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知识分子的角色

　　经济对人文和科学研究的控制在学科中变得很明显了。那些依附于大型文化机构(报纸、电台、电视等)的生产者，也越来越被迫接受和采用像工作节奏这样的规范，他们多多少少无意识地把这样的规范当作知识分子成就的普遍标准(比如，快速阅读、快速写作，这已越来越成为新闻生产和批评的规则)。文化分为两个市场(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一方面是为其他文化生产者生产的生产者，另一方面是大规模生产或产业化的文学)的格局，现在也许会受到威胁。商业生产的逻辑越来越把前卫生产挤向边缘(特别是在文学领域，通过书籍销售的压力)。另外，国家庇护，看上去使文化生产者得以逃避直接的市场压力，但实际上却通过各种委员会给人文和科学研究施加规范化的压力。这种状况提醒我们要警惕来自庇护关系的礼物可能会有毒。 　　但是，最严重的危险，还是剥夺知识分子用自己的标准评价自己和自己的生产的特权这样一种倾向。在最为自主的生产场域，最引人注目的是生产者建构了他们自己的市场，生产者只把自己的竞争者作为消费者(比如在数学或前卫诗歌、绘画领域)。然而，新闻记者的批评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或政治约束，却越来越多地和同人判断展开竞争：知识分子场域越来越像一次政变(specific coups)或新闻事件(media events)的场景——目的在于操纵收视率的新闻调查，重大事件发生时报纸发布的名人榜，等等，特别是意欲成就或败坏作者、作品或学派名声的新闻大战。更一般地，新闻界和它对可读性、时事性、新颖性的世俗标准的追求，通过对编辑实践施加压力，在文化生产中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电视中上镜成为对知识分子能力的评价标准)。(3) 　　文化生产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现在已经由出版日期、主题、书名、开本、部头、目录和版式来决定，以迎合新闻记者的期望，这些记者通过谈论它来创造它(如果它不仅仅是媒体中人——他们的签名仅仅由于媒体支持而成为抢手货——的产品)。权力——经纪人对流通手段的控制(这传递了一种合法化)，并不从来都是这样广泛，这样深入；前卫作品和畅销书之间的边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模糊。由于缺乏必要的眼力，记者式判断的特征之一就在于他们有意地将最自主的生产者和听命他人的生产者自始至终混为一谈，后者，就是那些所谓小品作家，柏拉图意义上的智巧之士(dexosophers)，他们对于表面艺术(像广告代理人、民意调查员、新闻记者等所把玩的那类艺术)的精通，使得他们能够创造出科学的外表。 知识分子国际 　　取得或重新取得保障、捍卫自主性的手段，应是任何知识分子行动的首要目标。但这种行动(可称为法团主义行动)本身并不是目的。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干预会把这种行动扩展到什么程度，这种干预又会有效到什么程度，对这些问题的考察至关重要。当艺术家、作家、学者发现，他们越来越被排除在公共论辩之外，特别是在这种公共论辩涉及他们管辖范围 (jurisdiction)内的事务时，这些问题就更显得尤为关系重大。吊诡的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技术官僚、新闻记者、负责公众意见调查的人、营销顾问，等等)却赋予自己一种知识分子权威，以行使政治权力。这就更说明问题了。 　　知识分子从公共辩论中被排除出去，是好几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爬到大的公共甚至私人企业、政府或行政级机关管理位置的更高级别越来越取决于是否拥有学术头衔，以往虽然是经济领域的被支配者、但在确认自己文化层次优越方面毫无困难的知识分子，却发现现在要面对一帮在文化层次上也堪与他们竞争的经理人员。这些新贵(new madarins)(在该词最强的意义上，因为他们是基于其学术头衔的威力来行使权力的)，毫不犹豫地声称他们的技术或经济——政治文化具有超越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学和哲学的优越性。以现实主义的名义，传统文化发现自己被贬到无用、琐碎，一句话，雌伏的地位上。 　　专家治国就是这样借助对大众传播的控制，运用其权威促成了一种普遍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使公民不再关心公共事务。