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会计信息披露的三个基本理论
实证会计理论以代理理论为依据广泛运用于会计实务的解释。自从1933年伯利和米恩斯（Berle＆Means）合著的《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一书出版以来，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已成为现代股份公司的重要特征，而且公司所有者与公司经营者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Principal-agent）。霍姆斯特朗认为，最有效的激励计划就是让代理人分担一部分行动后果（如利润分享、剩余利润等）（Holmstrom，1979）。运用到财务会计上就是建立完善的会计信息披露机制，促使公司经营者提供他们与股东双方可共同观察到的，能传递不包含在回报衡量本身中的有关经营者努力程度的专有信息，并且也能限制经营者通过各种会计政策的选择来操纵上述信息的相关可靠性，从而使股东较容易观察和控制经营者的行为，进而减少两者之间的代理成本，并最终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理财目标。
可以说，实证会计理论在对会计信息披露实务的解释方面是卓有成效的。首先，实证会计理论揭示了资本市场对会计信息生产者的激励机制。规范会计理论（NormativeAccountingTheory）认为，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和获取与理解信息的能力不同，公司经营者会基于自利和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总是倾向于少披露真实会计信息甚至披露虚假、扭曲的会计信息。相反，实证会计理论指出，在资本市场有效性的假设下，经理人才市场（Fama，1980）和公司控制市场（Manne，1965）是公司经营者产生充分信息的非契约性动力，从而有利于股东对经营者的有效监督，进而减少两者之间的代理成本。其次，实证会计理论对于会计准则制定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实证会计理论认为，不管资本市场有效性理论的含义如何，即使会计政策不直接影响公司的现金流量，但是会计政策的选择对于财务会计报告的各种使用者也还是具有经济后果的（Economic Consequences）（Zeff，1978）。也就是说，会计准则制定不仅要考虑“技术”（如使用何种会计方法能更有利于计量公司的收入与成本），而且也应注意到执行会计准则将会产生的各种经济后果（如财富的再分配、风险程度及其分布以及制定、执行条例和诉讼成本等）。正是如此，会计准则执行所产生的诸种经济后果使得会计准则制定更加复杂化，因为它要求在会计理论领域和政治领域两方面达到“微妙平衡”，从而使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必须允许不同的利益集团参与会计准则制定，并发出征求意见稿（Drafts），让所有的利益集团有机会对拟定的会计准则公开发表不同意见。当然这也使会计准则制定程序和会计理论研究更具有挑战性和趣味性。
四、结论
不难发现，上述三种会计信息披露理论各有侧重。具体而言，会计信息披露的新古典理论是研究会计信息披露理论的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是一种理想化的会计信息披露框架，不具现实可行性；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理论和实证理论考虑到特定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各种综合因素，并反作用于理论研究的结果，只是在准则制定过程中，前者更强调第三方的干预，后者更偏重于发挥市场机制应有的作用。然而，这些理论都只是从静态角度，而未以会计制度变迁（动态和发展）的眼光来考察会计信息的披露。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InstitutionalAnalysis）不断应用于社会科学中的众多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它主要采用相互作用式的研究方法对现行制度进行比较分析，侧重于在博弈论的框架中研究制度的多样性、互补性与路径依赖性。在一个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的世界里，好的制度可以帮助有限理性的参与人节约决策所需的信息加工成本，因此运用比较制度研究中的分析方法研究会计信息披露无疑是一种独辟蹊径的研究思路。它不是单纯地比较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所产生会计制度（会计信息的公允披露）的优劣性，而主要是研究某种会计制度安排在特定环境中的起源、变迁以及自我实施等问题，更好地实现了会计制度安排与其他制度安排的互补。当然，一国的会计制度也是特定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中的各种利益集团力量此消彼长的综合结果，从而影响了它的制定、变迁以及交易成本的高低。毋庸置疑，世界产品与金融市场的日益全球化，将推动各国会计准则的不断趋同，佐证就是最近欧盟宣布采用国际会计准则来处理欧盟内公司的会计业务。然而，由于政治、法律、文化及其历史传统的差异，这种演化的方式很可能会相当不同，这就意味着全球会计制度的趋同将是一个逐渐演进的长期过程。这对我国如何制定和修改会计准则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