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书法批判
其次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种个展的喧闹和个人专集的印制。在这些表面繁荣掩盖之下的便是真正创造精神的缺失和个体独立的消解，由于个体功利在强大的利益牵动之下做出的身体转向，是一种更加可怕的艺术价值的颠覆。任何艺术的感悟和冲击靠的不是急于上阵的轻浮，而是十年磨一剑，厚积薄发的内功，所有急功近利的自我展示只能是将低劣的文字游戏给读者造成了强暴，最终由于自身的努力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但这似乎不是急功近利者所能清醒的。一种放弃了精神的终极追求，进行非文化主义的自我残杀行动甚嚣尘上，于是为了吸引关注，不惜利用商业主义规则各显其能。一夜之间各种怪书、脚书、口书、头书、大书、小书等成了街头杂耍，只要有人喝彩，即便倒立书写也成了一种追求。这种对于艺术的致命摧残完全是书者功利化倾向所致，一个本已精英化的艺术品种，目前正以一种低俗的献媚出现在大众的把玩之中，真不知这是艺术的裂变还是艺术的悲哀。可以说这是典型的物化时代狂躁综合症，也是胸无点墨、涵养亏空的表现，把一种严肃的高雅艺术混同于市井之擂，暴露了当代书者没有精神傲骨的普遍倾向，在新的价值冲突中无法固守自己的本真，这本身已与艺术的真髓无缘。
另外，一些所谓专业书者在商业气浪的影响下，开始对自己的作品在自吹自擂中明码标价。古人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万丈豪情，也有书为能知者留的文人情怀，不知从何时起，所谓的专业书家们把自己的作品完全混同于了商品。一种真正的艺术品是无法用金钱的尺度来衡量的，反之如能用金钱度量的作品不知还是不是艺术，如此把艺术物化成明码标价的商品，使人们再一次从经济学的角度认识着书者。人类的先哲苏格拉底和孔子都是义务教育青年，并“有教无类”，为历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不朽的典范，使历代知识分子注重个人的修养、德行，而崇尚一种简单的生存方式。这是因为一切真正的艺术都是与物质世界拉开距离的，只有在拉开距离后才能更好地审视这个充满矛盾的物质世界，而任何真正的艺术家又是对抗物欲横流的，只有如此，他才能赢得人民的尊重的爱戴，才能使艺术和生活的界限区别开来。
但是，我们目前的书者，不知是完全出于功利之心，还是出于艺术之外的目的，已经把这种文化、艺术符号作为了一种商业的附庸，或者是政治的玩偶，而一些作品又成了另一种潜规则之下的交易媒介。书法，无疑在昭示着自己的 尴尬境遇，因为一些书者在用书法和艺术之外的规则包装和成就着自己，这是对书法价值社会认同的又一次毁灭性打击，因为在对艺术价值的悖逆中，伪书者们创造了自己的物欲满足，然而也成为了使其远离艺术神圣的直接原因，这也便是功利者最终付出的代价，然而功利的时代也将付出历史空缺艺术的代价，这是历史的残酷，其实也是历史的公平。
四、自恋的巢穴
虽然书法是文化误会的结果，但在千百年的误读中又有着延伸性创造，这是勿庸置疑的事实。既然如此，书法艺术也使许多人接受了这种历史的误会，而人类的文化方向又何尝不是一种误会呢。既然历史是无法假设的，我们只能把握现在和创造未来。由于当代书法的先天不足，有的在刻意
摹仿古人的错误，有的又在解构传统，有的身在思潮的夹缝中自叹，除少量精神固守者之外，大部分书者正陷入了自恋的巢穴，并且在自恋之井端足自赏，完全忘记了井之外的辽阔境界，也不知道书之外的巨大天地。
书法同任何艺术形式一样都需要有一个更高的开阔境界，不论是开创书法的先秦书法，隶书全盛的汉代书法，还是书体演变的魏晋书法，或者是书法鼎盛的唐代，还是帖学风行的宋代书法。不管是内容审美，还是文体审美都有一种现实无法遮蔽的审美境界，而现今时代的书者，已全然不顾了审美价值的普适原则，在孤芳自赏中把玩着自己。一个创造中的蓬勃之气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书者在自围的圈子里互相吹捧、自贬和游戏着。
唐代欧阳洵曾教诲书者“澄神神虑，端已正容，秉笔思生，临池志逸”。又强调“每秉笔必在圆正，气力纵横重轻，凝思静虑”。从中知道古人书写时由于心正神凝，才能达到一种与天地合其序的大境界。因为“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以斯言之，岂易多得？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南北朝 · 王僧虔《笔意赞》。这里古人强调的是一种率真的性情和精神，一个没有主体精神的艺术品只能是一件批量生产的产品，无法让人感到艺术因为生命的参与而焕发出的生动气韵。
