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5-16
第二，资产阶级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证明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对林加尔特的书所做的有关英国会议的摘录，几乎全都是关于城市的兴起和资产阶级发展问题的。马克思也根据法国史研究了城市的兴起、资产阶级的产生以及它反对封建主的斗争。他注意到，城市公社的形成，特别在法国，是资产阶级产生和地位提高的结果。他从施米特的《法国史》中摘录了这样一段话：“对城市公社的事务的共同关心把他们彼此联合起来，正是在公社中要处理这些事务并适当地领导这些事务的任务，导致了管理艺术的产生。”这实际是在探寻国家是如何具体地、历史地从市民社会中产生出来的。他摘录了许多有关国家政策是由有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所制约的论述：在英国，“国家制度的许多改革，（其起源）与其说归功于开明的政策，不如说归功于自私自利的打算。”马克思摘录了达律的《威尼斯共和国史》中谈到城市公社中财富成了参加管理的资格证的那段话。通过对有关著作的摘录和研究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是私有财产统治的政治表现。马克思于当年9 月写于克罗茨纳赫给让·卢格的信中，已经明确地表述了这一思想。
第三，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1.经济因素是引起革命前的冲突的重要原因。马克思详细地援引了波尔多议会对国王占有加龙河和多多尔涅河河口的冲击土地的决议的抗议书，强调指出下列论据：国王的特殊状违反各种神圣的财产法律……有破坏财产的企图。从这里可以看到，政治的斗争是围绕财产问题展开的。2.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财产问题也是斗争的焦点。马克思摘录了有关1789年8月3日夜间由制宪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废除封建义务的法律，虽然剥夺了封建贵族的资产，但资产阶级自身的财产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马克思评论说：“这里有很大的矛盾，因为为了一方的被认为不可侵犯的财产，要拿另一方的财产来作牺牲。”资产阶级的政权是为维护其阶级利益服务的，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3.在有关复辟时期的材料中，马克思摘录了兰克的《历史政治杂志》。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看到，在1789—1793年革命时期，法国在所有制形式方面发生的变化非常深刻，以致使波旁王朝无法完全恢复旧制度。可见，财产关系的变化对政治设施的影响是巨大的。
以上的分析表明，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认真摘录分析研究了人类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从空间上说，涉及到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波兰等欧洲的主要国家以及美国，从时间上说，从公元前600年到19世纪30年代，前后近2500年。 在如此广泛的时空范围内，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点都得到了检验和证明。从此，这一观点由假设变成了科学原理。
三
（一）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过程中，理论知识与经验知识交织并存，要高度重视经验知识在理论形成中的作用
从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中充满了经验认识与理论认识的矛盾斗争，是二者由对立走向统一的过程。这里经验知识主要指两方面，一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获得的社会实践知识，这是直接的经验知识；二是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通过研究世界历史所获得的历史知识，这是间接的经验知识。理论知识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法哲学；二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认识过程，其中既有经验与理论的冲突，也有理论与理论之间的矛盾。客观地说，经验知识与理论知识在这个理论形成中的作用是不分伯仲，同等重要的，上文对马克思思想历史的剖析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但由于我国学术界以前受苏联本世纪30年代马
克思主义形成三阶段论的影响，侧重于研究马克思思想形成中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和作用，即侧重于研究理论知识的作用，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经验知识对唯物史观形成的重大意义。有鉴于此，笔者在此着重论述经验认识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形成的重要作用。
1.经验知识的直接作用
这个直接作用就是建立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经验假说和使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得到验证，这已经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作了具体的论述。科学哲学认为，经验假设与经验验证在一个科学理论的形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经验假设，从理论批判的角度看，这是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反例，是马克思理论批判的突破口；从理论形成的角度看，它是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源泉，理论最终根源于现实经验，唯物史观从一开始就表明了这一点。理论的创新发展离不开现实社会生活，今天依然如此。而《克罗茨纳赫笔记》的验证作用对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来说则是关键的、根本性的。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之前，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虽然经历了经验假设和理论论证两个阶段，但在总体上，这一思想还停留在理论思辨的层次上，依然还是一个理论假设。而在经过了欧洲主要国家近25个世纪的历史经验验证之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就不再只是一种思想认识的成果，而且还是人类历史本身客观真实的必然联系，是一种客观历史规律。正确反映了这一历史规律的理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由此就成为科学的理论。马克思的思想历程清楚地表明研究、发现历史规律，离不开对丰富翔实的历史经验本身的研究，而且这一研究也不能用理论思辨来代替。
2.经验知识及在此基础上生长出的社会唯物主义思想奠定了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思想基础，同时也决定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态度
马克思为什么能实现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直接地看，是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所提供的颠倒法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观点进行颠倒的结果，但这里还是有问题：作为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思为什么能够接受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的方法并用来对自己所信奉的理论进行批判呢？这还得从马克思思想的内在发展中寻找答案。