这一趋势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法国核工业领导者的所作所为：这些国家贵族——高级文职公务员、重要理科学校的毕业生——获得了法国大多数公民几乎无条件的特许(full carte blanche)(法国的生态保护运动特别是反核运动比较薄弱，这一点人所共知)。要理解这个非同寻常的秘密，像往常那样指出专家在使可能的批评趋于沉寂方面多么有效是不够的。对个人责任的否认(这在今天对寻求将他们关于生产力、产量和竞争的价值观普遍化的“核子治国论者”和所有专家治国论者都是有利的)，其基础不过是学术精英统治(academic meritocracy)的逻辑，这种逻辑赋予那些快乐的少数一种史无前例的合法性。 　　左翼和右翼的专家治国论者，以及所有把政治化约为管理(management)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只是一个专门技能问题)的人，在新的传播专家治国论那里找到了乐意的合作者。后者通过新闻记者的判断以及由其触发的经济效果，越来越直接地对文化生产进行干预。那些垄断了通向传播手段的道路的人，甚至在没有意识到或做出尝试的情况下，就促成了知识缴械以及相应的政治缴械。在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传播的情况下，他们在无所不在的传播体制的中心创造了一个真空。并不只有宣传或隐讳的劝说的效果，还有虚假的甚或真实的问题：日复一日的喋喋不休占满了所有的符号空间。其结果便是一种吊诡的符号效果：通过不 断的灌输创造真空。 　　专家治国论者和他们组织严密的知识分子军团，就是这样垄断了公共论辩，并威胁到职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这经常是和后者合谋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些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和相应的专业化的进步，拒绝采取总体知识分子的立场。尽管旧式的知识分子的预言功能被抛弃了，知识分子不必在萨特发明和身体力行的总体知识分子(总体知识分子认为，对所有他们时代发生的问题，都有权利和义务，只依赖自己的理智的力量，采取一个立场)，和福柯意义上的特殊知识分子(特殊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干预局限在一个特定知识和经验领域)之间做出选择。今天必须发明的是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可能产生一种代表知识分子大集体的声音，并能把特殊知识分子全体的聪明才智都结合进去。这一组织形式的卓越典范过去曾经存在过(比如，百科全书学派)。这意味着，首先，一种组织样式的发明(通过利用现代通讯手段的一切方面，比如微型计算机)，使得所有能干的知识分子，可以对所有建构良好的公共干预行动提供符号支援。集中和自发(centralism and spontaneity)的两难，将通过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网络得到解决，这个国际网络，根据库萨的尼古拉的设想，将采取“一个圆心无所不在又无处存在的圆”的形式，“其中所有地方都是中心，也就没有地方是中心”。每个成员都可以提出干预的议案，其他人自由接受或拒绝。这种网络有自己的表达机关，可以动员起来，反抗对知识分子世界的自主性的一切攻击，特别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个国际网络有助于为一种真正的文化国际主义奠定基础，这种文化国际主义将抛弃保护主义和特殊主义，为每个民族传统最特殊的东西迈向普遍性创造途径。 　　但是人们怎么又能忽视这种集体动员的障碍呢?为了引起大家对共同利益的重视，对知识分子场域的逻辑中分裂和特殊主义的倾向，有必要加以压制。没有什么比让知识分子明白他们的斗争(即便是捍卫自主性的、纯粹团体目标的斗争)只能是集体性的更困难了。这种斗争必须是集体斗争，因为那些骑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力量(比如新闻界的力量)之所以有效，就是因为知识分子没有组织起来，互相之间还存在竞争关系(同时也因为，任何动员的企图，一旦被怀疑服务于个人或团体目的，就注定要失败)。竞争的逻辑使得知识分子之间互相较量，其最极端的形式，甚至使得一个生产者最糟糕的竞争者同时也是他最好的顾客；正是因为这种竞争逻辑的存在，使知识分子最难发现那些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共同利益(而且只有当这些共同利益受到直接的威胁时，就像今天英国的情况一样，知识分子才能避免见木不见林，他们的对手只是树木，而他们对手的敌人、同时也是他们的自己的敌人，才是森林)。 　　这是为倡导普遍性的法团主义提供根据的另一个理由，这种法团主义来自一种适于捍卫充分理解的共同利益的法团主义。