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5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英国文化研究都具有悠久的传统，各自的传统价值在新时期如何使用的问题也随之而起。也就是说，这些传统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当前和早期阶段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当前资本制度与早期的生产和社会组织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代文化日趋商品化和商业化，很明显有利于法兰克福学派借助于商品化的观点，对当前局势形成自己的理论。资本霸权继续成为社会组织的主宰力量，甚至变得更加强大。同样，阶级的差别在加剧，媒介文化继续高度意识形态化，继续使阶级、性别、种族等不平等社会现象合法化。所以，早期的批评观点，对于当代文化和社会这些现象的批评继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技术资本主义全球化新格局，以资本与技术的形态为基础，产生了文化、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新形式。所以，法兰克福学派成为这方面研究的权威，因为其产业模式研究主要聚焦于当前社会文化环境，包括资本、技术、文化和日常生活。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不断地认为，技术极端的片面性和消极的视角将成为控制的工具---建立在韦伯的工具理性基础之上，但是从一些倾向可以看出，具有解放和压迫因素的技术批评理论，正在成为可能。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个拥有和控制物质生产手段的阶级，实际上也就拥有了控制精神生产的能力。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要求我们把文化产品放到其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加以分析。“……必须将各种文化作品与其产生的历史环境（在某些作品种，是不断变化的消费和接受环境）联系起来加以分析。” 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太大分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既要关注两种流派之间在观点上存在着重叠的相似性及差异性，又要看到它们各自在当代社会和文化研究中的资源意义。在这差别之中，两派互相补充，要求后人提出新的观点，以便在当前的情况下深化文化研究。当今，我们的文化研究完全可以借助于英国文化研究的早期模式，大胆质问摈弃政治经济、阶级、意识形态以及能够表现后现代文化研究转向特色的其他概念。同时，我们也应当尽可能避免法兰克福学派暴露出来的某些明显弱点。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社会批评理论仍然有可能成为重新振兴文化研究的必要动力。这项任务的完成需要一种新型的文化研究方法的整合，即把传统的政治经济分析与媒介文化的颠覆因素、反抗亚文化及积极大众群结合起来。 前者是法兰克理论，而后者则是英国文化研究所强调的。对政治经济的忽略会影响到文化研究，因为它不仅有利于媒介文化的一般理解，而且，还有利于文本分析及大众对文本的使用。该使用受到生产和流通体制的影响，因为媒介产品就像普通产品一样流通和被消费。
英国文化研究在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体现出海纳百川的气度。这与它在形成之初所具备的批判意识、入世精神不无联系。伯明翰学派的突出贡献在于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的强调，反对经济决定论，而凸现文化及文化主体，尤其是他们以民族志的方法对工人阶级和青少年反社会的亚文化的跟踪考察、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卓越成效。他们突破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的阈限，对阶级、种族、性别做了行之有效的阐释，并能以一种动态的观点看待大众文化，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仍坚持了一种批判的立场。其实，不论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他们的大众文化批判的意义都是多维的，对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和现代性批判都有其借鉴价值。 七八十年代以来，如潮的商品包围了我们，资本的全球化切实地影响到个体的生存经验，文化研究者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仅像阿尔都塞和葛兰西所说，由学校、宗教、文艺团体塑造着个体意识，大众文化、传播媒体发挥着巨大的意识形态功能。文化研究除了继续关注阶级、性别、种族等问题之外，更加投入地进行传媒、大众文化研究。他们大胆的借用后结构主义者，诸如德里达、福柯、鲍德里亚、利奥塔的理论，广泛地采纳精神分析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当代的文化研究就像披着一件华丽的外衣，上面缀满了理论界的七彩宝石，希望将更加绚烂多姿的现象世界囊括进这件外衣中，这也许正是当今文化研究的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