可以说历代的大书法家中，书法完全是他们的书写工具而已，他们当时并未过重地进行过自我欣赏。毛泽东在横扫千军中的书写是他向前线发出的号令，鲁迅在用如刀之笔完成着对中国历史、社会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而苏东坡是大文豪，同时又是经伦天下的政治家，尽管在政治上颇多失意，但他是无暇在象牙一角自赏自己的书法的。就连当代的欧阳中石，启功也都是学贯中西的跨多门学科的大学问家，他们都学识渊博，境界辽远，品行高洁，既有知识分子的独立特行，又有承担当下的社会责任，既有返观内心的精神坚守，又有济世为民的普世情怀。他们对于书法好象将军对于战马，对于战马的灵活驾驭是为了所向披靡，而不是骑在马上进行媚众的表演，所以他们无暇自赏脚下的足迹，因为他们的心中有着更加辽阔的蓝天和雄伟的群山。相比之下，当代的书者，练了几招花拳绣腿之后，便开始自我陶醉，以一种偏狭的封闭断开了连接批评的路径，因为他们的心目之中没有书写之外的目的，他们唯一的目的只是骑在马背上进行马术表演而已，哪里有什么横扫千军的目标和气势。
由于自恋使另一些书者又陷入了西方话语的泥潭，在这个充满异质性文化价值碰撞的时代，如果一个书写者没有坚实的文化根须，没有特定的心理体验，则很容易在极度动荡的价值鼓点中处于零散状态。事实上越是自恋的人，都难以进行自己的精神坚守，往往在形式上的自闭之后，内心则处于一种对当下权威和时尚的服从与趋媚，这也是导致文体创作弥散的主要原因。日本汉学家竹内好曾经这样评价鲁迅先生说“他拒绝成为自己，同时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伟人的东西，这就是鲁迅所具有的、而且使鲁迅得以成立的‘绝望’的意味”。这是伟人的拒绝，鲁迅不但拒绝自恋，同时又不愿混同于其它价值，因为一切绝对的认同和服从则又是对自身的遗忘。
然而由于在自恋的巢穴中未能使鲜活的生命得到张扬，使其在话语背景的转换中早已被强光效应所迷失了自己，功利主义的大肆滋长，人文精神的缺失，使其作品已没有了应有的丰实内涵和精神品质，这些自恋的涂抹也只能进行一味的浮躁铺张，只能空耗书法和艺术生命。但这些书写的自恋满以为只要书写，只要能标新立异，只要吸引注意力就是艺术，他们全然不再考虑艺术的真知和生命的诘问，他们只在自设的书法天地里画地为牢，只在自已编印的书集中，在自办的大展中自我飘逸。
这种自恋可以说是当代书法的一个独特风景，正是因为自恋的书写，当代书法很难出现正中藏奇，柔中含刚、拙中寓巧的“正”气，相对蔓延的多是市井之气、江湖之气、孤野之气、怪悝之气、恶俗之气等。也很难出现那种“天地大美而无言”的“大”气，相对出现的多是狭隘之气、小家之气、阴墓之气和没落之气。更难以看到如昆仑、黄河般的“雄”浑之气，更多的是一种阴柔之气、阳萎之气，和小技之气。我们的审美期待中也很少有能够代表中华民族博大雄厚的警世之作。我们的期待在失望中哭泣，我们在向书坛投去最后一瞥的遗憾中告别，尽管我们多么不愿意成为给书法艺术送葬的人，但自恋者已提前给书法掘好了坟墓，下面等待的将是他们撰写的最后的挽歌。
五、结束语
书法这个已被中国大众认可的文化误读，在当下虽然越来越淡化了它的实用功能，这也正是由大众化向精英化转换的艺术成立，但由于自身的局限和书者自己对它的摧残，它在目前正面临着历史以来的最大的价值危机。我们能否从自封的巢穴中走出，让书法充分吸取历史的营养，又让当下的阳光照耀，这需要一种开放的胸襟和大气。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更应清醒地认识到，它又是技术性很强的艺术表达，本身没有太多的神秘和高深，只是一种特殊训练的结果。所以，我们远不可为此而消费更多的青春时光，说到底书法也永远只能是一种文化的点缀，而不是文化的主流。因为它未能向我们揭示生存的意义，没有给我们的生命找出另类的解答，也未能向我们透示文本之后所潜藏的哲学欲望。
“一种文化的活力不是来自其本身，而是来自对抗的力量。文化的出走与文化的游牧就是要从异质文化中汲取新的活力”（奥利瓦），虽然书法艺术远没有这种对抗时代风暴的力量，不知我们该悲哀还是庆幸，要知道，正是这种自恋的技术方式，使整个民族在一代一代的笔墨中消磨，而没有形成更加贴近理性的求真精神和价值体系。
历史的进步是对思想的选择，任何先进的思想和艺术也都是在对现实批判中获得自身的价值，它把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本质推上前台，不知道，我们自恋了千年的书法又能给我们做些什么？
历史的进步同时又是在新旧交替中进行的，可以说昨天不去，今天不会来临，唐朝不死，也不会有今天的共和国。艺术也是如此，任何艺术形式也都有它产生的特殊历史土壤，离开了当时的生存条件，我们一味把它在任何时代死死固守，只能反映出我们对于明天的拒绝。我们在什么时候才能冷静、客观地对待历史文化和国粹艺术，需要的不仅是理性的求真态度，还需要拥抱未来的明朗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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