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中止与未遂之我见

作者：郭峰

时间：2007-01-04

2、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心理区别
犯罪是一种由行为人心理支配的必然要受到刑法的否定与制约的行为活动，而《犯罪心理学》则是一门研究犯罪活动与心理学关系的学科，虽然对《犯罪心理学》仅仅是浅尝辄止，但法律工作实践使笔者认为，犯罪与心理学的关系如同疾病与发病机理。通过这门学科我们知道：失衡的心理导致犯罪。反而言之，我们可以得出：犯罪行为和行为人的心理活动密切相关，中止与未遂作为故意犯罪的两种形态和犯罪行为人的心理活动唇齿相依。
在撰写这篇论文时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通过借鉴前人的经验我认为，虽然对于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区别有很多学者提出不同的论断，但我本人认为：几乎所有这些论断仅仅是从表象，以各国刑法典对于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所做出的定义之间的比较上，以一种类似于“数学归纳法”的模式作出论断，而忽视了犯罪作为受行为人意识支配的活动的心理基础。虽然通过对各国关于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不同立法规定可以探寻出两者不同的立法本意，但我认为：寻求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探索两者在“法的性格”上的不同，因为犯罪的产生是以行为人为基础的，行为人实施故意犯罪行为时拥有的被动或主动的不同心理状态也必然对犯罪的形态产生不同的结果。或许这种平行于其他学者论断的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探索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新思路并不完善，但我本人更愿意以一种“投石入水观涟漪”的心态期待着这样一种新的观点能在司法实践中带来有益的思考和帮助。
我国刑法第 23 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第 24 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因此，我认为从心理角度出发：犯罪未遂成立的前提依赖的是犯罪行为人所面对的客观因素阻碍了犯罪行为的实施，而且这种客观因素的出现和存在不能使行为人自己的心理和意识进行主动地支配，而且也不受其心理和意识地支配，这种客观的因素包括实施犯罪的客观环境、客观条件、现实结果以及犯罪人实施犯罪过程中遇到的心理上对客观环境、客观条件和现实结果的认识障碍、错误评价等。犯罪行为人此时的主观意识并不是一种完全主动停止实施犯罪行为的心理状态，是一种被动接受客观因素出现或者因客观因素出现后而改变其初衷的情形；但犯罪中止成立的前提依赖的却恰恰是犯罪行为人本身所拥有的主观因素，而这种主观因素是受行为人心理和意识支配的。此时的犯罪行为人是一种以主观意识支配而自主地停止实施犯罪行为的心理状态，是一种主动改变其犯意的情形。显然，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行为人实施故意犯罪行为时拥有的被动或主动的不同心理状态也必然对犯罪的形态产生不同的结果”的含义。通过比较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在行为人心理上的区别，我们不但可以更容易地理解中止制度设立的鼓励向善的立法本意，还能将其应用于一些不易定性案件的司法实践中。
以前面所举例的故意杀人为例：受害人为了脱身向犯罪人许诺日后满足其要求的条件，犯罪人信以为真便停止犯罪。从现场的实际情况而言，犯罪行为人意志以外所不能控制的受害人的假意许诺造成的客观因素成为了致使犯罪人无法完成犯罪行为认识上的障碍，也就是说犯罪未遂所依赖的阻碍犯罪实施的客观因素的成立，另外也正是这样一种客观因素的出现从而改变了行为人原本的主观意识。所以该案应以故意杀人（未遂）来定性。再来讲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遇到受害人是熟人而放弃犯罪的情形。犯罪人本欲实施犯罪行为，但碰巧受害人正是犯罪人的熟人，这种情形是出乎犯罪人的意料的，这种客观因素的出现使得行为人在心理上不得不被动的接受，并且由于犯罪人感到继续实施犯罪行为将会面临身败名裂以至锒铛入狱而改变了其原本要实施犯罪的主观意识。再以一起故意杀人为例：犯罪人持刀将被害人砍成重伤，犯罪人自知实现其杀死被害人的犯罪意图所必要的行为尚未实行完毕，被害人尚未死亡而且也不是必死无疑，他完全可以将杀死被害人行为实施完毕，即此时犯罪行为尚未实行终了。但是，被害人这种情形若得不到及时抢救，极有可能会造成被害人的死亡。在这种犯罪行为尚未实行终了的情况下，行为人要成立犯罪中止，就不能仅仅停止杀人行为的继续实施，而是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以主动积极的行为来防止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实践中，只有避免被害人死亡的发生才能认定行为人犯罪中止的成立；如果行为人只是消极地停止了犯罪行为，不去积极地避免被害人的死亡，或者自认为被害人不至于死亡而未采取抢救等避免死亡的措施，使得被害人死亡，那么行为人就不能成立犯罪中止，而是犯罪既遂。这不是对犯罪人成立犯罪中止的苛求，而是犯罪中止制度所应有的本意。如果在本案中，犯罪人将被害人砍成重伤后认为被害人必死无疑而离开现场，但却没有料到被害人因群众及时送往医院抢救活了下来。那么，依据本人的观点，该案应定性为故意杀人（未遂）罪，因为被害人没有死亡的结果并不是出于犯罪人的本意，这种结果也是行为人在心理上不得不被动接受的现实。
无疑，在司法实践中以“立法上是否有值得鼓励之处”为标准来区别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是十分便捷有效的。但德国刑法学家耶林曾说：“刑罚如双刃剑，用之不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而且我国也一贯坚持“慎杀”的政策，所以当这一标准与具体行为相比较而显得模糊或行为性质模糊使得很难判断犯罪行为在立法上是否有值得鼓励之处时，我们不妨从心理学的角度以一种新的模式去衡量，因为人们建立的概念系统的灰色永远不能穷尽生活的色彩。

注释：
①《日本刑法典》张明楷译 1998年9月版法律出版社
②《意大利刑法典》黄风译 1999年3月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1、赵秉志：《犯罪未遂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
2、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3、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群众出版社 1992年版
4、聂立泽：《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生成与内涵》《刑事法学》2003.6.2
5、张桂芳：《人民法院报》刑事法学理论专版 2001年05月01日
6、贾宇：《犯罪故意类型新论》《刑事法学》2002年8月第15号
7、罗大华：《犯罪心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8、曾粤兴：《犯罪未遂比较研究》《刑事法学》2002年12月第53号
9、陈兴良：《刑罚目的新论》《刑事法学》2001年9月第2号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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