《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一方面其思想理论基础从整体上看是黑格尔主义的，另一方面，通过实际参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社会现实来分析法律条文的实际社会生活内涵，以及对当时现实社会生活的调查研究，马克思的社会经验知识日益丰富。在此基础之上，作为唯心主义者的马克思，其思想上的唯物主义因素在逐步成长，而且从一开始，马克思思想上的唯物主义就不是自然唯物主义，而是社会唯物主义。如在这一时期早些时候，马克思从社会现实生活中发现了国家和法对物质利益的依赖性，而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认识社会问题的唯物主义倾向得到了明确的表述[4](p216)。在这里， 马克思明确地反对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即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社会现象，而鲜明地主张用唯物主义方法来研究社会，即用社会的客观关系来解释活动，并且认为这种社会关系就像自然规律（化学规律）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可以看作是唯物史观中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的萌芽。
正是这种在关注社会问题、研究社会现象（马克思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哲学与现实的结合）中生长出的社会历史观方面的唯物主义因素，一方面奠定了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哲学的思想基础，没有这一内在思想基础，马克思是不会受到费尔巴哈影响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早在1842年初就已出版，但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还没有接受费尔巴哈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决定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态度，即肯定之中有否定，接受之中有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是唯物主义，认为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相反。而马克思在自己对社会的研究中也发现，思维、意志等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它们本身是被决定的东西，这使得马克思能够接受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原则。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种自然唯物主义，当它上升到社会历史领域之中时就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而社会历史问题正是马克思关注的焦点，由于这，马克思又不满意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1843年3月13日， 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写道：“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6](p442-443) 马克思的理论创造活动是紧密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斗争实际进行的，而费尔巴哈的哲学则远离社会现实，这当然会引起马克思的不满。例如，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强调关于“爱”的哲学，费尔巴哈认为，把所有个人联系到一起的就是“爱”，爱使人类组成一个整体，因而把人提升到类存在物，同时，爱也使
有限的个人具有了无限的意义。但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却很少看到“爱”，他更多地看到的是林木占有者对捡枯枝者的贫苦人民的迫害，看到的是普鲁士政府对摩塞尔河畔葡萄酒酿造者求助呼声的压制，爱的哲学在这里没有任何现实的基础。这怎能不使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抱怀疑与批判的态度呢？
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在考察了国家产生发展的真实历史经验后指出：“因此，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7](p368)。 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明确指出了现实决定观念的唯物主义原则。这一事实再次表明，马克思的社会唯物主义思想是直接奠基于真实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是直接来源于历史经验，而绝不是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理论的简单接受。
3.经验知识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认识论根据之一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开始了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论批判，但批判黑格尔哲学并非始自马克思，这是不争的事实。青年黑格尔学派的许多人物，如大卫·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等人都曾经批判了黑格尔哲学。马克思的批判不是从宗教或哲学体系入手，而是从法哲学入手，而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实际上主要是以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第三章《国家》为直接批判对象的，这是为什么？马克思为什么没有选择其他的批判对象？这在一般的马哲史研究中似乎不是一个问题。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密切相关，因而值得重视。
对于上述问题的全面回答，也许要追溯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的思想历程，因为他在大学学的是法律，并且有过构造法哲学体系的尝试，但这已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在本文关注的思想进程中，我认为，《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于议会及有关政府机构所获得的经验知识，是他能够展开对国家问题的理论批判的重要认识基础。没有这一时期的经验认识作基础，他的理论批判就无法深入下去，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无法进行。所以正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获得了对现实国家的真切知识并发现了这些知识与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矛盾，才使马克思在着手批判黑格尔哲学时选择了法哲学（国家问题）作为批判对象。
