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
其实就研究路径而言，伯明翰学派从创立之初就有许多与法兰克福学派共同的观点。如：他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批评方法，来对文化产品进行分析、阐释和批评。通过一系列内部争论，通过积极响应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社会斗争和运动，伯明翰的学者们聚焦于文化文本，包括媒介文化中的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国籍及其意识形态和表现的相互作用。他们首次研究了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和其它的文化形式对大众的影响。他们还聚焦于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情况下，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阐释和使用媒介文化，来分析促使大众对媒介作出对比反映的因素。 在哲学观和方法论上，他们站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进行文化研究, 同时他们也受到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影响，如霍尔，尽管他通常从叙述的角度忽略了法兰克福学派，但是，伯明翰学派所做的工作，包括用于文化研究的社会理论和方法论模式、政治观点和策略，反映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典型立场。像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相似，英国文化研究者们关注工人阶级的整体性、关注工人阶级革命意识淡漠的原因，以及马克思主义革命目标失败的背景。与法兰克福一样，英国文化研究者们认为，大众文化在使工人阶级融合到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种新的商品和媒介文化正在成为资本主义霸权的新模式。
两种学派不仅聚焦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交点，而且还把意识形态标准当作文化批评研究的关键所在。双方都把文化看作意识形态再生产和霸权的模式，都认为文化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形式。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特别是雷蒙德•威廉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都认为高雅文化是反抗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主要力量。后来，英国文化研究逐渐把视角转向媒介文化、大众阐释以及媒介产品的使用方面的反抗的成分，而法兰克福学派，除了一些例外，大多倾向于把大众文化当作意识形态控制的统一性和强有力的形式，这一差别逐渐扩大，并最终形成两种流派。
当然，在看到这两个学派的相同点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他们之间存在的明显的差异：英国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高度的政治性特征，他们把自己的视角聚焦于具有反抗精神的亚文化圈的潜在反抗因素研究。如对工人阶级文化潜在因素的评价、对青年亚文化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霸权形式的评价等。与经典的法兰克福学派不同，英国文化研究开始关注青年文化，因为青年能够提供反抗和社会变化潜在的新形式。通过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英国文化研究展示了文化如何构成独特的个体和群体成员资格，并评估了在各种青年亚文化圈中潜在的反抗因素。
此外，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的有关高雅和粗俗的二分标准也成了英国文化研究批评的对象，他们认为这种研究路径应该被一种更为统一的模式所取代。该模式把文化看作一种范畴，并用相同的批评方法去研究所有的文化产品，从歌剧到流行音乐，从现代派文学到肥皂剧。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尤其引起了更多英国学者的争议，因为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批评、颠覆和解放特征仅局限在高雅文化的“特权”产品中，而所有的大众文化都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和同一性的特征，产生欺骗被动的大众消费者的效果，这也同样遭到了伯明翰学派的反对。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Dominic Strinati）说得更明白：“不能把通俗文化理解成一种强加于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文化。无论这种强加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要求获利与市场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或父权制实行意识形态控制的需要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利益的结果，是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或者被说成是一种普遍精神结构支配的结果，都还是一种理解通俗文化的不适当的方法。根据平民主义的看法，除非把通俗文化看成是对于民众声音或多或少真实的表现，而不是一种强加，否则就不可能理解它。” 解通俗文化的不适当的他们认为，人们应该立足整个文化领域的批评和意识形态，而不应仅把批评局限到高雅文化或把粗俗文化看成具有意识形态性。人们也应该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即批评和颠覆特征不仅存在于文化产业的产品，而且还存在于现代派高雅文化。人们甚至也应该区分媒介产品的编码和解码功能，更应该认识到大众接受媒介文化产品所产生的独特的意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们的使用决定了这些文化产品的命运。
英国文化研究通过系统地摒弃高雅与粗俗文化之分，通过关注媒介文化产品，打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中的某些局限性。同样，也打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被动观众的内涵，设想出了具有创造意义和大众化的主动参与者。这种设想虽然明显带有主观的成分，但其本身却是异常重要的。当然我们也应当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本雅明已经开始了对媒介文化的研究，他也看到了媒介文化解放的潜力，并提出了主动观众的可能性的观点。在他看来，体育比赛的观众正在轻视裁判的作用，因为他们能够亲自评论和分析某些体育比赛。所以，他认为，电影观众同样也能成为评论的专家，并对电影的意义及意识形态进行剖析。但毕竟英国文化研究对整个西方知识界的影响是深刻的。当今西方文化研究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三大类，即以远离中心的“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 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 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 study）；而无论哪一类研究都受到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
与法兰克福不同，英国文化研究没有充分地关注于现代派及先锋审美运动的研究。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却仅限于媒介文化产品，仅限于成为自己后来工作中心的大众文化研究。英国文化研究从所谓的“高雅”文化转移到大众文化上来，似乎更希望聚焦于大众研究的合法化和媒介文化产品。但是这样的转型可能会牺牲对文化所有形式的先前理解，又一次把文化领域分为“大众”和“精英”两派（这恰好颠倒了传统上文化高低之分的积极和消极的评价）。更重要的是，这阻止了文化研究试图发展与历史“先锋派”有联系的某种文化的反抗形式。
