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审查”在审理行政不作为案件中的运用
其一，行政主体法律依据审查尚未到位。考虑到王立堂诉北京工商行政不作为案系原告提起的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之诉，因此对于行政主体法律依据以反过来审查为宜，即先由被告出示原告所请求的“对《京华时报》、郭德纲及广告发布人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原告”不属于被告法定职责的法律依据的具体条款。然后由原告质辩，并可以提出相应的反驳依据。由于王立堂诉北京工商行政不作为案审理使用的是传统行政审判方式，当事人因不清楚逆向审查规程和逆向诉辩技巧而没有做这方面的应对准备，因此法庭也就无从归纳履行原告所请求的“对《京华时报》、郭德纲及广告发布人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原告”的“法定职责”的行政主体合法构成要件，从而导致进一步审查缺乏基础。
其二，行政程序法律依据审查尚未到位。对于公益举报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情形另当别论，为了分析的完整，我们权当原告因被告对其公益举报未予作为而提起诉讼符合不作为之诉的受案范围。在这一前提下，针对原告的公益举报请求，法庭如果要求被告出示收到原告的举报后本部门根据举报反映的事实和请求履职的性质应当履行的法定程序法律依据的具体条款，然后由原告质辩，那么，经审查，法庭即可归纳出被告履行原告为公益而举报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的行政程序合法构成要件。遗憾的是，王立堂诉北京工商行政不作为案的审理其实不然，从而导致就“对《京华时报》、郭德纲及广告发布人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原告”的原告请求，被告应该履行什么样相应的法定程序模糊不清，界定不明，定论难下。
其三，行政实体法律依据审查尚未到位。如果原告的履职申请终而得以实现，那么对于违法者，被告应当给予的是行政处罚；一旦给予违法者以行政处罚，那么被告应当依据哪些实体法律、法规或规章等具体条款呢？这就是行政实体法律依据审查环节应当解决的问题。在这一环节，只要被告出示了履行原告请求履行的给予违法者行政处罚的法定职责的行政实体法律依据的具体条款，然后由原告质辩，并可以提出相应的反驳依据，法庭经审查即可归纳出被告履行原告所请求的“对《京华时报》、郭德纲及广告发布人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原告”的法定职责的行政实体合法构成要件，从而明确得出被告是否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实体法律准绳。按照传统行政审判方式观念，对于不作为之诉，行政实体法律依据的审查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王立堂诉北京工商行政不作为案庭审当中自然而然也就不可能出现对行政实体法律依据进行审查的情形。如此一来，被告是否不履行法定职责也就失去了法定标准。
（三）事实证据审查不够到位。
从王立堂诉北京工商行政不作为案的庭审现状来看，法庭对行政主体事实证据没有审查到位。庭审中，被告已经述及原告所请求的查处发布虚假广告违法行为属于违法所在地朝阳工商分局管辖，也就是说对发布虚假广告虽然属于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监督，但按照违法行为地管辖原则，对原告所请求的查处发布虚假广告，本单位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如果被告在行政主体法律依据审查环节出示了《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之类的行政主体法律依据作为大前提，那么只要进一步要求并审查被告出示原告举报的违法其所在地属于朝阳工商分局管辖范围的事实证据，那么法庭立马即可认定原告所请求的对《京华时报》、郭德纲及广告发布人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是否属于被告的法定职责。但是法庭在审理过程当中没有要求或提示被告出示行政主体方面的事实证据，更没有组织对行政主体事实证据进行质证，所做的只是一味询问或听取被告陈述，因而原告所请求的“对《京华时报》、郭德纲及广告发布人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到底属不属于被告的法定职责，庭审过后仍然无法定夺。
如果原告所请求的“对《京华时报》、郭德纲及广告发布人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并向原告书面告知查处结果”属于被告的法定职责，那么只要进一步要求被告出示本单位“对《京华时报》、郭德纲及广告发布人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并向原告书面告知查处结果”符合对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并向相对人书面告知查处结果的行政程序合法构成要件的证据，然后由原告质证，并可以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法庭即可认定被告是否在法定期限内履行“对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并向相对人书面告知查处结果”的法定程序，履行这些法定程序到了哪个环节，各个环节的具体情况又是如何。然而，在审理王立堂诉北京工商行政不作为案的过程中，法庭并未如此对应予以审查，因此无法当即认定被告是否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也无法当即断定可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被告在一定的期限内履行。
即使被告完全履行了“对《京华时报》、郭德纲及广告发布人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并向原告书面告知查处结果”的法定程序，法庭审查也不应就此止步。只有要求被告出示本单位对《京华时报》、郭德纲及广告发布人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并向原告书面告知查处结果符合对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并向相对人书面告知查处结果的行政实体合法构成要件的事实证据，然后由原告质证，并可以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法庭才能认定被告是否在法定期限内正确履行了对《京华时报》、郭德纲及广告发布人刊登“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给予查处，并向原告书面告知查处结果的法定职责。但是纵观庭审整个过程，均未见法庭如此运作，因此当事人最后陈述完毕，离上午下班时间尚有近一个小时的余地，而法庭未能即时合议和当庭宣判也就在情理当中了。
王立堂诉北京工商行政不作为案的审理给当下我国行政不作为案件的审理敲响了警钟。现实证明，在行政不作为类案件的审理中，传统行政审判方式已经软弱无力，不改革不足以有效化解日益增多的不作为行政争议。在这一背景下，逆向审查在审理行政不作为案件中的运用，开辟了突出不作为行政争议重围的新路。当然，由于海淀法院在审理王立堂诉北京工商行政不作为案中运用的是传统行政审判方式，因此以逆向审查原理予以评点一方面未免有些苛刻，另一方面只能浅尝辄止，流于层面，无法借案情的局部查明得出实质性的彻底解决问题的结论。所幸的是通过这一难得案例的评点，我们已经传达了这么一则信息：在行政不作为案件的审理中，还有“逆向审查”这一招，只要这一招运用得当，不作为行政争议势必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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