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当代功能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5-16
先来看看这一理论在目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的象征，它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沙夫认为，只要当今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内在矛盾，只要生活在这一社会中的人们仍然非常痛苦，那马克思主义不会过时。问题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观念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观念和方法可能引起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从而相应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功能也会作出不同的评价。
早在苏东剧变即冷战结束之前，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像沙夫这样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方法的现实性的研究。
他们提出，在马克思那里，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方法。其一是像《资本论》所做的那样，主要批判资本家如何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主要批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他们认定，这种批判方法已不适合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关键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是自动化生产，在自动化生产条件下，随着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人数的减少，“蓝领工人”在其中的作用的大大降低，越来越可以把价值创造源泉归结到自动化设备本身。既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坚持机器只能转移旧价值，活劳动方能创造新价值，那么它便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价值创造问题。而随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过时”，以此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也“告吹”了。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仍拘泥于用“剩余价值理论”作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出发点，那么必然会看不到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之所在，甚至因为根源于资本家榨取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阶级矛盾的消失，而断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进入“太平盛世”。
其二是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样，以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特别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出发点，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如何造成人的崎形发展，如何摧残人性。他们认为，正当前一种批判方法因不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而失去战斗力时，后一种批判方式越发显示出其“后劲”。用“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矛盾消失了的世界”，而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特别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分析，所看到的一是派栋折榱崩、世风日下的景象。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激烈批判者，显然，这种批判是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出发点的批判。
苏东剧变即冷战结束后，随着一大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制度，从东方到西方，在全世界范围内奏起了歌颂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赞歌。正是在这关键时刻，沙夫以及其他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挺身而出，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康物阜”只是表面现象，而掩盖在这一“表面现象”背后的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他们继续运用那种以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出发点的批判方法，揭露冷战结束后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本来面目。
在这种新的形势背景下，他们更加推崇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出发点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方法。他们确认自50、6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在马克思那里有两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方法，而只有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出发点的批判方法才具有生命力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他们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一种抓住了人的根本的理论。通过对它的深入理解，可以发现这种理论的生长点就在于人的存在状态。它不仅关心人的物质生活状态，而且关心人的精神生活状态；不仅关心人的现实状态，而且关心人的潜在状态、发展状态。在这种理论看来，人的存在状态全面合理化就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意味着社会的真正进步。他们认为，一方面由于加深了对这一理论所蕴含的深刻意义的认识，另一方面鉴于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被经济至上、物质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蒙骗，就更加坚定了用人是否全面发展作为评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准。
沙夫富有感情地指出：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人都会深切地感受到，无论资产阶级怎样炫耀自己的价值观念，它们所拥有的精神遗产无论如何不能代表人类文明的最高目标和追求方向。没有两极分化，生活有保障，在物质生活资料相对充裕的同时，精神生活也非常充实，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见义勇为，先人后已等社会状况，与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两极分化，尽管物质生活充裕，但精神上极端空虚，用精神上的堕落换取相对丰富的物质生活，人不但成了“劳动机器”，而且又是“消费机器”，损人利己，尔虞我诈的社会状况相比，无论如何要崇高得多，永恒得多。他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指在各方面的充分或最大限度的发展，是指由片面到全面，由畸形到完善，由贫乏到丰富，由潜在到现实的发展，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而且大量的事实告诉人们；资本主义进入当代资本主义阶段，人离开全面发展的要求越来越远。如今，不仅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片面地畸形发展，而且资本家自身精神也扭曲、颓废。（亚当·沙夫《做马克思主义者，不做教条主义者》载波兰《论坛报》1999年3月14日）
当然，苏东剧变后，国外特别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用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评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苏东剧变前比，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比较一下，起码有以下四点不同：
其一，如果说在苏东剧变前主要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像沙夫这样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把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作为评判资本主义的主要标准，那么在苏东剧变后，包括原共产党的一些理论家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左派人士，都热衷于这样做；
其二，苏东剧变后这些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派人士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时，对作为这种批判的理论出发点的马克思主义的人
的全面发展理论进行了新的阐述，大大丰富充实了其内涵，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也包容在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之中，这样，他们相应地也就把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人的片面发展的批判与对这一社会人与自然相互对立的批判结合在一起；
其三，苏东剧变后的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左派人士不但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作为出发点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提出要用这一理论作为社会目标，来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如法共理论家吕西安·塞夫指出：要通过向人民群众提出反对金钱至上和金钱社会的资本主义，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等社会目标来重新争取人民群众。法共的另一理论家拉扎尔也指出，如果仅仅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来看，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确实大不如以前，但如果从整个社会尤其是精神方面看，马克思主义要做的事情很多，资本主义主义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法国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来逐步改变资本主义的统治状况，吸引人民群众，借此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
其四，苏东剧变后的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左派人士一方面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来评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通过剖析这一理论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功能，来说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近年在西方召开的一系列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研讨会，其鲜明的主题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以此来表明“马克思主义仍然活着”。
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沙夫等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苏东剧变后，更加注重用这一理论来评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把此作为社会目标来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无可厚非。
四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性不言而喻，那么，这一理论在像中国这样的正在致力于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也具有现实性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意义，是否也像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样，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导向作用？
