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伦理与伦理的制度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2
制度的这些伦理功能都通过两种基本方式发生作用：明示和默示。明示是指制度通过规范公开昭示某种伦理要求，主要表现为法律规范、各种行政法规以及职业道德中的章程、守则、承诺等；默示是指制度所内涵的伦理精神通过组织形式、运作程序以及基本的权利、义务安排等方式来默示某种价值准则，给社会成员展示一条基本的行为之“道”，使民众因受此“道”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有所“得”，从而形成符合制度要求的德行。这是制度发挥其伦理功能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真正健全的制度应该是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默示是比明示更起作用的方式。明示可能会使“民免而无耻”，默示则能使人做到“有耻且格”。
默示之所以能更有效地整合人们的德性，是因为它主要靠制度中所隐含的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整合人们的行为，更新人们的精神面貌。制度将某种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结构化、实体化，实际上是向生活在该制度下的人们默示某种它所要求的“道”。依此“道”而行，就是当时的生存方式与发展方式。这样，制度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作用，另一方面，它所规定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又直接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马克思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地产资本化后封建领主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封建地产纳入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必然要遵循资本的运作规律。因此，“稳定的垄断必然变成动荡的、不稳定的垄断，即变成竞争，而对他人血汗成果的悠闲享受必然变成对他人血汗成果的忙碌交易。”与此同时，原来联系人们之间关系的感情和个性因素都消失了，“把人和地块连接在一起的便不再是人的性格、人的个性，而仅仅是人的钱袋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85、84页。）这一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达得更为充分：“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注：《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4-275页。）如果此时还有人怀着“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那就是与这一制度所展示的“道”相违的，不需要强制性规范来纠正你的偏差，生活本身就会告诉你该怎样去谋求生存和发展，该怎样更新自己的观念。于是，在制度所展示的“道”中有所“得”，就是社会成员之“德”。
由此可见，制度伦理整合社会大众的德性，实际上是某种时代精神内化为个体道德意识的过程。尽管明示的伦理规范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整合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但如果社会大众不是真正从内心体认其中的精神价值，这种整合是难以真正奏效的。如果没有行为主体对制度的价值认同以及与制度要求相适应的精神品质，制度只是一个空壳。因此，企图依靠制度的强制性规范“强迫”人们提高德性水平是不现实的。
三、我国当前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
根据上面的思路，我认为，我国当前的道德建设应当通过以下基本途径进行：认真领会当前的时代精神和伦理精神→以此伦理精神为依据进行制度创新→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使伦理精神得到真正体现→通过制度的默示和明示来整合社会大众的德性、更新民众的精神风貌→以民众之“新德”与“新貌”作为制度运作的精神支撑，并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
这一途径的基本点，仍然是上述关于制度伦理的两个基本方面。因此，这需要对我国的制度伦理建设的这两个基本方面作深入的检讨，以便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制度伦理建设。
关于制度的伦理在这里是指我国目前制度创新的伦理底蕴和价值观依据。正如笔者在前面的分析中所指出的，任何制度创新都需要以伦理精神和思想观念更新为先导，都要受一定价值观念的内在驱动。我们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不是单纯的制度转变，而是一次思想解放和精神升华。作为党的智慧结晶的邓小平理论，代表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伦理精神，其基本之点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
这就是说，我国目前关于制度的伦理的基本精神已经确立，现在的任务，就是如何将这种伦理精神制度化，这就涉及到“关于伦理的制度”问题。在这方面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还不少。
首先，制度缺位。所谓制度缺位，是指制度中内涵的伦理精神没有充分地在制度的安排中体现出来，致使制度的某些伦理要求没有到位，形成制度的伦理盲区。例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同富裕、“三个代表”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根本指导思想的价值观念，如何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使之真正纳入制度体系，并使之具有切实可靠的制度保障，目前还难尽人意；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等既体现社会主义特征又体现时代精神的价值观念，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没有真正形成制度要素；作为制度基本要素和伦理关注的重点目标的社会公正，如社会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界定、安排与分配，公平竞争、机会均等，体现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利益分配制度等等，还没有真正在制度中结构化和程序化；在利益多元和受利益最大化驱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权利制衡机制，目前才刚刚起步；有些作为社会交往基本伦理要求的观念如诚实、信用等，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制度导向和约束。
其次，制度虚设。由于我国的制度创新在时间和逻辑上均优先于民众的观念更新，因而人们的观念变革和思想更新和制度创新相比显得相当滞后。这样，旧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就会与新的体制发生冲突。人们想的不是如何去认同制度、服从制度，而是千方百计利用权力、人情、关系等去争取制度的“豁免权”。例如，浓烈的人情味使图章软化，顽固的官本位意识使监督走样，无原则的“贵和持中”使规则失去标准。这使得制度因缺乏社会成员精神品质的支持而流于形式，严重影响了制度的规范和价值导向功能。
再次，制度的伦理功能不够协调。在我国的现实中，制度的凝聚功能、演示功能、调节功能和规范功能并没有做到协调一致；由于制度缺位，致使制度的凝聚和演示功能并没真正体现出来；而最大的问题在于，由于规范功能本身就不规范，也严重地影响了凝聚、演示和调节功能的正常发挥。这种不规范的主要表现有：立法不规范——有些立法的部门与行业色彩太浓，实际上成了保护或牟取部门利益与行业利益的护身符；执法不规范——有法不依、执法犯法等现象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不仅使制度的明示作用大打折扣，而且严重削弱了制度的默示作用，对今天的道德建设只会产生负面影响。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我国在从伦理精神向制度结构的转化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该成为我们当前道德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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