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文化与中国西部文学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28
三
与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求后世而舍今生相比，伊斯兰文化是典型的信仰与务实交融 、宗教与世俗并举、今世与来世兼重的宗教文化类型。
《古兰经》既规定了穆斯林精神上的追求目标，又不忽略世俗生活中的一切实际事务 ，对穆斯林今世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制定了明确的可操作的道德律令，完全与世俗溶 为一体的教规甚至对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难以启齿的如夫妻行房事的时间、地点都作了细 微的指点。应该说，伊斯兰文化的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在其他宗教文化类型中是罕见 的。问题还在于，当这种以现实主义为显明特征的宗教精神传播延绵时，不仅强制性地 将古阿拉伯人引入文明之道并令其经久不衰至今仍生机勃勃，还使得穆斯林世界在同西 方文化的冲突中反而加强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因为这种信仰有它自己的特性。与此同时 ，凸现现实主义的宗教精神也赋予伊斯兰艺术以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伊斯兰现实主 义艺术反映人们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同时也反映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各种心态和 生活状况。人作为构成社会的最首要因素，必然成为艺术表现的中心”。“伊斯兰的现 实主义不同于这种可悲的现实主义。首先，伊斯兰现实主义认为，自然是人们所认识的 。我们的祖先对它已有足够的认识。自然源于真主的意愿。其次，伊斯兰现实主义认为 人类的某些情形可以用艺术形式记录下来，伊斯兰现实主义认为人就是人，既不是动物 ，也不是神，他具备动物的自然属性，但是以人的方式来完成的；他也具备神的属性， 同样也是以人的方式来完成的。”(注：穆罕默德·高特卜：《伊斯兰艺术风格》，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中译版，第54、58页。)
与此相应，两世兼重的伊斯兰文化特征和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的伊斯兰宗教精神 在中国西部文学中的艺术转译方式就是诗性现实主义品质。所谓“诗性现实主义”主要 地或者说是更多地体现在审美精神和艺术风貌上，而不是创作方法和写作原则上。
很明显，西部作家大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浓郁的孤寂感。地老天荒、人迹罕见的 生态环境，永远“在路上”以及与苦难同行、与天地共存的生活方式，在沉重的负载下 不断地对严酷的生存空间进行悲怆开拓的人生状态，所有这些使中国的西部大陆成为一 种具有元叙述意味的“潜文本”的存在，这种“存在”既成全了西部作家“写忧而造艺 ”的创造性冲动，又势必与现实主义审美精神产生血缘性亲和：它首先应该是直面现实 的审视，是充满真实性的判断，是从作为“潜文本”的西部世界滋长衍生的大彻大悟。 而也只有与现实主义审美精神相契合，“写忧而造艺”才能营构一个真正文学化的西部 世界。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西部作家们每每以一种冷峻写实的姿态，从对尚处于“前现 代文化”的西部高原大陆清醒的逼视所产生的焦虑性体验入手，通过对中国西部未经污 染的自然景观、悠远醇厚的人文景观、古道热肠的精神景观的书写，将人和真自然、真 生命拉近。面对此情此景，重新发现生活的奥秘和审察人的真实存在也就成为西部作家 的主要经验历程及思考内容。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还有比这更大的寻觅吗?至于创作方 式与表达形态，只成为自然而然的“顺应”——一种审美精神和艺术原则的传达手段。 情况恰恰是，一个绝对“现实主义”化了的西部文学生态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迅速崛 起。
