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与德治
四、中国在法治与德治之间的实践
中国在法治与德治、法律与道德关系上，长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政治领域内，往往把人的品德视为衡量政治善恶、好坏的重要标准；即使讲法治，也是重在法治的道德内容、实质正义问题；法治的最显著特征“程序正义”十分薄弱，因而制度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障碍重重。二是在社会日常生活领域，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特殊标准要求个人，重道德评判和道德认知，忽略与人性有最直接联系的道德实践和日常起码的道德行为、道德情感，因而出现各种违背常理的道德缺失，加之建国以后很长时间内一大批错误政治运动的狂热幼稚造成的人性劣变，官德与官风、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十分稀薄，以致难以支撑“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故在十六大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问题上，更多的应是针对现实的反思，而不是纯粹理论层面的论证。
（一）我国在法治与德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始于邓小平198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他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是决定因素”。⒂这是浓缩了整个民族与国家30年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的价值认同和价值选择，是用几代人有切肤之痛的生命体验的巨大代价换来的。也是邓小平对中国政治文明的最大贡献，是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价值部分。
以后他反复讲：“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问题如不解决，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⒃
邓小平这一思想至少在三个方面澄清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领域内依法律还是以道德实现“治世”的问题。
第一，科学社会主义对社会的改造，不是通过个体的“修身进德”来实现，而是通过制度性变革，建立实施公正、进步、文明的制度，尤其是良法之治——这一人人受其约束，人人在其面前平等的制度来实现的。
第二，只有在制度的变革和完善中，才能实现对人性的改造的完善。离开制度和法治的力量，很难保证人心向善，也难以保证对社会污浊邪恶的清除改造，政治也很难体现公正与正义。“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⒄把改造社会的希望主要寄托于个体的主观道德觉悟与道德修养，依靠个体的自省、自律、世界观的改造，来防止政治失误、权力腐败和社会邪恶的发生，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第三，人性中有一种趋“恶”的力量，人性有向“善”的愿望和可能，因而人性是可以改造的。要消除人性之恶，最可靠的途径就是用制度趋善的力量，即通过体现民主、平等、科学、正义精神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来匡扶、矫正人性。制度的趋善之力，显然比个体之“善”要坚强、牢固、完整的多。尤其在人的权力欲、金钱欲极易膨胀的政治领域，靠不具备外在客观标准和实在力量的道德来约束，效果微乎其微。
综上，在治国方略上，在政治领域内，“法治”而不是“德治”具有最高价值，这是不可动摇的。中国的法治建设任重道远，但令人欣慰的是，经过磨难的中国人民已冷静地作出了理性的选择。宪法修正案第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中国宪政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是中国迈向法治的决定性意义的制度保障。
（二）在什么样的问题层面上实行“以德治国”
把“法治”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并不否定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道德建设的现实，其问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资源源远流长，但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西方16-18世界长达三百年之久的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运动高潮。在中国专制政治的强硬高压下，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东西，如民本思想、正直仁义、忠孝廉耻、见义勇为、信守承诺等都是在历史的夹缝中艰难生长和延绵存在的。西方的人文主义运动对“法治”的实体性制度起了巨大的塑造作用。诚信、公平、勤奋、尊重他人、视职业为天职，这些理性化道德和行为规则的建立，都为资本主义法治的确立创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人文主义运动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造成了中华民族精神领域发展上的缺陷。自由、民主、权利，这些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主导精神，在中国近代很长时间内都未渗进乡土社会。因此，我们必须从西方文明发展中吸取有益因素，弥补和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
第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出现过重大断裂和变异，导致了今天人文道德建设的重重困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源于先秦，然而在秦汉强大的封建政权确立不久，它就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断裂。以后在漫长的几千年历史中，这些最优秀的民族精粹，总是命运多舛。民族精神最严重的断裂是在近现代，尤其是改革开放前30多年不断的非正常的政治活动，强化了道德堕落和信仰崩溃，基本扫荡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精华，传统中的沉渣却四处泛起，由此带来的后果极为严重。作为社会精英的政府官员行为严重失范，承载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良知和责任感淡漠，人文与道德教化功能萎缩；社会道德水准已不是有无“是非善恶”认知问题，而是“有没有耻，而不知耻”的问题。例如，腐败蔓延时，不仅没有遇到坚实的制度遏制，也没有遇到社会道德的有力打压和反抗，反而如黑色瘟疫，使无制度与道德设防的社会肌体迅速溃烂。
第三，中国人文道德建设中的缺陷，还表现在社会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大面积失范，良好的官德官风和职业道德严重不足三个具体问题上，而这三个问题都涉及“最低道德标准”在不同领域的建立，这也恰恰是支撑法治实现的最基本的人文资源。近年来屡屡发生的家庭暴力中的“弑母”、“弑父”案件，商业交易中的层出不穷的信用失范和欺诈，公共生活秩序的混乱，官场中毫无廉耻的权钱色的交易和权利寻租，学术界的种种学术腐败等等，都与一个人应具有的做人底线有关，与社会最基本的道德水平有关，而恰恰是这些最基本的“常见性”道德，成了我们最薄弱的、普遍存在的道德问题。
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些社会道德问题日益严重，怎样能在一定层面上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什么样的对策来加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道德工程的建设呢？我拙见几点：1、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动民主社会、诚信社会的发展。民主、自由、公平、公正是一个文明社会所追逐的价值，但由于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原因，封建社会残余的糟粕仍影响着社会的发展，突破这种禁锢，以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为起点，从教育入手，全面提升国民素质，全民出发、全民普德，特别是公德，让民主的精神融汇于社会各个层面，诚信之风气在社会中根深蒂固。2、发扬优秀的传统美德。现如今，许多传统美德以被人抛却脑后，诚、信、义在某些时候被视为愚蠢的行为，中国是世界上的礼仪之邦，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美德，不但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更成为一个民族如何发展下去的问题，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们在良好的传统美德氛围中健康成长，让他们反过来影响家庭，达到对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3、严肃法纪、政纪、行纪、维护职业道德，一个国家之所以昌盛，靠的是对秩序良好的维护，从全局来讲就是法，从局部讲就是各行各业，从商要有行纪、从政要有政纪、学校要有校纪、百姓要守法纪，无规矩不成方圆，严肃法纪、政纪、行纪，维护好职业道德，是推进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
十六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并提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认为，这三点是国家政治权力多年来实施“道德教化”的一个深刻反思，也应当是我们建立真正能与法治“相辅相成”的道德体系的努力方向。惟有从中国当今的社会实践出发，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中，我们才能找到“德治”与“法治”相互契合的现实合理性。
五、结语
我们探讨了法治治理国家和德治治理国家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对德治和法治在社会中的作用有了一定的了解，依法治国、依国治国相辅相承，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制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成为我们建立真正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承治理国家的社会实践，理论结合实践，再从实践中找出真理，达到德治与法治相互契合的现实合理性。
注释：
⑴韩非子《韩非子•有度》
⑵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第199页
⑶张文显，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186-194页
⑷J•邓恩，民主的历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第24页
⑸P•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第38页
⑹E•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第124页
⑺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第344页
⑻徐忠明、法学与文学之间，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第303-313页
⑼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第131-142页
⑽张文显、法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354页
⑾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第27页
⑿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第388页
⒀R•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26页
⒁R•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112-131页
⒂《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0-333页
⒃《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0-333页
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2、张文显，法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J•邓恩，民主的历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4、P•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5、E•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6、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7、徐忠明、法学与文学之间，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8、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9、《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10、R•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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