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一把手”应认真看待公民宪法权利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7-24
这些非法的侦查活动严重侵犯了秦中飞和至少数十名被调查者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有关报导表明：在公安机关的侦查过程中，警察搜查了秦中飞办公室的书籍、电脑等，没收了秦的通讯工具手机及QQ号；为找到所有的通过短信和QQ收到过《沁园春·彭水》这首词的人，警察逐一盘查，对秦中飞及其收到和传播这首词的所有人的通信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这些人被公安局分成了几拨，分别问讯，然后公安局再对各组情况进行汇总，确定了一些没有说清楚的人的名单，次日再次进行传唤，被叫到公安局问话的据说有40多人；警察还在秦中飞QQ聊天记录里发现了一些有关国家领导人的图片，他们把这些图片打印出来，追问秦从哪里接收的、又发给了谁，等等。这些都是彭水县公安部门严重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事实。
（四）当地公安部门的行为直接侵犯了秦中飞和众多被调查者的言论自由，间接侵犯了全县人民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公民对于政治和社会的各项问题，有通过语言方式表达和交流其思想与见解的自由”。[6]我国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秦中飞填写《沁园春·彭水》这首词对地方事务及其党政领导发表看法，并将其通过短信和QQ传递给他的亲朋，不过是在行使这种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罢了。当然，言论自由也是有限度的。在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民法通则等法律都明确规定了言论自由的界限以及超出界限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依据这些法律，不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言论主要有：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言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言论，猥亵性言论，等等。秦中飞的《沁园春·彭水》这首词被彭水县公安、检察机关认为属于诽谤性言论，涉嫌诽谤当地的党政主要领导人。诽谤的重要特点就是捏造事实，那么，判断《沁园春·彭水》这首词是否属于诽谤性言论，关键就在于它是否捏造了事实。但从报道的情况来看，这首词里所反映的情况均系彭水县客观存在的一些现实，诸如一些久而未决的工程等，并非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而且按秦中飞的说法，他把这些写在诗词里，“是出于对执政者的一种善意规劝” ，“没有任何政治目的” ，“不针对任何人”。然而，在当地政府官员们看来，秦中飞之流都是些“刁民”，所有事情均是由“刁民”鼓捣出来的。按县委秘书庹某某的说法：“秦中飞诽谤案，重庆市媒体从没报道过，在网上发帖子的总是那么几个相同的人，他们是存心破坏社会秩序。”按照这种思路，批评、非议地方事务者都是“刁民”、其行为都是与政府作对、都是存心破坏社会秩序。地方官员抱着这种封建官吏的心态，他们自然不可能尊重公民的言论自由。
彭水县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侵犯是严重和系统性的，的确像有人在网上批评的那样，是在制造新型文字狱。公安部门大规模传讯无辜公民，反复追问他们发短信的动机，核对转发的名单，要揪出躲藏在诗词背后的“黑手”。公安部门的人还把案件往党和国家领导人方向扯，说什么在秦中飞QQ聊天记录里发现了一些有关国家领导人的图片，这些图片“破坏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甚至牵扯到非法组织”，“已经由公安局国保大队立案并查”。可以看到，彭水县有关地方国家机关的官员在整个侦查过程中肆意践踏公民基本权利，挖黑手、无限上纲、罗织罪名，搞的完全是封建专制和“文革”那一套。这些非法的恫吓手段造成了恐怖气氛，直接侵害了秦中飞和众多被传讯者的言论自由，间接侵害和压制了全县人民的言论自由。其结果是彭水县城的人们开始人心惶乱，按当地一位退休干部的描述就是，“人人自危，不敢谈论政治”，“没人敢对政府官员说三道四”。难怪有人民代表说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在彭水“全部消失了”！这是最严重的社会不和谐！
（五）当地公安部门、检察机关还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人身自由即公民有支配其身体和行动的自由，非依法律规定，不受逮捕、拘禁、审讯和处罚。[7]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资料显示，由于当地警方超越职权范围，枉法办案，检察机关放弃法定职守，配合警方违法作为，致使秦中飞办公室遭到搜查，被戴上手铐右手反铐在墙上，总共被非法关押达29天之久。当地公安部门、检察机关对秦中飞一个月的关押完全属于非法羁押，秦中飞的人身自由受到严重侵犯。
一个本属自诉性质的案件，是当地党的主要负责人个人与秦中飞个人之间的争议，可公安部门、检法机关却知法犯法、出面帮忙大打出手，非法拘禁秦中飞，自甘做地方主要党政主要领导人个人的看家护院者。这很不应该，也发人深省。
（六）秦中飞案的启幕和落幕过程显露出我国在公民宪法权利保护方面还有重大的制度性缺失。这方面的制度性缺失至少有如下数种：
1、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各市（主要指县级市和一般的设区的市）、县的党的主要领导人事实上可以在本地统驭一切，权力过于集中。由于地方党的主要负责人事实上可以左右本地所有党的和各个地方国家机关的行为，这就为他们在他们认为必要时不受阻碍地超越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力提供了制度条件。一旦他们出于私利或其他考虑不能自觉守法遵纪时，其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违反宪法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通常很难受到制约。秦中飞案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存在。在现行体制下，既然彭水县的党政一把手都是这个所谓诽谤案的“受害人”，县委书记已经放手让这些事情由公安机关“处理”，县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也表示 “秦中飞破坏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甚至牵扯到非法组织”，那么，公安局及其刑警队、国保大队还敢不闻风而动？检察院还敢依法不批捕？至于法院会怎么做，也是不难想象的事情。一旦形成如此局面，像秦中飞这样的犯罪嫌疑人、他的家人，以及本地区区一个律师，恐怕是无论如何也没法在法定制度内寻求到正义的。
2、在地方同级党委及其重要负责人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宪法规定的公安部门、检察院、法院三者之间的法定关系往往被扭曲。宪法第13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就秦中非案而言，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当地党的主要负责人的授意下配合相当默契，丝毫没有相互制约。如果这个案子起诉到了当地法院，相信法院也很难不予以配合，因为谁都知道，县法院院长与县委书记间是什么样的组织关系。