不过，大多数西部文学作品即便是以现实主义风貌呈现，但却又不以追逐外物、辩析 外物为己任，而是以人的心灵为其文化本位，将外物纳入心灵的广阔无垠的疆界来显示 人类精神的博大和自信，从而在审美境界中实现了物我无间、神人合一。西部文学也因 此具备了沉郁、博大、苍劲之美，流溢着一种悲剧的、神秘的、偏重感性的、偏重生命 意识的、崇尚自由精神的内质，并被赋予一种“泛寓言”调式。如张承志的小说从绘写 方式而言体现着显明的现实主义风貌：叙事的可靠性、人物的严肃刻画、细节的逼真和 画面的可感性等等，与此同时，或许更引人注目的是，张氏的小说更具有跨越具象而进 入广袤的极富意味的思情世界的张力，这种张力充分体现了小说的艺术创意；对一种完 美、高洁状态的期待，或者说从描写的“此岸性”走向表现的“彼岸性”(与宗教精神 对接、相通)。诗人昌耀以《大山的囚徒》为开端所建立的“精神史”系列诗歌，它的 社会忧患，它的精神形态，它的浓重的地域文化氛围，无不表现出“西部”的现实特征 ，而这些都是诗人在西部高原的阔大时空通过个体生命与历史、与自然的对应交流，以 几十年的生命和孤独的潜心谛听而获得的，他通过自身心灵的洞开，凭着强大的生命激 情和直觉，于深重的苦难中接受启示和领悟并表述大生命之美，由此而显示人类强态的 生命精神。可以说，诗人于艰难险恶的生存环境中稳定健全的创作心态正来源于此。周 涛的散文对大生命、大灵魂的刻骨铭心的触摸和由衷的礼赞，对强健人格、深切的人文 关怀的向往，都是在对西部大陆冷峻写实的亲历、亲感、亲知中经过象征方式达到直悟 、直思的终极境界。
简言之，通过直观性到超越性、写实性与写意化双向对流的审美创造过程，实现“写 忧而造艺”、真实性与批判性交融的境地，所谓现实主义的“诗性”也就尽在其中了。 显然，这绝不是一种轻柔甜腻的“诗性”，而是有着痛楚感、殉道意识和内在的忧郁， 倾重理想，信仰执着，即便是世俗的快乐与浪漫也被蒙上沉重色彩的“诗性”，它只能 是也只属于“西部”。
应该指出的是，西部文学的诗性现实主义精神和风貌一方面固然来源于伊斯兰文化的 现实主义属性，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这种“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宗教文化对诸多世 俗生活领域施行直接的控制和监督，而是说宗教文化有可能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上对 现实社会作出更加广泛而又是间接的影响。它应该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标识出一个风格 迥异的维度，它被要求作为特定的精神力量深嵌于一切世俗世界之后，从而构成世俗世 界的一种背景、底蕴和意义之源，最终使一切有限事物的真正价值得以显现。在这里， 两世兼重的伊斯兰文化又显露出其对人类精神生活的诗性诉求的一面。也正在这个意义 上，西部文学的诗性现实主义的“诗性”被提供了既通俗又高深的注解。
当然，还须关注的是，“中国西部非语言表述体系也较为发达，大量的文化财富和生 活经验、心理经验，既通过语言(如传说和弹唱)，又通过音像(如歌舞)和其他自娱(如 民俗)性的表述体系传播和留存。这些表述形态，和现代语言文字文化相比，当然显得 粗糙，却也自有其优越性—它的轻符号、重感觉，轻精确、重意会，轻微观内容、重总 体情绪，以及它的现场交流和自娱参与特色，应该说都值得现代文艺参考。”(注：肖 云儒：《西部热和现代潮》，《南方文坛》2000年第5期。)笔者以为，西部文学诗性现 实主义之“诗性”的申扬，同样也得益于这种发达的非语言表述体系的推促。
四
神秘主义是一个难以定义的既普遍又模糊的用语。神秘主义之“神秘”可以用来指一 种现象、一种文化、一种思想或一种精神。神秘主义一词同时又具有各种广泛的含义， 人们往往由此联想到宗教、巫术和各种超验现象，联想到各种奇迹和偶发性。不过，无 论这些神秘指的是一种现象、一种文化、一种思想或精神，还是一种能力或感觉，人们 之所以称其为“神秘”，就是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性质——非理性，也就是通过理性无法 理解、表述、把握的性质。可以说，非理性是一切神秘主义的本质特征。
既然非理性是神秘主义的本质特征，神秘主义典型的呈现形态是各种非理性的直观体 验，特别是那种无法或很难用理智去把握或理解的体验，那么，宗教神秘主义堪称神秘 主义的高级阶段和成熟形态。宗教神秘主义是关于人和神相遇或合一化的体验和认知方 式。这种人神相遇或合一的体验和认知在不同的宗教传统中被称为我性与神性、或空性 、或道、或天(神)、或大梵之融合，即有限个体灵魂与某种超个体的、具有神圣意义的 无限者之融合。正是在融合中宗教式的体验和认知到的每一种物性，诸如“化一感”、 “无时间感”、“愉悦感”、“不可言喻”都具有与理性相对立的非理性性质。
毋庸讳言，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其宗教神秘主义有着共同的特征：本体论上主张神的超 越性与内在性的结合；认识论上主张神不可知论；方法论上主张与神直接相通。不过相 对而言，基督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的神秘主义主要体现在上述三个层面，或者说局限于认 知发生学与本源性的精神诉求层面，而伊斯兰文化由于是教、俗结合、务实与信仰交融 的宗教文化，因而其神秘主义所牵涉的层面更为阔大、更为世俗——其中还容括着现象 学的、经验化的、富于实践意义的层面。
