于集体所有的林木、国家所有但由某国营林场管理的林木，以及本人所有的自留山上的林木。行为人进行砍伐的，则构成本罪。
其二、犯罪客观方面不同，本罪与盗伐林木罪在客观上存有实质性的区别，滥伐林木行为以违反森林为前提，客观行为包括有采代许可证而不按照其规定要求的采伐行为，以及无证任意采伐具有所有权的采伐森林或林木的行为；而盗伐林木行为则纯属是无采伐许可证的采伐行为，行为人是在林木所有人、看管人或主管机关不知的情况下，私自秘密采伐不具有所有权的森林或其他林木，因此，盗伐林木行为本身具有非法占有林木的性质。
其三、犯罪主要观方面不同。本罪与盗伐林木罪的主观罪过形式上虽者属故意，但两罪的故意内容存有差别。本罪主观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即行为人虽然不希望造成森林损害结果的发生，但是又不设法防止，而采取听之任之、漠不关心的态度。然而，无论本罪主观罪过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其主观内容都不包含非法占有林木的目的；而盗伐林木罪只能是直接故意，而且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林木的目的；而盗伐林木罪可能是自用、销售营利、转送他人或转归单位所有，等等但不影响盗伐林木的罪的构成。
此外，本罪与盗伐林木罪除了上述犯罪构成要件上显著不同外，在其他方也存有差异。一是作为定罪的林木数量标准不同。本罪的数量标准低于盗伐林木罪，根据《解释》规定的衡量标准，构成本罪的数量起点是：在林区滥伐林木的一般掌握在10立方米—20立方米米或幼树500—1200株，在非林区盗伐一般掌握在5立方米—10立方米或幼树250—600株；而构成盗伐林木罪的数量起点为：在林区盗伐的一般掌握在2立方米—5立方米或幼树100—250株；在非林区盗伐一般掌握在1立方米—2.5立方米或幼树50—125株。二是法定的量刑单位不同和刑罚的轻重不同。刑典第345条对本罪规定了两个量刑单位，这两个量刑档次虽与盗伐林木罪前两个量刑单位量罚相同，但由于两罪的起刑点有别，所以，其内在的刑罚强度具有质量上的差别。所不同的是，该条对盗伐林木罪还规定了第三个量刑单位，即对盗伐林木数量特别巨大的，处以较重的刑罚；而对本罪无此规定。通过以上两点区别，可以看出刑法对构成盗伐林木罪的数量要求低于本罪，而且于量刑却高于本罪，这说明盗供林木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远远超过本罪。
（2）本罪与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的界限
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是指导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森林法规定，滥用职权，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情节严重，致使森林资源遭受严重破坏的行为。两罪之间在犯罪构成上具有明显的区别：
其一，犯罪客体没。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林木资源的保护和客理制度，即主要侵犯的是森林采伐的管理制度。其犯罪对象是本单位所有的或管理的、或者本人自留山上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以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或者是其他林木，而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对森林资源的正常管理活动，主要是许可证发放的管理活动。
其二、犯罪客观方面不同，两罪都表现为违反了森林法的有关规定，且客观行为都于采伐许可证有关，但本罪客观上属于无林木采伐许可证或不按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要求采伐林木的行为；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是违法发放或越权发放采伐许可证的行为。二者行为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前者的行为方式表现为，违反有关森林保护法规，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采伐许可证，或者虽持有采伐许可证，但违背采伐许可证所规定的地点、数量、树种、方式而任意采伐本单位所有或管理的，以及本人自留山上的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而后者的行为则是表现为，实施了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用职权，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违反规定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行为，并发生了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结果。
其三，犯罪主体不同。本罪为一般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而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则系特殊主体，即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非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但是并不是所有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只有林业主管部门中行使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职权的工作人员，才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其四，犯罪主观方面不同。本罪主观上表现为故意。1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而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则比较复杂，就该罪的性质而言，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不可能是直接故意，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出于直接故意，那么则可能与滥伐林木者或单位共同构成滥伐林木罪。因此，对于滥用职权，超越批准年采伐限额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违反规定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行为是违法的，行为人主观上一般是明知的，但对于其行为致使森林资源遭受严重破坏的危害结查，行为主观上则既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对于故意而言，一般是放任的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滥用职权的行为可能或必然发生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危害结果，而仍然实施滥用职权的行为，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对于过失而言，则既可能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也可以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即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滥用职权行为可能会发生致使森林资源遭受严重破坏的危害结果，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了森林遭爱严重破坏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细则》
4、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