如果将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发表的有关文章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放在一起比较阅读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两者在一些具体论题上是基本一致的，在后者以概念形态出现的主权、立法权、行政权等，在前者之中都有具体的经验形态的存在。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根据经验事实得出的一系列经验知识（经验假设），构成了他对黑格尔法哲学各个环节进行理论批判的重要依据。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既依赖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同时也依赖于这些经验知识，后者是批判得以进行的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因为根据事实对理论作出的批判更有力。《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理性国家观与现实国家的矛盾，这一点本文已在第二部分指出，而他本人主编《莱茵报》的实践以及最后《莱茵报》被查封的事实，使马克思认识到现实中的国家根本没有黑格尔所说的那种普遍理性的性质，现实中的国家也没有起到社会调节者的作用。正是这种经验知识使马克思对国家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了重新理解，并得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而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研究的世界历史经验构成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直接根据，这在本文前面已经指出。
（二）在创立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过程中，马克思同时运用了逻辑方法与实证方法，应高度重视马克思对实证方法的运用
有人对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研究方法作了分析探讨，认为青年马克思主要是用哲学方法，从哲学领域来寻找批判现实社会的武器，从逻辑分析的理论高度创立唯物史观，是对唯物史观的逻辑把握。根据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第一原理时所运用的方法，我们认为，这种概括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偏颇的。还有学者虽然认为实证方法是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科学理论的产生、发展共命运的，但却认为唯物史观理论在史学方法论上是侧重于依据逻辑方法取得的。也有的论者认为马克思是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发表后，才开始注重实证方法的运用。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在创立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过程中，马克思就同时运用了逻辑方法与实证方法，这两种方法的运用在马克思的研究过程中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鉴于马克思这一时期对逻辑方法的运用已得到普遍认同，而对实证方法的运用则普遍没有得到重视，笔者在下文中将着重指出马克思对实证方法的运用。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分析普
鲁士国家的各种现实问题时，就经常运用了实证分析的方法。在对国家与法的有关理论问题的研究思考中，马克思都是紧密结合普鲁士国家的社会现实来进行的，将他对众多问题的研究集中起来看，可以说马克思对当时的整个普鲁士国家政治与法的各方面进行了一次实证解剖。这种实证解剖虽然是在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指导下进行的，但由于马克思分析问题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还是得出了许多正确的且具有长远影响的结论。马克思曾作为编辑向投稿者提出要求：“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说些漂亮话，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8](p62)马克思是这样要求别人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这种注重实际的研究方法在他发表在《莱茵报》上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了体现，他的研究完全是建立在对具体对象的具体分析之上的。
而马克思在接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影响的同时，也接受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方法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使马克思认识到，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应当是感性、经验事实，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或普遍的思想原则。可以说，这种把感性和经验事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方法比费尔巴哈哲学本身对马克思的影响更为深远，正是由于掌握了这一奠基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实证方法的精髓，马克思才能超出费尔巴哈，在后者很少涉足的社会历史领域开始了创立唯物史观的伟大工作，直至在表达成熟形态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明确指出以经验事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方法是唯物史观的科学的研究方法。
正是由于费尔巴哈方法论的要求，使马克思开始研究世界历史，历史是社会领域的经验知识，这一研究的直接成果就是《克罗茨纳赫笔记》。从本文对《克罗茨纳赫笔记》的介绍和有关引证可以看出，它主要是对史料的研究，但这种对具体史料的研究又是围绕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这个理论问题而展开的。这表明，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运用了典型的实证研究方法。
通过历史研究和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对实证方法有了更加自觉的认识，这就是，辩证方法必须与实证方法相结合。黑格尔关于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理论在其正反合的三一式逻辑结构中是能得到证明的，但在历史与现实中却是错误的。可见在黑格尔那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4](p263) 黑格尔法哲学不过是逻辑学某一章的简单运用。黑格尔不能通过对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领域的具体实证材料进行分析而发掘出该领域的特殊辩证法，这正是黑格尔哲学在国家问题上发生谬误的致命原因。由此也可以看出，辩证法如果不能和实证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它所导致的结论将是空洞和荒谬的。因此，研究问题“不在于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去寻求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4](p359) 只有将辩证方法与实证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才能发现客观规律。马克思发现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规律，正是正确运用辩证法与实证方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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