20世纪60—7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已经从早期对工人阶级及其亚文化的关注扩展开来，他们把研究的视角投向诸如性别、种族、阶级等文化领域中日渐繁复的文化身份、文化认同，注意到大众文化、媒体在个人和国家、民族、种族意识中的文化生产、建构作用。而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与他们接受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是分不开的。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影响下，他们形成了与早期文化主义在方法上相对的结构主义方法。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的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总结了这两种研究倾向：阿尔都塞的“主体性”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改变了笛卡尔、康德的主体哲学所确立的“自我”，他认为这个先在的、本质的“自我”是个神话、虚构。主体性依赖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意识形态的塑造，我们用意识形态来想像自我的形象、文化身份，来看待我们与国家、社会乃至世界的关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启发文化研究者分析学校、教育、文化艺术机构对个人记忆、文化身份的建构作用，意识形态成为解释、说明个体经验的前提和支点。然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方法将意识形态放在至高无上的决定位置，个体的人的能动选择、反抗作用完全被抹去。此时，对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的重读，使文化研究超越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局限。葛兰西曾经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提出“文化霸权”的概念。所谓“文化霸权”就是指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成功地利用文化领导权，而不是仅仅依赖军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构来维持其统治。所谓文化霸权并非通常理解的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压迫反抗的单一关系，文化霸权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斗争过程，是支配者与反支配者之间力量的较量。在这场文化能力的角斗中，既有主导阶级的支配、统治和从属阶级反支配、反统治，同时还存在不同阶级为了换取其他阶级、阶层的支持与信任而作出的妥协与让步。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理论激活了七十年代以后的文化研究，而将二者综合起来并出色地发挥运用的正是霍尔，他的成果影响了各国的文化研究者。
据迈克奎因引证，英国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与政治经济存在着不稳定的关系。虽然斯图亚特•霍尔和理查德•约翰逊以马克思的资本循环模式（生产—流通—消费—生产）作为文化研究的基础，但是，霍尔与其他的英国文化研究人员并没有一直坚持经济分析的观点，而且，大多数从事于英国和北美文化研究人员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已经总体上脱离了政治经济窠臼。 在《两种范式》这篇文章中，霍尔摈弃了盛行于英国及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但进行文化的政治经济研究是否可能？法兰克福学派尽管没有陷入还原论的泥潭，但是仍然使用同样的文化经济相互影响模式。法兰克福学派尤其认为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尽管受到霍尔的赞同，但并没有使经济还原论或决定论成为必要。 一般来说，霍尔和其他的英国文化研究人员如：费斯克和迈克•罗比等，要么把法兰克福学派看作经济还原论形式，要么就忽略它。对经济还原论的总的指控一般来说是要避开政治经济的一种方法。然而，尽管许多从事英国文化研究人员完全地避开了政治经济，但是霍尔的确在不同的场合还是谈到了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联合的必要性。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霍尔认为，把经济转型当作“第一情况”而不是“最后的情况”中的决定因素是可取的。但是，这与阿尔都塞强调经济状况的重要性的论点相比很少在具体的文化研究中进行探讨。
霍尔认为撒切尔主义是一种“独裁民粹主义”。该分析把霸权主义向福特主义乃至后福特主义期间的全球化资本主义转向联系起来。但是，在他的批评中并没有充分地考虑到经济和经济因素在向撒切尔主义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说过，自己从不放弃葛兰西“经济活动中的决定内核”。但是，霍尔本人充分地把经济分析纳入到自己的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工作中还难以界定。例如，霍尔在分析全球化和后现代问题时，提出用于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批评以及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理论。他认为，全球化后现代代表着差别和边缘的开始，使某种解西方叙述成为可能。从文化政治本质来看，它也遇到强烈的反对：积极抵制差别，试图重建西方文明的准则；直接或间接地抨击多元文化；回归到历史语言及文学的宏大叙事，维护撒切尔和里根时代的文化种族主义；仇视外国人的现象将充斥着整个西方世界。
因而，在霍尔看来，全球化后现代涉及到文化的多元、边缘、差别及排除在西方文化叙事之外的话语的开始。但是，人们能够借助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实质来反对这种阐释，即全球化、后现代只代表着全球化资本主义在新媒介及技术领域的扩张；信息和娱乐在媒介文化的大爆炸代表着资本实现和社会控制的新的强大源泉。确切地来说，技术、文化和政治在当前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新秩序中具有多样性、多元性、差别及边缘话语的公开性，受到跨国公司的控制和限制。这些公司正在成为新型文化的强大的独裁者，从而来威胁限制而不是扩大文化渗透的范围。
虽然霍尔的全球化后现代理论提倡开放，但是却受到日益严重的同一化的约束和消解。的确，全球化媒介文化的这种限定特征正成为对抗性的力量，表现在同一与差异、同一性与异质性、全球化与民族化。它们互相影响、冲突、和平共处或产生新的共生现象，全球化总体上意味着跨国文化产业，尤其是美国式的霸权。例如，在加拿大，电影院中大约有95%的电影属于美国；美国电视控制着加拿大电视；美国七大公司决定着音乐唱片的发行；报摊上出售的80%的杂志不属于加拿大……。在拉丁美洲和欧洲，该情况则极其相似于美国媒介文化、商品、快餐和购物中心，因为由此创造的一种新型的文化，正以相同的方式风靡一时。全球化后现代的分歧和差异产生原因也应包括同一化和同一性的消解趋势——这些主题不断地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强调。
在霍尔看来，有趣的问题是，随着进步政治对全球化后现代领域的侵入，该领域对边缘化和“其他性”也似乎的确在开放，但其结果却难以预料。事实上，全球化领域的建构受到了大财团和国家权利的控制。所以，要听到一种反抗的声音仍不是件容易的事。例如，在荷兰，普遍存在着对公众开放的频道或国家资助的公开频道之类的现象。当然，人们摆脱主流媒介文化时，情况会有所不同……在边缘地区会出现更多的多元主义、多样性、新话语的开放性。但是，这样可供选择的文化几乎不属于霍尔提出的全球化后现代理论。因而，法兰克福学派和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对全球化资本主义持有批判的观点，冲淡了霍尔对全球化后现代的过分乐观主义和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