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财政法的地位与功能
中国没有经历真正的资本主义时期，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财政法也从未发挥过依民主机制规范政府财政权力的作用。新中国建立之后，虽然在经济上消灭了私有制，奠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但在上层建筑方面，对如何保障人民行使政治经济权利重视不够。财政法理论上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律保障，但实际上，由于缺乏正常的民主参与和监督机制，保障政府财政权力的运作仍然是首当其冲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观念的深入人心，民主和法治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财政法的内容和形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体来说，财政法的功能应当从绝对服务于财政职能，转向对财政权力施加控制，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财政权力授予功能
在公共领域，任何权力的存在都会导致支配性的效果，影响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须从权力的来源上证明其合法性。根据我国宪法，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任何公共权力的存在必须经过人民的授权。“授权”不是简单的政治口号，而应该是精致的法律程序。从根本上说，由于立法机关是由人民或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法律的制定过程在理论上应当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因此，当法律赋予有关机构一定的财政权力时，应当视为已取得人民的授权。
财政法的授权功能在财政组织法中可以得到明显佐证。财政组织法的存在，不仅仅限于规范相关财政主体的组织机构，更重要的在于依法授予该主体相应的职权。只有具备财政组织法上的依据，财政机关才能合法拥有财政权力。可以说，现代法治社会中，财政法的授权功能是财政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财政权力的存在作为前提，财政法的权力规范功能和监督功能都将失去意义。
财政法的授权功能最初表现为就具体事项所作的具体授权，这种消极行政的模式与自由市场经济时期的国家观是相适应的。财政机关只能在具体授权的范围内活动，不能越雷池半步。然而时至今日，随着财政职能的日益扩张，财政所面临的社会关系也越来越复杂，财政法的授权方式也不得不有所调整。如针对财政的经济景气调整职能，财政法不可能预见到未来经济发展的所有情况，具体授权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一般性授权才逐渐被立法机关所承认和接受。
2.财政权力规范功能
财政权力一旦产生，就必须按照法治社会的要求进行规范。财政法的规范功能主要通过财政行为法、财政程序法及财政责任法表现出来。财政行为法一般规定各种财政行为的前置条件、实体标准、程序要求及法律后果，财政程序法则专门规定财政活动的具体程序。至于财政责任法，它是通过负面的法律责任督促财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因而也能起到一种间接的规范作用。
除了规定标准、设置程序、负担责任之外，财政法还可以通过为权力划定边界而起到规范作用。例如，尽管一般性授权在财政法中越来越普遍，但并不意味着财政法对此完全放任不管。最起码的要求是，财政法应当为这种概括性权力设置上限。如果权力本身也是一种职责，那么下限的存在也必不可少。否则，权力就会真正成为不受约束的“利维旦”，对人民的基本权利构成现实的威胁。
当然，受认识水平的限制，规范只能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某个既定的时点上，权力边界的科学性总是相对而言的。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找到终极真理，而在于确认一种不断追寻真理的机制。只要财政法切实发挥自己规范财政权力的功能，财政法治的目标就会一步一步接近。
3.财政权力监督功能
财政法的规范功能和监督功能在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防止财政权力的滥用和失范。但在具体方式上，前者主要通过制定行为准则而实现，后者则有意设置一种外在的强制，督促财政机关切实履行职责。
以财政监督法为例，其制定和实施的目的就在于监督财政权力的合法有效运行。按照财政监督法的要求，财政监督机关应当依法监督财政机关正确履行职责。如果发现违法行为，可以进行相应的处理甚至制裁。我国《审计法》的主要功能就在于此。
为了使财政法的权力监督功能更加深入细致，除了专门的财政监督法之外，财政法一般都赋予权力机关对财政行政机关、上级财政机关对下级财政机关的财政监督权。另外，财政相对人对财政行政机关提起的财政行政诉讼，也是人民藉司法途径监督财政权力的有效方式。
【注释】
[1] 参见蔡茂寅：《财政作用之权力性与公共性》，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5卷第4期。
[2] 参见李建英编译：《苏联财政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9页。
[3]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33页。
[4] 参见张守文主编：《财税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9页。
[5] [苏]M.A.古尔维奇：《苏维埃财政法》，刘家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6-37页。
[6] 参见漆多俊著：《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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