尤其是，伊斯兰教中著名的神秘主义教派苏非派对伊斯兰教的影响甚大。古伊拉克的 阿拔斯王朝时期，苏非派开始形成自己的神秘主义哲学。公元8世纪后叶出现了伊斯兰 教文化的黄金时代，巴格达称为当时东方世界最大的学术和艺术中心，苏非神秘主义也 形成了巴格达派、巴士拉派和呼罗珊派，其中堪称苏非思想巨匠的重要人物穆哈希比、 哈拉智将苏非神秘主义推向成熟阶段。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公元11世纪时波斯著名哲学家安萨里将苏非神秘主义纳入伊斯兰 教主流思想，并成为伊斯兰教官方信仰体系的最终形式。客观地说，基督教神秘主义哲 学也随着历史的发展最终完成了其体系框架，但却不能像苏非神秘主义那样最终成“正 果”，成为伊斯兰教主流思想，进而被视为伊斯兰教官方信仰体系的最终形式。或者说 ，基督教神秘主义思想之于整个基督教文化体系无论是在内在构成机制上还是外在表现 程度和形态上都不如苏非神秘主义之于伊斯兰文化。而且苏非神秘主义在近世的勃兴尤 其是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伊斯兰教最初传入中国就是苏非教派的信徒带入的，而后苏 非派迅速在中国西部繁衍了数十个派别)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说，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思想已成功地转化、兑制为伊斯兰艺术的重要美学色调(国 内相关的成体系的最新研究成果是2000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李琛撰写的《阿 拉伯现代文学与神秘主义》一书)，那么，以伊斯兰文化为底蕴的中国西部文学当然也 不例外。概言之，伊斯兰文化的神秘主义精神与中国西部文化和文学之间的互动性关系 已经不是存在与否的问题，而是怎样存在、具有什么样形态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认定：“确实存在一些不能讲述的东西。”在中国 西部文学中“不能讲述的‘神秘的东西’”首推那种保持着原生态和混沌状的自然人文 景观和有关西部经验中的物象感受。
中国古人所谓的“西出阳关无故人”，中国西部孤悬关外，艰不可攀。山川阻隔、浩 大而近似虚无的空间，天荒地老人烟稀少，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宗教文化和语言 的居住者逐绿洲而居，他们时而繁盛，时而又因频繁的战火、或者一次瘟疫和水流的改 换就能使其湮灭，这种历史情形给人以强烈的无序性、非逻辑性。罗布泊于今仍然是个 “谜”，古楼兰亦属经久不衰的历史悬念。所有这些恰恰和典型的中原文化形成强烈反 差，个人或集团的身份诉求因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缺乏而变得相当模糊(从回族人的“回 回”的称呼可印证)，但感性冲创与抒情却因过于明显的历史的神秘化而变得极其丰沛 。而恰恰是这种原始神秘的西部自然给未知的朦胧的灵魂和生命的原生态保留了地位， 也提供了文学创作生成的资源和环境。
张承志在走进大西北回归神奇的伊斯兰大陆之际就注定了他只能从事“神秘”的写作 。他笔下以“蓬头发”为代表的男子汉系列也总是那些在神秘的旅途中的踽踽独行者， 他们所寻求的“北方的河”、“九座宫殿”、“黄泥小屋”、“金草地”、“金牧场” 也是周而复始、缺乏年代与地域观念的神秘所在。实际上，张承志有关西部的作品都可 视为“西部梦寻”录。完全可以说，张承志的神秘化写作真正触及到了文学与西部自然 、创作者与西部世界之间的一种神秘莫测的本质性的生命关系，一种对神秘的生存状态 的互文性的表述。章德益所有的诗歌的生命都是由西部大地铸成的。作为一个西部诗人 之“西部”的重要标记在于他完整的诗歌形象体系的建立，那些西部宇宙时空中各种具 有阔大气魄和巨大承载力的物象，诸如太阳、大漠、电光、雷霆、莽原、苍穹、山脉、 圣火……之类，在他的诗歌中密集出现，与诗人注入其中的激情和魄气浑然一体，呈示 着宏阔雄浑的意志和气势。显然，这样的形象生成是唯中国西部这一大时空所独有的， 它不仅构成了灵魂与自由的神秘境遇，也体出了诗人生命体验的精微与幽深。
如果对西部文学中的神秘主义予以进一步审视便会发现，中国西部文学在其创作运思 过程中往往追求出自于生命本体的内在感悟和精神感应，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种大而化 之的整体把握世界的致思方式。正是在这一创作致思方式的驱动下，西部作家面对着神 奇广袤的“西天福地”，在人和自然的暗通中听到天籁的秘响，当合作者的生命主体与 外在于自身的遍布于整个西部大陆时空的生命力相认同，从而获得生命力释放的喜悦感 时，一种对西部的诗性的体认与出自于生命本体的内在感悟蒸腾而出达成同构关系，并 铸炼成大而化之的整体把握式的致思方式。也许，大而化之的整体把握式的致思方式并 不为西部文学所独有，但却为西部文学惯用。
即以西部诗歌而言，所谓“新边塞诗”也好，“西部诗”也罢，都不过是经由大而化 之的整体式把握的致思方式，向西部大陆找回心灵的自由空间，获得与西部精神同质同 构的存在形式。西部也因诗人们的直觉灵魂的烛照充满灵性。西部的旷野、荒原、翰海 、雄风、冰山、大坂、驼队、马群……一旦进入诗的视野和灵魂就会与诗人的情感记忆 、历史经验发生神秘感应，虚化或生发为诗的幻像，这种幻像是诗人灵魂与西部精魂在 对话过程中瞬间交流契合所生成的信息形象符号——“西部意象”，创作者在其间得到 心灵的寄托和慰藉，西部世界的生命形式在其中得以永生。因为在这里，诗人灵魂的最 高境界是与西部大陆的神秘本质合为一体。动与静、得与失、荣或辱、生或死都在西部 大陆的宇宙诗心和诗人的诗性中获得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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