3、如果面对地方同级党委及其重要负责人的直接干预，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等宪法权利将事实上顿失法制保障，这点表明我国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体制仍然是脆弱的。道理很简单，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的保证，而地方同级党委及其重要负责人（如市、县委书记，市、县委政法委书记）的直接干预将使得公、检、法三家只能按领导意图互相配合，不能互相制约。秦中非案的侦办情况表明，在本地党的重要负责人有了要追究他刑事责任的确定的意向后，他不够犯罪嫌疑人标准可以成为犯罪嫌疑人，不应被搜查、刑拘变成可以被搜查、刑拘，不应被批捕、被逮捕变成可以被批捕、逮捕。这很糟糕，但还不可怕。可怕的是秦中飞们一旦面对这种遭遇，他们将没有可以维护自己宪法权利的制度依靠。以秦中飞个人的命运为例，他如果不是其亲友通过有正义感的朋友的帮助诉诸舆论，他今天可能已被定罪下狱。
（七）要有效保障公民宪法权利须调整地方国家机关职权划分和完善党对地方司法事务的领导方式。中共中央已经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第四大问题就是“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笔者以为，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确立下面两点认识很重要：
第一，滥用公权力、侵害公民宪法权利是破坏社会和谐的最大乱源。公民个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也破坏社会和谐，当然要依法予以惩罚或制止。由于公民个人的分散性和个人所能掌握的犯罪手段的有限性，握有强大物质力量、组织资源的国家可以比较容易地将他们对社会和谐的破坏性降低到最小程度，控制在一个相对而言很小的局部。而掌握公权力的机关则不然，一旦它们违反宪法和法律，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必然造成对于一个地方乃至全社会全局性的严重的不和谐。在我国历史上，“反右”、“文革”是最明显的例证。从秦中飞案的处理过程看，情况也是这样。秦中飞编发那样的短信，对彭水的社会和谐谈不上有什么损害；倒是彭水地方当局非法检查公民通信、非法追查“诽谤”，侵犯公民通信自由、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的做法，搅得全县气氛惊恐、民众人心惶惶。
第二，加强包括司法制度在内的制度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但不可以把坚持党的领导等同于坚持地方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对本级法院、检察院的领导。坚持和实现党对地方事务的领导有多种制度选择，例如，本地法院审判员、法院院长、副院长的人选是由本级党委推荐还是由上级党委推荐，是由本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产生还是由上级国家权力机关产生等等技术性安排，就根本不涉及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的问题，只涉及怎样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的问题。
基于以上认识，也鉴于秦中飞案和许多其他类似案件的教训、包括诸多酿成涉及死刑的重大错案的教训，笔者郑重建议党和国家的有关机关从三个方面考虑着手加强公民宪法权利保障制度、尤其是其中的人身自由保障制度：1、按照世界各法治国家通行的，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惯例，将对公民的批捕权由具有行政性质的检察院手中转移到履行依法居中裁判职能的法院或法官手中。2、改革地方法院法官（包括院长、副院长、审委会委员等等，下同）人选的党内推荐制度，在市（不包括直辖市）和区、县两级，将本级人民法院法官人选由本级党委向本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推荐，改为由上级党委向上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推荐。3、将本级人民法院院长由本级人大主席团提名、本级人大选举和罢免改为由上级人大主席团提名、上级人大选举和罢免；同时将本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委会委员、审判员等等法官由本级人民法院院长提名、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免，改为由本级人民法院院长提名，由上级人大常委会任免。
如果完成这一改革，我国公民宪法权利保护体制必将比现在的体制更为有效。这一改革还将为我国走出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困扰提供切实可行的契机。从司法制度与政党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调的角度看，这一改革完全可行。从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看，这种改革势在必行。
注释：
[1] 参见《重庆公务员编写短信针砭时弊被刑拘》，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19日01：30 南方新闻网；《重庆公务员编写短信针砭时弊被刑拘始末》，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19日16：15 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重庆公务员写短信被拘续：警方承认属错案》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26日01：54 南方新闻网。在中国法学会和《人民论坛》联合主办、上海市法学会承办的“中国法学家论坛”（2006年10月20日－22日）上，在20日下午的大会发言中，当时即有法学刊物表示要组织对此案的评论。另外，经笔者查证，北美新浪也报导了这条消息，设在香港的凤凰卫视中文台于10月26日晚找学者就此进行了专访。
本文所叙述的事实和后文所引直接引语，均源自上述报道，后文不再另行注明出处。
[2] 龙志：《重庆公务员写短信被拘续：警方承认属错案》，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26日01：54 南方新闻网。
[3] 主要是省会城市以下的设区的市、县级市。
[4] 曾庆敏主编：《法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1页。
[5]参见曾庆敏主编：《法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1页。
[6] 肖蔚云主编：《宪法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
[7]曾庆敏主编：《法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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