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2
从以上材料来看，确立马克思思想进程中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否认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有过“费尔巴哈派”阶段，就无法解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崇拜、信仰、迷信，无法解释马克思当时的实际思想状况。
当然，说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并不是说，他在这个阶段上的思想都是费尔巴哈的思想，没有超越费尔巴哈思想的马克思自己的思想。事实上，马克思在这个阶段上存在着矛盾的思想因素：一方面，有着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因素，马克思自觉地以费尔巴哈提供的原则、方法来观察历史问题。另一方面，又有超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是，马克思此时还没有自觉意识到两种世界观因素的对立，他把所有这些思想都看作是费尔巴哈原则的发挥。自觉意识到两种因素的对立，马克思就立即起来批判费尔巴哈，原来处于局部因素的新世界观上升为马克思的自觉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脱离母体而诞生了。当然这是1845年的事情，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合著)里对费尔巴哈的批判。
二、确认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重要意义。
确认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事实上，当我们希望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时候，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对马克思采取一种正确的态度。马克思是人不是神，马克思自己的思想的确有一个发展过程，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并不都是真理，马克思是在批判地克服了从前的哲学信仰后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应当用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马克思本身的思想发展。当人们在理解马克思、让马克思走入当代时声称首先要“回到马克思”，实际上，重要的是回到何时的马克思。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创立前后的马克思完全当作同一个马克思，那是绝对不符合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
毫无疑问，确认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对于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方式是一个重大挑战。“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与马克思有过信仰费尔巴哈哲学的事实发生了严重冲突。如果说，费尔巴哈哲学是机械的或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信仰是难以理解的。因为马克思此时已经是一个辩证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不批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机械性”或“形而上学性”是不可理解的。如果说，马克思哲学的实质是辩证的唯物主义，而马克思此时已经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也就是说，他已经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也无法理解，马克思此时在历史观上为什么还会陷入人本主义的或人道主义的历史观。
确认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也有利于我们反思、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理解或“人道主义”理解的合理性，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的理解。
在马克思哲学理解史上，一些人看到了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方式的不足，提出了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
有些人认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伟大贡献在于超越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对立，创立了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的“实践哲学”。这种理解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不是从物质或自然出发而是从人们的实践出发去解释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历史和自然界，而实践被理解为精神与物质或人与自然的统一。超越的“实践哲学”的理解者们都反对物质本体论，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实践哲学”理解方式形成于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葛兰西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实践哲学”。“实践哲学”理解的一些基本思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有重要影响。在我国的“反思哲学”时期，“实践哲学”的理解方式再次活跃起来，并产生过较大影响。
还有些人认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伟大贡献在于推进了人道主义，把历史上的抽象人道主义发展为“彻底的人道主义”、“真正的人道主义”、“实践的人道主义”。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上个世纪30年代发表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间，在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各国，都出现了“人道主义”热。我国也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现在也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种理解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不再是“知识论”的哲学，即不再谋求认识客观世界，把认识客观世界的任务让给科学去做，哲学只是提出价值观念，即人、社会应当是怎样的一种存在。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关心人，关心人的解放，马克思的哲学提供了人应当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的观念，并提供了一种消除异化从而最符合人类本性的社会理想。
这些理解正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了吗?我们这里仅从文本依据的合法性的角度提出挑战。无论是“超越”的理解还是“人道主义”的理解，其文本依据主要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1843—1844年间的著作。通过对马克思思想进程中有过“费尔巴哈派”阶段的事实的揭示，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此阶段上的哲学信仰，还是别人的哲学，虽然马克思不是简单的接受，也有自己的创造，但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要还是信仰费尔巴哈的哲学，还没有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加具体分析就以马克思处在“费尔巴哈派”阶段时期的著作为根据，即使对文本的理解正确，把这种理解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理解，其文本依据方面的合法性也是不能成立的。确实，马克思在1843—1844年间，“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叫做唯物主义的”(葛兰西语)，甚至他还表现出某种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的思想，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种思想表现的同样是费尔巴哈的思想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此，以马克思1843—1844年间的著作为根据，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超越”的哲学或人道主义哲学，这种理解是建立在“非法”文本的基础之上的。
对于主要以马克思1843—1844年间的著作特别是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主要文本依据的各种理解方式来说，这些文本依据的合法性被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的理解、“人道主义”的理解，就主要是以马克思这一阶段上的著作为依据的。但是如果我们肯定马克思在这一阶段上的著作正是马克思处在“费尔巴哈派”阶段时期的著作，而且马克思的超越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正表现了费尔巴哈的影响，那么，显然就不能再以这些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受费尔巴哈影响的思想为依据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实践哲学，或者是人道主义哲学等等。
诚然，对于马克思思想进程中有过“费尔巴哈派”阶段，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辩证唯物主义方式的理解者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超越”的或人道主义的理解者都是持否定或怀疑态度的。
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对马克思思想进程中有过“费尔巴哈派”阶段持否定态度，就在于他们坚持认为费尔巴哈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马克思从未有过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从黑格尔主义转到唯物主义立场，就已经是辩证唯物主义。如果承认马克思思想进程中有“费尔巴哈派”阶段，他们的理解就有逻辑矛盾了。事实上，在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中，马克思无论在崇拜费尔巴哈的时期还是站在其新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费尔巴哈的时期，都从来没有批评过费尔巴哈缺乏辩证法，没有说过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相反，马克思在崇拜费尔巴哈的时期还肯定过“费尔巴哈辩证法”。费尔巴哈哲学本来就不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已经是辩证的唯物主义。
“超越”哲学或人道主义的理解方式，也否认马克思思想进程中有过“费尔巴哈派”阶段，因为他们是以马克思1843—1844年间的著作为主要文本依据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认为此时的马克思已是成熟的不受他人主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承认马克思此时尚处于“费尔巴哈派”阶段，其间的著作便不能作为合法文本依据，他们的理解方式也就顿时站不住脚了。
总之，确认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真实地了解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间的理论关系及其变化过程，就有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我们应当把马克思所创立的哲学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唯物主义，而不是“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实践哲学”。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和直观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实践唯物主义。而且，这种实践唯物主义，不是把实践理解为意识的中介基础的“实践唯物主义”，也不是以“实践本体论”代替物质本体论的“实践唯物主义”，而是把实践理解为意识的现实物质基础的唯物主义，即“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它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因此，它不是从自然出发来解释意识的自然唯物主义，而是从社会存在出发来解释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当然，这种唯物主义是和辩证法相统一的唯物主义，在此意义上，它无疑也是辩证的唯物主义。不过，它对唯物主义原则不是像费尔巴哈那样作直观的解释，而是作实践方式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