达到这一认识的一个主要障碍是(或曾经是)葛兰西很珍视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神话。这种神话把知识分子归结为无产阶级的同路人，使他们不能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利益，也不能为了普遍性的事业，运用自己最有效的手段进行斗争。这里有必要指出这些普遍性的事业到底是什么，再看一看知识分子是不是界定和捍卫它们的最佳人选。当然，知识分子从来都认为自己是这个最佳人选。著名的“普遍阶级”，不管是黑格尔那里的普鲁士官僚，还是马克思那里的无产阶级，对知识分子来说都不过是具稻草人，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才是普遍性的最终裁决者，因为他们指定了“普遍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学要求对他们的这种使命进行更稳健的重新定向。 　　显然，知识分子仍然没有摆脱这样一种普遍性的诱惑，那就是把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普遍化。他们过去的许多慷慨激昂的行动，显然是基于他们被支配的支配者这一位置，或者，更准确地说，权力场域中被支配的一方这一位置——这种状况使他们感觉到，尽管拥有一种主要的支配手段——文化资本，是支配秩序的一员，但他们还是和一切被支配者站在一起。 　　这种对知识分子位置的含混性的现实主义描述，是不是肯定使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普遍性主张产生强烈怀疑?赋予知识分子而不是其他团体这种普遍主义抱负的历史因素，是知识分子通过拒绝特殊主义，自己给自己加上了这种抱负。他们宣称自己是普遍性的捍卫者，或者如胡塞尔所说的那样，哲学家是“人性的担负者”，通过这种集体宣誓，他们把自己投身到那种普遍取向的知识分子的典范中去。这种典范意味着义务，或至少要接受牺牲，这种牺牲就像伪善一样，是邪恶对美德的致敬。更准确地说，在知识分子场域这样的空间，对普遍事业的捍卫(如请愿)从来都会得到报偿，这样一种表象便产生了这样的状况：就是拿与这些行动相联系的符号利润，也可以动员知识分子支持普遍事业。只是对那些想把知识分子视为某种神奇的、堪为楷模的、例外于社会世界之规律的人来说，这种观点，可能会显得极为幻灭，甚至有点愤世嫉俗。 　　为什么要赋予知识分子以相对特权，还有最后一个理由(当然还有一个理由：为什么知识分子自身就不能像其他群体一样采取某些做法呢，比如，公开捍卫自己的世界观的权利，不管那是多么特殊，多么利己。只是对这一点，我们还不清楚)。在文化生产的特定产品中，有一种客观化的手段，社会学是其中之一，这种手段，通过经常表达某个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整体的利益，使得知识分子有可能知晓他们的实践的原则，他们的利害所在，以及他们在无私中的利益。这些工具保障了他拥有这样一种特权，那就是处在一个能够发现特定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位置上，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支持着他们的普遍主义主张的特权。因此，在知识分子知道如何把它行使到极限的情况下，这种知识分子垄断的批判反思，要求知识分子把对普遍性的追求，和追求特殊存在状况之普遍化的持续斗争联系起来，只有后者才能使对普遍性的追求成为可能。 注释： 　　(1) 德雷弗斯事件发生时，法国作家、艺术家和学者以具有某种权威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的身份介入政治，其时他们宣称自己是知识分子。而这种权威的基础，在于他们属于相对自主的人文、科学和文学世界，也在于与这种自主性相联系的操守、无私和能力。 　　(2) 这里我们可以举当代最有名的法德哲学家为例，由于他们同样的自主性关怀针对的是互相冲突的历史传统，在彼此与真理和理性的关系上明显相左，显得针锋相对。民意测验也是一样，有些西方人认为民意测验是支配的工具，而一些东欧人却把它当作获得自由的手段。 　　(3) Patrick Champagne说明了，政治示威的成功只取决于它们被报纸或电视关注的程度。因此它们的成功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五十个医学院学生，他们知道如何制造新闻事件，他们在传播专家的帮助下构思了一次象征性示威，并以这种方式牢牢抓住了媒体职业人员的注意力，于是他们的行动就成为比数千人参加、以传统方式组织的工会示威更重要的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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