对此，沙夫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当代意义不仅体现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就某些方面讲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它。（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意义》载德《马克思主义杂志》，1996年第3 期）国外特别是西方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回答也是肯定的。德国的费切尔就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作为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认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人的能力能得到全面充分的发展，人的积极性能充分地调动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欧代表团在“访欧纪要”中谈到，他们印象较深的是，这些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更多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理论，他们以各种方式委婉地告诫说，中国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重视这一方面理论的指导作用。
但是，在我们中国有些人不这样看。他们不但否定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而且否认这一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指导意义。
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是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离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远。当前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人的全面发展是建立在物质生活水平高度提高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在中国提倡人的全面发展现在还远不是时候，一定要等到将来经济真正赶上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才可谈及人的全面发展。不能把将来要做的事放到当前做。在中国当前就提倡人的全面发展，会严重干扰人们聚精会神地抓经济建设，而且也不可能达到人的全面发展之目的。这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臆想”，至于因单纯重视经济建设，引导人只注重改善物质生活，从而出现的人的精神沦丧、畸形发展等现象，那不必大惊小怪，这是完全正常的，是经济发展必定要付出的代价。不这样中国是富强不起来的。蝴蝶是由毛毛虫嬗变的，中国要成为“蝴蝶”必定要经过“毛毛虫”这一阶段。只要中国真正在经济上强大起来了，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真如沙夫等人所指出的，这是一种标准的唯生产力论、经济主义。这种理论的发明权其实是属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的。但遗憾的是，在我们中国，一些人竟把这种理论当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宣传和推广。他们把这种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混为一谈，并且似乎在当前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主要是坚持这种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在当前中国的意义也主要体现于这一理论的功用上。
由此出发，他们即便承认马克思主
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现实性，也反对运用它来指导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
这里涉及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行不行，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会引向何方。
关键要明确中国进行的是在代表极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它不是完全要重走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根本不同之点在于，它固然也致力于发展经济，但绝不把发展经济视为目的，而是当作使人得以更好地发展即全面发展的手段和条件。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生产是人的目的，人的发展要服从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情况正好相反，人的经济生产的目的，经济的发展要服从于人的发展。也就是说，不是一切工作围绕经济发展这个中心，而是一切工作包括经济发展方面的工作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这个中心。经济发展并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所有的问题。社会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人们在个性、需要和才能发展方面提出的种种问题，是经济发展远不能加以解决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比较竞赛，不应被看作是一场经济水准和物质财富的比较与竞赛。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是主要体现在更高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上的，而是体现在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这种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性质与特点，决定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指导。
如果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忘记了这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把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丢在一旁，实施“单纯经济增长”战略，那后果是可怕的。尽管人们现在对这种严重后果尚未完全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逐渐感觉到其负面效应的。现在人们普遍有这样一种认识：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发展经济，好像两者在做同一件事。只是前者比后做得更早、更好。西方资产阶级可以很有理由地说，瞧，我们发展得多好，你们不行，你们走社会主义的路走错了，回过头来还得照我们的一套办，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当然会有人去附和这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要解决这个问题，把经济搞上去当然是一个前提。但如果仅限于此，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说明我们为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事情非常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即使真的把经济搞上去了，一些人也会说，这是由于实施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一套的结果，所以还是把经济搞上去的功劳记在资本主义的头上，还是体会不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所在。
不错——蝴蝶是由毛毛虫嬗变的。但一切美丽的东西必先在某一阶段是毛毛虫吗？中国的富强必定要以人的“精神沦丧”、“畸形发展”为代价吗？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是否一定得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后面吗？中国必须要富强，中国必须要把经济搞上去，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一定要等到国家富强了，经济发展了，再去解决各种精神方面的问题，再去考虑人的全面发展？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既发展经济，增长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与此同时又不失时机地促使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现代化建设，能够做到使经济与其他领域协调地共同发展。再说，经济的发展本来就不是与其他领域的发展对立的，人的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本来就不是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冲突的，我们完全可能做到“鱼与熊掌兼得”，在哲学上讲，这里有一个历史主体的主动性的问题。当历史的主体已经有了自觉的意识——必须走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以充分地实现自身、发展自身，那为什么不主动地驾驭历史发展的主动权，而还去受盲目必然性支配呢？
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演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进步。但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如果真正欲用这一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经济建设，那起码得做到以下两点：
其一，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不要忘记经济建设仅仅是手段，它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是为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要服务的。应使经济的发展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
其二，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不要忘记尽管经济发展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主要的手段，但为达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的还应有其他手段，因此必须让经济发展这一主要手段与其他手段相互协调、相互配合。
经过
上述分析应不难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对像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说，这一理论对正在努力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的重要性，一点也不逊于正企图改变“物质丰富，精神沦丧”现状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因沙夫他们重点是论述这一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性，从而对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性只是提及而没有完全展开，所以笔者不胜其烦地在此多议论了几句。
以上是沙夫从其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观点出发，论述马克思主义何以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怎样才能具有现实意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究竟在哪里的全部内容。我们不否认他的论述中有不能自圆其说，甚至错误之处，但是他的论述会给人们诸多的启发，这是无可争辩的。特别是他使人们真正看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当代功能。正因为在沙夫看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性，当今世界仍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从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前途充满了信心。让我们转述他在他的文章中所举的一件“怪事”来结束全文。他说，如今的世界“有许多怪事”，“怪事”之一就是：原苏联和东欧的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颜色，现执政的基本上都是一些马克思主义坚定的反对派，他们把许多年轻的学者，特别是年轻的经济学者送到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去留学，让他们去学习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和其他方面的理论，希望他们回国后用它们来指导本国的实践。可是意想不到的是，他们中不少人回国时却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亚当·沙夫《需要一种新左派》，载德《马克思主义杂志》1997年第2 期）沙夫企图用这一“怪事”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当今的巨大影响和不可战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