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苏联社会及文化思潮研究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2-04
社会风俗
在革命初期，布尔什维克对旧社会的遗产抱有敌意，传统家庭也受到了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措施包括：使婚姻世俗化；宣布男女完全平等；限制父母的权威；使堕胎合法化；规定离婚只要一方提出要求就有效。那时人们旗帜鲜明地提倡自由恋爱，柯伦泰是自由恋爱的榜样。多数人希望家庭“逐渐消亡”，希望它成为一个完全不定形的联合体。根据这种理论，1927年法规规定同居或者未登记的婚姻在法律上和登记的婚姻同等。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旧式家庭的批评加大了火力。安排义务劳动有时不给一点补偿就把家庭分开。甚至把建筑物设计成适应为公共生活而不是单个家庭使用的。禁欲主义发展起来，认为只有远离社会娱乐的人才有美德。
在1935年和1936年官方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剧变。剧变的根源无疑是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所导致的社会的反常，包括出生率的下降，离婚率的上升，以及严重的少年犯罪问题。但是苏联政权把这些问题作为借口，上纲上线地否定早期的解放家庭的政策，就象他们在文学历史和法律领域所做的那样。而家庭则被吹捧为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支柱：“所谓‘自由恋爱’和所有乱七八糟的两性生活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货色”。决定性转变的标志是1936年６月２７日通过法律，禁止非医疗性堕胎，给大家庭发特别津贴，离婚必须通过合法程序，并且付一笔补偿费。
官方为新的政策辩护说：
“认为社会主义带来家庭的逐渐消亡，这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他们是些借空洞无物的左的辞句来掩盖其剥削行为的人。社会主义下的家庭不但不会消亡，而且还会得到加强。斯大林对加强苏维埃家庭的问题给予了一个极度传统的定义：‘没有家庭就没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国家来说，只有在夫妻把家庭看作一个长久的联合的时候，婚姻才具有积极的意义，所谓自由恋爱是一种资产阶级倾向，字和苏维埃公民的行为准则毫无共同之处。进而言之，对国家来说，只有在有了孩子，夫妻们享受了为人父母的至上乐趣的时候，婚姻的价值才会最充分地体现。’”
对父母的权威的态度也颠倒了，党的领导人宣布：“年轻人必须尊敬自己的长辈，特别是他们的父母。”
苏联政权致力于肯定和恢复传统。托洛茨基在流放中评论说：“领导集团不是公开宣布，‘我们已被证明过于贫穷和无知，不能创造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儿辈和孙辈将会实现这一目标’。与此相反，他们强迫人们在已被打碎的家庭的外壳下重新胶合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这种在胁迫之下的联合，就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神圣的内核。很难看清楚这次倒退的范围”。
二战时期传统家庭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表现之一就是对孩子的自由的限制和家长权威的加强。1934年规定，１６岁以下的孩子不许看晚间的戏剧演出。1945年３月的继承法给家长以更大的处理财产的权力。1943年在中学废除了男女同校制度，声称要使男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军事训练，使女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家庭训练。
1944年７月８日的一顶法令规定，离婚必须通过十分严格的司法程序，还得交一笔数额很高的赔偿金。未登记的或者是同居的婚姻不被承认是合法的。私生子无权继承父亲的财产，作为替代，他们可以得到国家的补助金。用一个观察家的话说，“现在倒是没有私生子这个法律的污点了，但是孩子们姓母亲的姓这一事实揭示出，实际上的社会的耻辱是增多了。”最为意味深长的是给那些养育了十个以上的小孩的母亲发奖章和授以“苏联英雄母亲”荣誉称号。在物质方面，作为一种激励措施，给有三个以上的孩子的家庭发补助；而对小家庭或单身的人，则特地课以两倍的税。
苏联政权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社会关系的稳固，而是为了鼓励一定模式的家庭，从而为特定类型的国家服务。此外，本身就是传统主义者的领导集团，发现传统的家庭关系乃至人际关系，更适合于他们要建立的传统政治结构。
社会分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警告说，平等的目标不会立刻实现，它必须以通过生产手段的私有财产的废除为先决条件。尽管如此，平等的理想仍深深植根于西方和俄国的革命传统。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全心全意地赞同马克思的原则：使官员的薪金与工人的工资保持同一水平；选举群众去掌握管理职能；废除站在大众头上的官僚机构。
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很快发现，无论是在政府、在工业战线还是在军队中，国家都需要受过训练的管理专家。因此领导集团顶住党内左翼反对派的反对，开始重新启用“资产阶级专家”，包括前沙皇官员和军官。党根据他们的技能付给他们优厚的报酬。在管理方法上，领导集团看到，从1917年至1918年党和群众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倾向，成为一个严重的弱点。于是，他们逐步重建了官僚机构体系。尽管如此，到1920年，苏俄实现了几乎是彻底的平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通货膨胀和匮乏使城市居民的定额供应降到了一个共同的水平。真正的工厂工资的最高额与最低额的幅度是微不足道的。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由于权力的分散，苏联经济生活中的官僚机构适当地受到了限制。党和工会代表共同参加工业管理。然而，工资差距反过来提供了物质刺激，到１９２８年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比例。党内和政治生活中的发展则相反：官僚机构的权力得到了系统的加强，而党员的个人收入保持“党员最高定额”的限制。平等的理想仍有效地束缚着进一步的收入差别。
随着紧张的工业化的开始，平等的理想明显地遭到了否定。工会的领导被清洗，新的工会领导人主张工会应更多地代表国家而不是工人利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政权依赖宣传和由于“社会主义建设”而焕发出来的革命热情的新浪潮。但是没过多久，货币奖励不得不扩大，取代了底气不足的革命热情。
1931年，斯大林批评了“左派的工资平等化的实践”，同时强调货币刺激对于培养技能和提高产量的必要性。他在一个工业管理者的会议告诫说，“无论谁要无视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区别，按照工资平均化的‘原则’拉平工资水平，他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列宁主义”。这个新的宗旨很快变得家喻户晓??人们宣布以前的革命理论为“小资产阶级”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1929年放松了最高定额，随后不公开地取消了最高定额。这件事是党从一个政治运动向一个社会特权集团的演变的重要标志。
1934年，斯大林通过对平等的重新定义，摆脱了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尴尬。“每一个列宁主义者都知道”，他说，“（就是说，只要他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在需求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平等，是一种与原始禁欲主义相适应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愚蠢，而不属于按马克思主义路线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按需分配”的口号要求不平等，因为人们的需求是不同的；毫无疑问，普通工人与高级官员的需求相去甚远。从他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来看，斯大林发现政权的精华是受过良好训练，得到丰厚报酬的管理者。工资差别和物质刺激由于1935年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而扩大，并且蒙上了象征性的光环。
社会分化在军队的发展特别值得注意。1935年，恢复了军官（除将军外）的传统的军衔，同时产生了元帅的衔头。随后，在1939年，将军军衔也重返苏联。从革命时期的官兵平等，转为大力强调和对上级的服从。1934年后，由于爱国主义与民族传统的复苏，沙皇军队的名将成为英雄的模范，甚至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勋章。二战未期，肩章回到了肩上，卫队也恢复了，政委成为军事指战员的从属，最后，“红军”改名为“苏军”，从而彻底完成了军队在传统主义路线的重整。
有两种趋势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岐视和政治歧视已经结束。其次，管理的技术精英阶级与工农大众的鸿沟不断扩大。与旧知识分子成员和解的决策也是斯大林在1931年直接作出的。那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逐渐变得注重实际。从这时起，能力和技术（以及政治忠诚）取代阶级原因成为负责人员选拔的基础。1934年后，阶级出身不再影响教育的升学。
1936年，在新宪法即将出台之际，官方宣布苏联实现了“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按照新的定义，仅意味着阶级对抗的消灭。因此，官方宣布苏联由三个“阶层”或“非对抗性阶级”组成：工人、农民和苏维埃知识分子。同时，新宪法取消了对以前的统治阶级成员的所有政治限制。这样，到1936年，受教育的专家阶级，包括旧政权的和在苏维埃统治下受训练的人，为重建社会领导集团铺平了理论道路。斯大林称这些人为“不带党证的布尔什维克”。此后党很快承认了他们；共青团对知识分子的消极态度在1936年消除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承认是在1939年，其标志是传统的无产阶级优先权的结束。在1941年的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特别批评了在党和国家负责干部的选拔中，考虑社会背景而忽视技术和个人能力的做法。
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分界变得更严格了。到1941年，大学教育成为在社会上提升的主要考虑因素。比如说，要在工业管理部门工作，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比一个熟练工人更有希望。“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一直是共产主义蓝图中的一个要素，它充分体现在把日常教育与手工技术训练联结起来的努力中。但是这个理想最终在实践中被抛弃了。1937年，工业训练与学院教育完全脱钩了。
为什么苏联政权宁愿以意识形态的让步和引起普遍反对的危险为代价，有意地促进社会分化？就象斯大林的其他政策变化那样，向社会不平等的转化再次表明客观条件使旧的社会主义理想无法实行。而且，政权还面临着在社会主义思潮中从未充分考虑过的工业化问题。其结果是，共产主义体系变得与革命前的理论家所预测的大不相同。它的变化并没有口头上讲出来，而仅仅在实践中加以暗示，这种实践的一个方面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不平等的体系的发展。
教育
1931年以前苏联教育思想界存在百花齐放的局面。直到1929年还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卢那察尔斯基，是激进的教育方法的倡议者，这些方法后来在西方流行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学院教育系的领导认为，由于学校将随着国家一起消亡，因此组织化的教育仅仅是初步的措施，学校将被“社会主义环境所取代”。据此，他倡导了“非组织化教育理论”或者说“自觉教育理论”。这一理论是和流行于1929年至1930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的决定论的解释紧密联系的。但是，包括克鲁普斯卡娅在内的许多苏联教育界领导人则反对“自觉教育理论”，因为它太无政府主义了。这一时期苏联教育界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人性本善和个人的自学的发展。正式的教育和纪律被限制到最低点。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影响，也由于对机械主义哲学的否定，剧变的发生是必然的。考虑到要使教育适应经济发展的紧急需要，党领导集团在1931年底采取了行动。在一系列法令中，它批评学校消亡的理论是“左的机会主义”；批判激进的教学方法；以放弃工艺和技术训练为代价，重新建立起单独的传统科目的教学；恢复老式的纪律和等级。
苏联政权在教育上的新态度是和苏联心理学上的受官方鼓励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在强调思想和意志的理论得到重新肯定的同时，在教育实践上的权威理论也恢复了。正如斯大林本人曾经强调的那样，如今国家依赖组织和权威的力量，以克服物质条件的缺乏，以完成它的目标。知识的反复灌输的实际效果，正如为使学生更顺从社会纪律的规范个性的实际效果一样，成为苏联教育发展进程的准则。
在1932-1934年间，向正式的、重视纪律的教育的趋势仍在继续，并且扩展到高等教育领域。而此时“左倾”思想不断受到批判。两个主要步骤完成了这一过渡。第一个步骤是1936年７月的法令，它废除了“教育”的科学（儿童成长心理学），因为它强调诸如遗传和环境因素等“宿命论决定作用”忽视了据说通过直接地规范个性而激发的巨大的潜能。1937年采取了第二个措施，废除了学校中的技术训练，并且退回到传统科目的完全的教育。在教育政策的这一变化，反映出在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存在的差别正逐渐被接受，它还标志着，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的理想，尽管口头上还在坚持，但是实际上已被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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